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籍浩如烟海，纸张发明后，书籍由纸张装订而成。纸张的成分是植物纤维，虽然制作成本低，携带方便，但易遭水浸、虫蛀，易于损坏。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籍的生产完全靠抄写，抄写一部书尤其是大部头的书很不容易，因此人们对获得的书籍十分珍惜，当发生损坏时，会想办法进行修复。
最初的书籍修复大多是爱书人的个人行为。《晋书》记载，西晋齐王司马攸“好学不倦，借人书，皆治护”。北齐名士颜之推则认为，“借人典籍，皆需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那时，文人们把爱护文献、积极修补作为士大夫的良好品行之一，足见对文献保护的重视。
《齐民要术》中记载了修补用纸要和原文献匹配，并认为文献修补的最好效果是修补后和原书“微相入，殆无际会，自非向明举而看之，略不觉补”。那时，宫廷里就已经出现了专门修复古籍的技术人员，不过他们只是将破损的书册用纸进行黏补或用麻线缝合，技法粗陋而质朴。直到唐代以后，古籍修复受到书画装裱的影响，在技术上有了一些突破。那时为了防腐、防虫和保持纸面平整，书画装裱常向糨糊、纸张中加矾，而矾会加剧纸张酸化，大大缩短纸张的寿命。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古籍修复技艺还处在一个摸索的阶段，很多修复方法在今天看来不仅不科学，还有可能对古籍造成毁损。
明朝时，收藏家周嘉胄提出了文献修补的基本观念，即“不遇良工，宁存故物”。可见，那时修补文献对技术的要求非常高，否则宁可让文献保持破损的原样。他所撰的《装潢志》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论述装裱的专著。
明清时期，修复一本古籍往往涉及诸多工序，一招一式皆有其规范与标准，这对从事古籍修复人员的素质修养及操作手法要求极高。令人称道的是，前人修复古籍，有针对不同的损毁原因而设计的技法，如针对虫蛀、鼠啮的书籍，如何修补个别孔洞、修补全页孔洞、粘补书边、处理挖掉的印章等都有专门的修复技法，还有诸如对于水渍、霉变、火烬古籍的修复，对于两面有字的古籍的修复，也有非常巧妙的处理方法。
此外，因为气候条件、地域差异造成的文献破损原因不同，明清时代古籍修复技艺主要分为南北两大流派，两派工艺的差异最大的不同在于糨糊的使用上。在修复行当里，糨糊始终是各家的“独门绝技”。北方气候干燥，因此北方的修复古籍人员惯用去掉面筋的面粉；南方则不会去掉面筋，因为面筋能提高黏性。此外，两派之间还有工具、材料以及装裱术语称谓的差异。
古时古籍修复人员的培养完全是民间的师徒传授，由于社会上存在公私藏书楼和书铺，其中一些破损书籍需要修补，因此也使得这一行业长盛不衰。纵观历史，如果没有这项事业，相信能够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古籍恐怕远远少于现今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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