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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赵佶的绘画代笔
风流绝代 天下一人
宋徽宗赵佶的绘画代笔
孙炜
在中国历史上,宋徽宗赵佶(1082—1135)无疑是绘画书法水平最优秀的皇帝。然而不幸的是,考评一个皇帝称职与否,跟他的绘画水平没有一点关系。一个皇帝好不好?主要是看他的政绩,国家是否强盛?人民是否安居乐业?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成为了金兵俘虏后,被金帝羞辱地封为“昏德公”,倒是很贴切的一个称号。宋徽宗是北宋第八代皇帝,在位25年,终年54岁,悲催地死去,葬于今浙江省绍兴县的永佑陵。
赵佶本是旷世才子,其艺术才华空前绝后,造诣极深。历史上评介说,“徽宗皇帝天纵将圣,艺极于神”(南宋邓椿著《画继》)。以书法论,他在学薛曜、褚遂良的基础上,创造出独树一帜的“瘦金体”,瘦挺爽利,侧锋如兰竹,有“铁画银钩”之誉,为后世所珍。存世的《秾芳依翠萼诗帖》,大字楷书,每行二字,共20行,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是宋徽宗瘦金书的杰作。
他的绘画成就也极高,继承了“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一路,成为中国工笔画的最高典范之一。
南宋人邓椿著《画继》,在其自序中说,徽宗面对“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臻无虚日,史不绝书。动物则赤乌、白鹊、天鹿、文禽之属,扰于禁籞;植物则桧芝、珠莲、金橘、骈竹、瓜花、米禽之类,连理并蒂,不可胜记:乃取其尤异者,凡十五种,写之丹青,亦目曰《宣和睿览册》。复有素馨、茉莉、天竺婆罗,种种异产……赋之咏歌,载之图绘,续为第二册。已而……亦十五种,作册第三。有凡所得纯白禽兽,一一写形作册第四。增加不已,至累千册。各命辅臣题跋其后,实亦冠绝古今之美也”。
从邓椿所记的以上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宋徽宗在动物飞禽和奇花异草中挑选了十五种“尤异者”,亲自“写之丹青”,然后编汇而成大型的《宣和睿览册》。按统计,《宣和睿览册》累计千册,每册十五开,囊括了各种祥瑞之物,并配置以诗文,总计在一万五千幅图以上。这样浩大的工程,是宋徽宗独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且不说,一万五千幅图画,至少需要数十位专职的画家,穷其毕生的精力才可能完成,而宋徽宗所生活的年代,正是穷途末路的北宋末年,刀光剑影之中,杀声遍野,他怕是难以在画案前安榻的。
因此,我们认为,《宣和睿览册》中的作品,绝大多数应该归为宫廷画家的代笔之作,而我们现在仅知为宋徽宗代笔者有两位,他们名字叫刘益、富燮,而更多的专事于“供御画”者,都已经沉没在漫长历史的云烟之中了。
刘益,字益之,以字行,京师(今河南开封)人。善花果禽兽,描染类郭乾晖。宣和(1119—1125)年间专与富燮供御画,其自得处,多取同殿珍禽谛玩以为法,不师古本,故多酷似。尤长小景,作莲塘背风荷叶百余,独一红莲花半开,创意可喜。
余辉先生还提出,“在北宋,意笔水墨花鸟主要流行在皇室画家之中,在画院画家中,只有少数人兼擅水墨意笔画,如薛志会作墨笔花果、田逸民善画墨竹,他们是否会为徽宗代笔,待考。”(注,《翰墨荟萃》上海博物馆编,“宋徽宗花鸟画中的道教意识”一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1月版)。
田逸民,济南人。宣和时入画院。长于墨竹,多作攲风冒雪带雨含烟之状。
《宣和睿览册》载一万五千幅作品,留存至今者,有三幅:
其一,《五色鹦鹉图》卷,绢本,设色,在《宣和睿览册》的原名为《杏花鹦鹉》,现藏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注,查《中兴馆阁录·续录》里面徽宗御画十四,没有鹦鹉题材作品。徽宗御题画三十一,里面的《杏花鹦鹉》画上面的诗文与波士顿博物馆藏《五色鹦鹉图》卷完全一致。)
其二,《芙蓉锦鸡图》,绢本设色,纵81.5厘米,横53.6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其三,《腊梅山禽图》,绢本设色,纵82.8厘米,横52.8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注,《五色鹦鹉图》、《芙蓉锦鸡图》、《腊梅山禽图》三图,均都著录在《中兴馆阁录·续录》卷三里面。)
以上三幅,今天均被冠以为赵佶的名下。
一般而言,宋徽宗存世珍品不到20件,其中被公认的真品有9件,即《祥龙石图》、《瑞鹤图》、《五色鹦鹉图》、《写生珍禽图》、《四禽图》、《池塘秋晚图》、《柳鸦芦雁图》“柳鸦”段,以及山水画《雪江归棹图》。这里说的所谓“真品”是什么概念呢?它至少要符合三个要件,一是确系北宋年间之物,即我们所说的“达代”;二是确保其为北宋的宫中之物;三为在历史上要传承有序。
除了《宣和睿览册》的三幅之外,计有:
《祥龙石图》绢本设色,纵53.8厘米,横127.5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瑞鹤图》绢本设色,纵51厘米,横138.2厘米,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写生珍禽图》纸本水墨,27.50厘米,21.50厘米,私人藏(注,2009年5月30日凌晨,在北京保利拍卖会上,《写生珍禽图》最终被上海买家刘益谦以5510万元竞得,加上佣金,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实际成交价高达6171.2万元。笔者当时就在现场。刘益谦购买之前,由比利时收藏家尤伦斯收藏,此前7年的2002年,在北京嘉德拍卖会上,尤伦斯以创纪录的2530万元拍得此画。现藏上海龙美术馆。此幅《写生珍禽图卷》卷,共有十二段,不着一色,仅以水墨描绘了不同的栖禽,笔墨浓淡变化,极富层次和质感,显现出宋代中国画严谨的写实的画风与典雅的审美趣味。)
《四禽图》为四段,私人藏(注,现藏台湾著名收藏家林百里处);
《池塘秋晚图》纸本设色,33厘米,237.8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柳鸦芦雁图》34厘米,223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值得注意的是,工笔画皆为绢本,画幅纵53厘米左右;写意画则全是纸本,纵约30厘米。
对于宋徽宗真赝的考辨,见仁见智,很难有公断。
余辉先生说,关于哪些是宋徽宗的真迹,鉴定界历来有两种观点:其一,以名款为鉴定标尺,即凡宋徽宗书有瘦金体“御制御画并书”,还有“天下一人”花押及“御书”(朱文)和双龙印玺者,便是徽宗真迹,“御制”是特指画中的诗是徽宗作的;其二,以书画风格为据,重在其书画艺术的本身,名款只是作为鉴定真伪的依据之一。
徐邦达先生在《宋徽宗赵佶亲笔与代笔画的考辨》一文中,将传世的徽宗画迹分为粗拙简朴与精工细丽两种,认为后者只能代表徽宗的鉴赏标准,应是画院中人代笔,而简朴生拙的才是赵佶亲笔。
谢稚柳先生在《宋徽宗赵佶全集·序》,对赵佶各种风格的花鸟画迹的考辨,则是较为详审精到的。他的观点是:首先,他根据赵佶各个时期不同风貌的画笔中前后统一的笔势特征,将《竹禽图》、《柳鸦芦雁图》、《御鹰图》、《金英秋禽图》、《枇杷山鸟图》、《四禽图》、《写生珍禽图》、《祥龙石图》、《瑞鹤图》、《杏花鹦鹉图》等定为赵佶真笔。认为这些画以其精微灵动的写生和清新文雅的格调表现出赵佶画笔特有的性格和情意,与画院画家在表现形式方面的刻意追随是判然有别的。
其次,以笔势特征为主,“那停在芙蓉上的锦鸡与并栖在梅枝上的白头鸟,我们看不出与上列赵佶亲笔的笔情墨意,其中含蕴着共同之处,这些只能说是追随赵佶的格调,是无可逃遁的。”
谢稚柳还根据《南宋馆阁续录》把《芙蓉锦鸡图》和《腊梅山禽图》定为御题画,“是‘三舍’学生的创作,或是每月考试的作品,被赵佶入选了,才在画上为之题字”。
在人世间,赵佶也许是最不应该当皇帝的人。他本可以凭借自己罕见的天赋,依赖于高贵的血统,在那个时代里做出一番穿越历史的艺术作为,使其平凡的生命得到升华。但历史上的赵佶,却是一个声色犬马之徒,腐败无能的昏君。
赵佶做过的荒唐事,多如牛毛。如,他以亲王之尊,经常微服游幸青楼歌馆,寻花问柳,凡是京城中有名的妓女,几乎都与他有染,有时他还将喜欢的妓女乔装打扮带入王府中,长期据为己有。与此同时,赵佶结交了一批与他臭味相投的朋友。他的挚友王诜,也是宋代的大画家,娶英宗之女魏国大长公主,封为驸马都尉。但王诜为人放荡,极不检点。虽然公主温柔贤淑,尽心侍奉公婆,而王诜却偏偏宠爱小妾,她们竟然多次顶撞公主。神宗为此曾两次将王诜贬官,但他却不思悔改,甚至在公主生病时,当着公主的面与小妾寻欢作乐。品行如此恶劣之人,却是赵佶的座上宾。甚至赵佶当了皇帝之后,后宫粉黛三千还不能满足性欲,居然为了寻欢作乐,微服出宫,游幸于青楼妓馆,嫖宿名妓李师师,滑天下之大稽。
如果赵佶只是一个艺术家的话,如此放浪形骸,其罪过还不至于如此深重。问题是他身为国家之君,因为他的昏庸腐败,祸国殃民,导致国家内忧外患,最终北宋也因此寿终正寝。
宋徽宗赵佶被金兵俘虏后,受尽了凌辱。他的爱妃王婉容等被金将强行索去,他甚至还被金帝羞辱地封为“昏德公”,后惨死在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但赵佶的悲凉结局,与饱受他昏暗统治下的百姓疾苦相比,足不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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