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是2006年前后台湾逸文书店出版爸爸的论文集《武学探真》时的序言，文章发表已经十年了。“ 武学 ”一词，在新时代的提倡与广泛使用，与这篇文章有很深的关联。但，总体而言，爸爸所提出的“ 武学 ”，无论是作为一个认知系统，还是一个价值标准，都获得了广泛的认可与支持。
最近十年，是中国传统武术惆怅再生的十年，是新的传统与旧的文化融合并举的十年。再次在这里与大家分享这篇文章，同时，也期盼中国“ 武学 ”可以发展的更好。
马廉祯
壹
“武学”一词早就被学术界使用着。在武术界，诸如《孙禄堂武学录》、《武术学概论》一类书也屡有所见，说明“武学”概念正被大家所逐渐认同。
“武学”是一个传统词汇，但它最早出现在何时，目前尚难确定，还须在浩瀚的古典文献中去仔细搜寻。按照常见辞书的解释，古代的“武学”，一般专指培养国家武备人材的武备学校而言，其制创始于唐，到北宋庆历三年（1043）形成了完备的体制。宋代以唐前七种兵书为《武学七书》，即七种主要教材；又设武学博士等官，“掌以兵书弓马武艺训诱学者”。宋以后，只有明代曾经设置过武学，但旋设旋废，并无定制。清代则始终没有设置过这一教育机构。显然，这个“武学”，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武学”有一定关联，但并不是一回事。
我们现在所说的“武学”，是指现代武术的学科体系，它是已经在使用“武术学”的简称。其概念既不同于古代的兵学，又不同于古代武备学校的武学，而是一个既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又具有一定创新意义的学科概念。
从渊源上讲，“武学”应直接承袭战国的“技击之学”，以及后来长时期存在并发展演变的“武艺”。
众所周知，战国时，齐国曾实行过一种以训练个人技勇主要特征的军事制度，称之为“技击”，这就是大家十分熟悉的“齐人隆技击”。迄今我们对齐国“技击”的形式和内容都不太了解，但战国以降，“技击”成了一切击剌搏斗技术的代名词，即是在“武艺”一词已广泛流行后也还是被人们使用着。从这一点看，齐之“技击”很可能是我国最早走向成熟的武术体系之一，其内容应该已经相当丰富和完备，包括有了一定的指导性理论，有了某些著述。
宋代学者刘敞曾经说：“夫战国之时，天下竞于驰骛，于乎有纵横之师、技击之学以相残也。”
刘敞用了“技击之学”四个字，表明他把战国的“技击”看成一个学科体系，一门学问，这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武学”很相近。
“武艺”一词的第一次出现也还需要考索，我们说不出它最早出现的年代和典籍，只知道东汉末年已有使用，以后便多有所见。我以为有一点可以肯定，“武艺”的“艺”字，可直接溯源于西周所谓“六艺”，也与孔子在《论语》中经常使用的“艺”字有关系。
《周礼·地官司徒》载，西周时，大司徒以“三物”教民，其三曰“六艺”，即后来孔子用来教徒的礼、乐、射、御、书、数六门功课。顾颉刚先生说，“六艺”之中，除了书、数二艺，其他内容其实都与战争技能的训练有关。这无疑是正确的。其实周代的各级学校，如《孟子》所谓“设庠、序、学、校以教之”的庠、序、学、校，都是传授和训练射箭等军事技艺的地方。据此，周代所谓学校，教学内容主要是军事实战技能，于是由“六艺”而衍生出“武艺”便是顺理成章的事。
先秦古籍中，“艺”字既有“才艺”的意思，又有功课、学科的意思。儒家所谓“六经”也被称之为“六艺”。由此联想古人最初所谓“武艺”，其实是含有“武学”的寓义的，可证明古人原本就把武艺看成是一个学科，一门具有特殊内涵和功用的学问，并不仅仅只是一种披坚执锐、拳勇秀出的技能而已。剑曾经是两汉以前武艺的核心，那时，出现了关于剑的学说，铸剑相剑皆成专学，击剑技术更是非常之发达，有《剑道》、《剑论》一类著述问世，而且产生了一批“立名天下”的剑技家。于是，剑成为武学的至高点，成为武学象征，以至于具有了某种神圣感。这可以从司马迁关于“传兵论剑”的著名解说中有所领略。
《史记·太史公自序》云：
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与道同符，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君子比德焉。
这是古人第一次明确地把武艺同“道”联系在一起，指出武艺所具有的内、外两个方面的功用，而且君子以“传兵论剑”比之于个人的品德操守，说明剑的学问中含蕴着深刻的人文精神，担当着某种特殊的教化功能。显然，这说明剑的价值已经远不是一种技能所能承载的。正因为如此，汉以前，人们称剑的学问为“剑道”，这里明显含有崇拜和敬畏的情感。可惜的是，这样一个重要的武学概念竟被我们的祖先信手丢弃，被东邻日东传存下来，并扩大应用到整个日本民族的武道活动中。
然则，在春秋战国前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的“武学”，秦汉以降，每况愈下，日趋衰微。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把武艺看成是具体的技能，甚至是末技，是一种“术”，是兵家附庸。很少有人再谈到它的学术涵蕴，也很少有人像太史公那样把它同“道”联系到一起。这与中国封建社会里，特别是宋以后越来越严重的重文轻武倾向有直接关系。尽管明朝中后期，在唐顺之、俞大猷、戚继光、程冲斗等人的积极推动下，这一倾向曾有所纠正，“武学”一度出现复兴迹象。但这只是一个暂短现象，正如同“回光返照”一样。明以后，火药武器的使用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发展，与军阵实用价值有着依存关系的武艺只能黯然退出军旅。此后便只能以民间，特别是广大农村为主要传存空间，迈着滞重的步履缓慢走上自身性质的蜕变之路。
贰
清末到民国初，武术经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型期，完成了质的飞跃，出现了某种繁盛局面。内因是虽然武术的军阵实用价值大大衰落了，但体育功能依然存在，并且更加凸显出来。外因比较多，也比较复杂。民国初年，社会大环境的变化虽不特别明显，但毕竟有了变化，社会进步的步子大大加快了。于是，出于文化生活的需要，也因为西洋体育大量涌入所产生的诱导效应，人们对体育的需求日益增涨起来，“强种强国”的呼声不绝于耳。这使得武术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一度出现了枯木逢春、生机勃勃的气象。太极拳的异军突起和蓬勃发展就是一个重要标志。正是在这个时期，人们差不多不约而同的废弃了“武艺”这个古老的词汇，接受了一个新的名称：武术。
我一直认为，弃“武艺”而用“武术”，以“术”代“艺”，这是近代武术转型的标志，是武术体育化进程基本完成的重要象征，当然是一大进步。但具体到术、艺二字的取舍上，就不免有失斟酌，留下遗憾。这反映到了晚清，“武艺”本身的学术含量已经微乎其微，以至于连热衷提倡武术的人也感悟不到保留“艺”字的价值和意义。此外，当时武坛的头面人物中缺乏真正的大家，缺乏具有深厚武学素养的人物。以积极提倡“新武术”而驰名的马良，对“武术”一词的确立有重要影响，但他是个守旧的北洋官吏，是军阀群体中扮演一个次要角色而已，对发展武术确有热情，但没有什么深思熟虑的理念，谈不到深刻的武学思想。相比于马良，褚民谊、李景林一类更不足道。马良至少不失其质朴，因为他本人擅长摔角，拳棒功夫也属上乘，所以“新武术”的建构简洁可行，颇有流行。褚、李之流多是庸浅的投机政客和纠纠武夫，学无根底，便只能依傍神话，张大其辞，故弄虚玄。这类人的介入不能说没有起过积极作用，但也有负面影响，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民间武术由来已久的浮夸玄虚之风。
张之江是民国武术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事业和成就都同“国术”及中央国术馆紧密联结在一起。张之江是一位认真思考并勇于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新的武术家，是民国时期民族体育复兴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他一手创建的中央国术馆，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官方武术管理机构，在武术的整理、传播及人材培养上都有不可泯没的贡献。他以“国术”取代“武术”，尽管仍有商榷的余地，但就其文化含载量而言，明显是提高了。这起码使得长期处于文化低位的武术，终于取得与其他民族传统文化种类——国学、国医、国画、国乐等——相提并论的位置，登上民族文化的大雅之堂。现在看上去这似乎并不觉得有什么难度和特别意义，当时的情况却大不相同，社会阻力甚大，甚至招来过许多讥讽和嘲笑。关于张之江及其“国术”事业，我曾在《应该重新审视国术》一文中有所评介，下面引录其中一节，以供读者参考：
“国术”是一个综合概念，是国民政府对民族体育——曾经被称之为“土体育”的官方称谓。
我国古代所谓“武艺”，本身就是一个内涵宽广的概念，它包含了军旅武艺和民间武艺两大领域，也是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武艺活动的总称。进入近代，古代武艺的一部分内容丧失了继续存在的社会基础，逐渐走向消亡；但还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因为具有显著的健身、娱情和搏击功能，从而继续得到人们的喜爱。清末民初，在西方体育文化的影响下，一些有识之士努力为传统武艺寻求新的发展空间，试图使之向近代体育价值系统靠拢并与之接轨，在名称上便放弃“武艺”而改称为“武术”、“国技”等。如果说民国初期的“武术”、“国技”等，在概念上还缺乏明确的内涵与外延界限，那么，张之江提出的“国术”，类同于“国画”、“国医”，是一个相当明确的概念。张之江所倡导的“国术”，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运动项目，而是一个以徒手与器械的格斗竞赛为核心的民族体育体系。它从技术类别到管理体制，从理论构建到竞赛规则，都形成一套略具规模的制度。尽管它存在不少缺陷，甚至说存在某些严重缺陷，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我们不能不承认，它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个力图体现中国文化特色的民族体育体系，是民国时期我国民族体育存在与发展的主要形式。
张之江的国术体系并非无懈可击，政治腐败势力对国术的管理与实际操作都有不良影响，财政困窘也使得许多计划都无从实施，往往虚应故事，草率了事。但，张之江的长处是他对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有一定认识，尊重学者，尊重科学。他明确提出“国术科学化”和“术学兼备，练修并重”等一系列科研与教学的原则，并尽量加以贯彻。曾任中央国术馆编审处长唐豪先生，在武术科研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成为当代武术学科建设的开拓者。他的第一部著作《少林武当考》，以廓清围绕着少林、武当所产生的许多虚妄不实之辞为目的，开了用考证方法研究武术史和武术理论的先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的其他一系列著作，特别是撰成于抗战时期的《中国民族体育图籍考》和《中国武艺图籍考》，是武术文献目录学的创轫之作，是武学基础建设中最重要的一步，可谓高屋建瓴，意义深远。尽管唐豪并没有提出一整套建构武学体系的总方案，但，他提出“大家起来，努力于国术科学建设这条大道”的号召，他本人的学术趋向和架构也表明他是有意识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着。
转型期的民国武术，呈现出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特点，甚至在外寇入侵、国难当头的时刻，一些武术头面人物沦落为腼颜事仇的败类，使武术界蒙羞。但，武术家群体的总体水平不容低估，大多数人重品节，重学养，有正义感。应当说这里有张之江与国术馆积极引领风气的一份功劳。更值得注意的是，武术家中不乏具有深厚学养和远见卓识的大家。以孙禄堂先生为例，他努力破除以虚妄的传说为依托的内、外家之说，形意、太极、八卦兼而习之，“融会三家而能得其精微”，实际是致力于兼容并蓄、融会贯通的武术创新事业，这反映了他宏阔高远的武学识见，及试图消除门派壁垒的兼容精神。在同时代的武术家中，可谓高树一帜。同时，孙禄堂提出“武学与文学一理”， 在基本术语的使用上大胆以“学”代“术”，并先后撰写了《形意拳学》、《八卦拳学》、《太极拳学》等著作，亦见他不满足于“术”的文化定位，主张将武术提升到“学”的品位上来。
与孙禄堂先生相前后，李瑞东、吴志青、马凤图、王芗斋等武术家，也都在武学建构上做出过有意义的思考与探索，有的还推出了富有创新精神的理论和技术体系，如李瑞东的北派太极，马凤图的通备武学，王芗斋的意拳等，都是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融会与创新，既有渊源深厚的武学理念，又有内涵丰富的技术结构，可谓有学有术，有理有法，代表了武术因时而进的顽强生命力。总之，在“国术”旗帜下，武术的学科建设受到朝野许多有识之士的重视，取得了一定成果，有些成果至今仍在持续发展并被不断完善着。
叁
新中国的建立给民族体育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国家对武术的重视更是旧中国无法相比的，这是许多武术老前辈深有感触的。随着中国世界地位的不断提高，随着对外开放和交流活动的不断扩大，武术已经阔步走出国门，在世界各国拥有了越来越多的爱好者。今天，武术已经成为一个方兴未艾的世界性体育项目，武术进奥也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海内外的武术爱好者都殷切地企盼着这一宏伟目标的顺利实现。
但我们应该冷静地看到，当代武术走过了一条相当曲折的道路。三年整顿，十年 文 革，基本理论深受“ 左 ”害浸染，技术发展出现严重偏向。改革开放之初，武术曾十分走热，形势令人鼓舞。但主管部门忙于“ 挖整 ”，忙着靠武打片之类营造“博大精深”的声势，对以前的曲折和某些错误倾向未做深刻的反思与清理，官办武术继续沿着老框框老路子一路走下来。
武术是一个内涵丰富、结构复杂的民族体育体系，它和大多数西洋体育单个项目有很大的不同，内容结构和运动方式不同，竞技意识和竞技形式不同，文化含蕴和价值取向也不同。众所周知，民国“国术”其实是多种民族体育项目的复合体，是当时对以武术为主的民族体育项目群体的汇总。50年代末，武术主管部门对“国术”做大刀阔斧的修理，有些项目独立出去了了，如摔跤。有些项目则被砍掉了，如弹弓、毽子、石锁、石礅等。接着，又把武术三个基本的竞技形式——散手、短兵、长兵——也统统砍掉。剩下就只有套路演练一种形式。这就像一个愚蠢的削梨人，削去梨皮，又削去梨肉，手里只剩下一个梨核，却还吃得津津有味，自以为得意。接着，又将套路内容规定化，基本训练、术语和演练风格也依照一两个流俗拳种确定下来，定其名曰“长拳”，这样，“竞技武术”便正式出台。其后，管理机构不断颁行各式各样“竞技套路”和相应的“竞赛规则”，以行政力量强力推行，使之风行天下、独武坛风骚。从那时起，“竞技武术”独占武坛几十年之久，如今虽然衰象毕露，难以为继，但主管部门仍不肯认真地检讨其得失成败之因，不肯改弦更张。
平心而论，50年代末专业队的出现曾将“竞技武术”推向高潮，产生过一些高水平的运动员，“长拳”也曾令人耳目一新。然而，以后一味追求所谓高、难、新、美，跟头越翻越高，武姿越来越花巧，直至配上音乐，翩翩起舞……“竞技武术”实际上已经游离了武术本位，大失武术真义。所谓全国比赛，只是各省约数百个专业队员之间的争奇斗巧，与广大的群众武术活动并无多少关系。但因为有主管体系撑腰，推行既久，形成网络，自然成了武坛上理所当然的主流。造成的后果之一是官办武术与民间武术分道扬镖，各有领域，各行其是，出现了中国武术的分裂局面。近些年，“竞技武术”里终于增加了散手比赛，算是一大进步。但套路与散手各搞各的，各有一套，虽说都属于武术，但貌不合神亦不合，彼此并没有任何关系。
如上所云，当代武术有所谓“传统武术”与“竞技武术”之分，“竞技武术”中又有散手和套路之分。武术在门派林立之外（经过“挖掘”，据说已有130个拳种之多！）又增加了这些人为的割裂，显然，武术走的不是由繁到简、由博返约的路子，而是越搞越支离破碎，越搞越漫无系统。其实，中国武术原本就是民族传统文化，虽然容量很大，流派纷逞，但它从来都是一个整体，何来“传统武术”与“竞技武术”之别？难道“传统武术”就没有或不能搞竞赛？古代的武术没有竞技？民国年间的“国考”不是“竞技”？
其实，问题的根源在有些人丢掉武术原有的竞技系统而另起炉灶，另搞一套，硬要把套路表演说成“竞技”，其结果已如大家清清楚楚看到的，只能是跟着体操亦步亦趋，武术成了体操的“摹仿秀”。我以为武术就是武术，如同国画就是国画，中医就是中医，京剧就是京剧一样。“竞技武术”是依靠行政力量强行推行的另类武术，因为它产生很晚，本身又有很大的局限性，故可称为“新编武术”。“新编武术”是武术的一个分技，不能与武术分庭搞礼；更不能依仗行政力量指鹿为马，硬把它说成是“竞技武术”。总之，称这种专门以花俏取悦于观者的表演武术为“竞技武术”，无论如何讲不通，不但名实不符，甚至是对源远流长的武术竞技文化的一种漠视，一种轻蔑。
我以为当代武术之所以出现如此重大的偏向，出现“竞技武术”这样的怪现象，一个重要原因是主管部门重“术”轻“学”，轻视理论研究，轻视武术的学科建设。说得更坦诚些，是对武术所知太浅，长期依重的某些专家也多是徒有其名、尸位素餐而已。针对早就出现的这种倾向，出于武术的深爱之情，1982年我曾在《试论当前武术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有过批评意见。忽忽二十年过去了，我将当时写的一段文字抄录如下，权当成一次无奈的回顾。文曰：
在我国，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武术史几乎是一个无人问津的冷门。解放前，特别是三十年代，当大量以怪力乱神取悦于一般读者的武术“著作”充斥武术界时，唐豪先生以考据之学治武术史，苦心孤诣，成绩卓然，对开创武术史学科实有筚路蓝缕之功。然而毕竟由于曲高合寡，后继乏人，始终未能促成一个略具规模的研究队伍。解放后，武术获得了巨大发展，但武术史和武术理论的研究却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在一段时间里，武术园地出现了风格单一，以舞代武的倾向，这固然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不能否认某些错误的理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产生这些所谓“理论”原因，则不能不归究到研究工作太肤浅。既没有深入探讨，又不允许各杼已见，于是，某些凭“权威”声势制造出来的“理论”，竟被相当多的同志奉为圭臬，以至影响整个武术的发展方向。这是一个应当深深记取的教训。
二十年后的今天，不能说情况没有好转，但根本问题并未解决。
这些年里，改革大潮促进了民间武术的发展，理论研究也冲破束缚，拓宽领域，取得不少成绩，可喜的是理论队伍里出现了一批新生力量，产生了一些好的著述。但，主管部门直接掌控的“竞技武术”却依然故我，没有多大变化，行业垄断习气未减。当年写上面那篇文章时，我曾以若干重要武术著述中的史料失误为例，说明武术理论研究水平之低到了何等程度。今天官办武术的理论建设又如何呢？坦诚说，情况好不了多少，有些地方甚至更差，出现了一些更加让人不可思议的怪现象。
武术所代表的不止是中国人体育运动的才智，或仅是一种老少咸宜、意趣盎然的锻炼方法，而是古老博大的东方文化，是中华民族通过“武”所表达的人文精神。正因为如此，武术的结构和内涵都十分复杂，层次和内容不是很容易搞得清楚的。加上历史的社会的许许多多原因，使武术烟摭云罩、真假混淆，更多了几分神秘莫测的感觉。今天，武术正在向世界各国发展着，这要求我们必需应对世界的挑战，这包括“文”的和“武”的两个方面，也就是要应对融合与碰撞两种挑战。
所以，我们必须要认真对待武术文化的摸底与清理，下大气力提高武术科研水平，在前人的学术成果基础上，努力建设当代的武学体系。武术需要解决的问题堆集如山，何其浩繁！可以说许许多多我们经常都挂在嘴边的东西，诸如达磨与少林、张三丰与武当、内家与外家等等，都是一些似是而非、人云亦云的悬念，传闻依托之说多于史实，错的假的东西滥入其中，竟被奉为真谛。全世界拥上百万爱好者的太极拳也是如此，它的源流问题距彻底解决还很遥远。还有武术的技术体系、竞技体系都还需要重加点检，仔细鉴别，孰古孰今，孰优孰劣，须认真加以解决……等等。
作为体育运动形式的武术，“术”当然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与大多数人有直接关系的部分。但仅有“术”则肯定不够，因为武术还有许多体育以外的东西，有很多非西方体育价值系统所能涵纳的东西，而这些恰恰是武术最引人入胜的地方，是其文化精蕴所在。轻视乃至削弱“学”的含量，武术必然为庸俗的神秘主义所左右，必然走上浅薄化，染上形形色色的江湖色彩，以至沦为下里巴人。“学”是科学，是更高层的认识，是系统化了的理念，故古人以为“学近乎道”。
前面讲到，可惜的是我们的祖先早就丢掉了“武道”这个概念，流转千载，躅躇百代，最后竞落脚在一个“术”字上，可谓摒高就低，舍珠玉而取瓦石。殊不知没有了“道”，“术”不过是手段、方法、技能之谓，是形而下的东西。岂不闻《易》有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显然是一次文化抉择上的失误，其深层原因值得我们细细考量。
钟敬文先生曾经说过一段对我们很有启示的话，他说：“一般人只问治学之术，其实光有“术”不行，首先得有道，有“道”必有术，有“术”却不一定有“道”。” 今天，我主张努力建构“武学”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要找回我们失落了的“武道”精神，让武术走出浅薄化和神秘主义的怪圈，重塑形态，再造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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