之所以我们将这套丛书命名为“风度泽国”，是因为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注定了与水有缘。她因水而生，因水而荣，沉浮于烟波浩渺的云梦古泽，蜿蜒于汉水之滨、府河之侧。直到有一天，她仍以水为舞台，以水为布景，导演了一部沧海桑田的纪实长卷，并在历史的大屏幕上奋力推出了一个崭新的片名：东西湖。
春风初度，泽国苏醒，粮仓颠覆了水泊，大地欣欣向荣。
春风又度，斗转星移，一座现代化的城郭拔地而起，厚重的《汉语大词典》和《辞海》即使早已超载，也不得不为她重新修订座位，在“东西”后面添加一个“湖”，在“湖”后面添加一个“区”。从此，汉语中多出的两个名词，就理所当然地归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所有。
泽国已成往事，已成为我们集体的记忆和梦幻。但是，那些远去的风声依旧，水声依旧，橹声依旧。它们依旧滋润着东西湖神话的继续生长和再度发育。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是卷首和开篇。而当这片土地的拓荒者们，将数十年的建设成果以高楼和工业园的形式，以社区和绿化带的形式，以高速路和立交桥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作为见证者和参与者，我们已经没有理由不为这片土地营造出一系列属于精神范畴的标签；我们没有理由不将东西湖人的文化视野和内心风度，以言说和描述的形式，以辩证和推理的形式，以冥想和诗意的形式，敬献给这个时代。在此前提下，“风度泽国”丛书应运而生。
我们都知道，文学艺术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体。文学艺术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大量的社会信息、时代信息、人文信息、美学信息和情感信息。作为东西湖区有史以来的第一套对外文化交流礼品书，“风度泽国”系列的编辑出版对于东西湖区来说，无疑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举。它为外界更深入、更全面地认识东西湖、了解东西湖，打开了一扇独特的窗口。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这套丛书，东西湖区的文化生态就得不到更直观、更集中的展现；如果没有这套丛书，时光的长河中就无法打捞出这么多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遗存，就不会留下这么多鲜活的文化积淀，我们东西湖区文化人几十年辛苦的足迹，就有可能被历史的尘沙所淹没。
近来来，武汉周边的许多兄弟县市都相继推出了自己文化丛书。相比而言，“风度泽国”丛书无论是放在当代中国文化的宏观背景上看，还是放在地方文化的微观层面上看，都具有着不可替代的学术和文本价值，已经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品牌特色。
朱传平的《河东河西》给我们带来了第一个惊喜。作者一直把自己当成文学的局外人，却在不经意间捧出了东西湖区有史以来第一部“东西湖人写东西湖”的长篇小说。
《河东河西》是一部没有主干却“枝繁叶茂”，没有主角却“人多势众”的小说。它以新沟古镇的沧桑变迁为背景，大幅度地还原历史现场，原汁原味地展现了东西湖自晚清、民国到当代的一系列历史轶事、风土人情和商道民俗，塑造了一大批形形色色的，看似远在天边又似近在眼前的人物。它浓缩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在东西湖地区的实况倒影，浓缩了东西湖轰轰烈烈的围垦场面，浓缩了东西湖几代人的生命历程，几乎是为东西湖区打造了一部大型电视纪录片的雏形。《河东河西》虽然在总体构思、立意和叙述结构上仍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但是，小说中许多史实片段的描述，对东西湖区的地方史志绝对具有补遗的作用；小说中关于新沟古镇风貌和建筑格局的详细描述，这对于今后东西湖区重建古镇和开发旅游，提供了最具有“可操作性”的参考依据。
《远去的红帆》给我们带来了第二个惊喜。这是中年才女张彩霞捧出的一部俄苏文学阅读漫记。作者以随笔的方式，以持久而又专注的热情，将目光投向俄苏文学，对俄苏近、现代以及当代的主流作家及其作品（包括小说、散文和诗歌），进行了超视距、多角度的搜寻。作者以一名普通读者的身份潜入俄苏文学的核心区域，采集了丰富的阅读样本，为俄苏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套跨时代、跨领域的全景式扫描识别系统。
作者行走在俄苏文学的旷野，寻找那些曾被暴风雨淹没的绿色；作者徘徊在俄苏文学的殿堂，轻拂蒙在那些历史或人为铸成的青铜像上的尘埃；作者倘佯在俄苏文学的广场，期待与不同的声音正面相遇。《远去的红帆》以时间为经，以人物为纬，以第三只眼看俄苏文学。作者不以专题论述见长，而是以简洁的语言，在作家及其作品中寻觅和确认俄苏文学令人深思的核心，从而帮我们锁定了那么多承载着社会和人类良心的知识分子，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赫尔岑、契诃夫、阿赫玛托娃、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等等，为中国读者有选择性地接近俄苏文学，开辟了一条便捷的通道。
丰汨的《人生演易——还有一窍未通》给我们带来了第三个惊喜。这个惊喜在于，作者本人并非是所谓的“易学专家”，却完成了许多“易学专家”们无法完成的独门研究。作者以道御术，纵横捭阖，旁征博引，以现代人的眼光和智慧，以现代人的心性和情怀，对古老的《易经》进行放大解读，重新发掘《易经》精妙之所在。《人生演易》重在其“演”，重在其“用”，它既像演示又像演说，由此及彼，由点到面，将“六十四卦”和与之相对应的六十四人生态度和处世方略，演示得酣畅淋漓，演说生动透彻。而在“用”的方面，则提供了更多的切合实际的经验、途径、规律和细则。
《人生演易》是一部博古通今生命智慧书，它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诠释出卦象深处有关天道、人道、大道和正道的哲学义涵，而不是以唯心主义的天命观和世俗的目光，去窥视经卦表层的命运占卜之机巧；它同时也是一部继往开来的人生工具书，它揭示的是《易经》卦象中积极、健康而又经世致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醒人们如何思想，如何行动，如何经营好自己的人生，如何管理好自己的人生。
在我看来，这部书无疑是一个文化个体对于文化整体的贡献，它的意义和价值不是区域性的，而是全局性的。
易新生的《借墨还魂》给我们带来了第四个惊喜。“借古今墨宝还书法真魂”，是这本书的主旨，同时也是它的看点和卖点。作者以一个当代书法家的眼光，去检视一大批过往书法家的足迹，并能一语道破每一串足迹其中的玄机（只用一个标题就归纳到位了），若是没有真知灼见，没有真才实学，没有经验的累积，是根本无法做到的。
“从他的文章中，你能读出古人怎么看，还能读出今人怎么看。”——诚如《中国书画报》编辑江丽红所言。《借墨还魂》不仅展示了一个行家的精准独到的眼光，不仅展示了本书作者作为一个当代书法家的博学与多才，不仅展示了作者对一大批书法标本的品相识别能力，还展示了作者在书法之外的另一种功夫——凝炼而又敏捷的千字功夫，这种功夫原本是属于作家的，却被一个书法家据为己有，这不能不令我感到惊讶。
除了意外的惊喜之外，这套书中还有许多“不意外”的、已经在中国文坛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值得我们东西湖为之骄傲的优质拳头产品，这些“产品”，有的已经树立起了鲜明的文体标识，拥有了开一代文风的原创精神与先驱意识。譬如，以谷未黄为旗手的中国“新城市散文”派系，以何蔚为代表的中国“写意散文”派系和“新感觉游记”派系，还有刘怀远的“掌上小说”，都已经成为东西湖区有史以来，进入中国文学核心期刊频率最高、入选权威选本层级最高的“产品”，有的甚至已被收进了各种教科书，填补了东西湖区的历史空白。
谷未黄的《哪里是故乡》带给我们的已经不是惊喜而是期待。他将早期的“行色散文”和后来的“新城市散文”进行了的整合，制造了一系列比人造假山和城市人工湖更为迷人的小品散文风光带，并用极端个性化的写作，宣示了他试图将自己的散文从传统散文中剥离出来的决心。就题材取向而言，谷未黄的“行色散文”多是游历者的自叙，是移动的目光在向静态的外部世界传达暗语玄机，传达某个瞬间的闪念和顿悟；而“新城市散文”，则更多的是坐在书房里静思冥想，追怀遣情，偶尔于行云流水的冥想中抵达思想的边界。两者之间的区隔仅仅在于姿态的变迁，前者机智幽默，满脸堆笑，动如脱兔，与作家本人的性情十分吻合；后者则庄多于谐，静水流深，笔端开始崭露出不同以往的肃穆与敬畏。谷未黄的散文语言像魔方一样变化无穷、挥洒自如，任何一种小小的事物，一经他的文字弹射出来，便会在其高浓度、大张力的语境中产生化学反应，从而实现品质的升级。
刘怀远的《在唐诗中割麦》是一道亮丽的掌上小说风景线。近年来，他的小小说作品不断被《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等权威选刊和年度选本选载，这足以显示出，在小小说这一块，凭着刘怀远的实力，将他纳入“国家队”是没有多大问题的。刘怀远善于从平常的生活中，寻找出可供提炼和变形的原材料，进行再生性处理，进行深加工和精加工，创作出了一大批具有现实体温和艺术浓度的小说短章。《在唐诗中割麦》这本书，精选了作者二十年创作生涯中具有代表性的微型小说近百篇，作者以与生俱来的悲悯情怀和庄谐适度的文笔，书写社会底层人物的生活片段和瞬间状态，不乏清新的画面感和艺术质感，不乏精彩的戏剧效果和内在张力，更不乏对读者情绪的支配力、调动力和感染力。
向忠池的《边鼓余音》既是檄文荟萃，也是谏言集成。作者的许多杂文和言论小品，均频频见诸主流媒体的显著位置，有点甚至被《年鉴》类的“大书”选载，登上了具有“年度的风向标”的大雅之堂。《边鼓余音》一书集中体现出了一个文人的良知与道义，责任与担当，勇气与决心。作者敏感而又理性、深入而又细致地直面人生，直面社会，扬善伐恶，趋利避害，将“忧患意识”上升到了“忧患思维”的层面。“忧患意识”是一种短期行为，时有时无；而“忧患思维”则是一种长期行为，乃至成为一种本能。作者坚持不懈地撰写了大量的杂文和政论小品，无疑是基于一种本能的“利益”驱动，这种本能的利益就是大众利益、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因此，他的文章让我们想其了 “仁人志士”这个词语，让我想起了“文死谏，武死战”的古训。在我们这个时代，应该拥有更多保有忧患思维的人，只有这样，我们民族的心灵才能得到净化，我们的社会才能更加健康地发展、进步。
朱永东的《今年秋天》是一本内容平实、语言质朴、具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的现代诗集。朱永东的诗歌既不像70年代的诗歌那样激情澎湃、铿锵婉转，又不像80年代的诗歌那样空灵含蓄、诡奇跌宕。他的诗歌更不像90年代的诗歌那样艰深玄奥、风云莫测。朱永东的诗歌似乎与每一个时代的诗歌主流特征都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又似乎将每一个时代的诗歌边缘特征都纳入了自己的行文守则中。作者对意象经营、语言变形一类的流行技巧不感兴趣，既不热衷于诗歌的现代性拓展，也不沉迷于诗歌的后现代性开掘，却对诗歌的口语化和平民化表达情有独钟。作者似乎是主动将自己的诗歌从艺术的高端领地上撤了下来，独自一人在低洼地上打起了狙击战，虽没有强大的阵势和杀伤力，但偶尔也能以冷枪制敌，让人感到潜在的威慑。拒绝热烈与高亢，保持冷静和低调，便成了朱永东诗歌一以贯之风格。
最后，我来说说《风度泽国》综合卷，——这是东西湖区老、中、青三代作者的一场“汇报演出”。仅就艺术水准而言，其中的许多作品都算不上新鲜和新颖，算不上精致和精彩，尤其在文体的操控上，更是缺少娴熟乃至专业化的驾驭能力。但是，我们要看到，在这样一个高度物化、日趋浮躁的年代，已经很少有人愿意静下心来，追寻皓月霓虹，思考一些与实际利益无关的东西；已经很少有人用如此雍雅的姿态，来面对每一个功利的日子，倾听并录下自己的心声。因此可以这么说：今天，凡是能够拿起笔来清扫流年、勾勒梦影、整理记忆和抒情言志的人，都是值得我们亲近、值得我们信任、值得我们尊重的人。况且，《风度泽国》的作者中，既有我们的文学前辈，也有不少在职或退休的领导干部，正是因为他们的支持和参与，《风度泽国》这本书才有了别样的风度。老、中、青三代作者的内心风度聚集在一起，便构成了东西湖这个古老泽国的风度，也构成了东西湖这个现代化新城的风度。
因此，无论是将“风度”置于“泽国”之前，还是放在“泽国”之后，都将是这片美丽土地上永久的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