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建一个识别科技风险的平台

2016年07月12日   09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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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翔
　　
　　想要同时避免悲观主义后果和乐观主义的简单化理解，需要一个有助于识别和控制现代科技风险的平台。它起码应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唤醒民众意识，使他们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关心和了解科技发展，并参与对科技发展政策的公共讨论；　二是科学家应该意识到，自己有义务将专门化、技术化的研究领域及成果，以通俗的方式向社会作出解释，而不能以“外行不懂科学”为借口，拒斥公众的询问和质疑

　　人类从生物学祖先学会使用工具开始，就离不开技术；　而近代科技发展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更是决定性的。这里不妨看两个例子：
　　十九世纪中叶，化肥的工业化生产改变了欧洲的生活方式。在此之前，人类的农业生产总是受到阶段性自然灾害所引发的歉收和饥馑的影响。少则三四年，多则六七年，就会来一次饥荒。除了少数钟鸣鼎食的富贵宦达（其中包括天真的玛丽·安托内瓦特皇后和痴傻的晋惠帝），阶段性饥荒是大多数人的生活常态。
　　另一个例子是弗莱明发现青霉素。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青霉素被用于临床治疗之前，小孩子成长过程中因细菌感染得不到控制而夭折的比例相当高。如果我们询问爷爷辈的人，不难发现在他们的同胞兄弟姐妹中夭折的不在少数。抗菌素的大量使用，决定性地提高了幼儿成活和健康比率。
　　今天，由于科技发展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人们难以脱离科技成果，退回到现代科技之前的生活状态中。但越来越多的人也意识到，一些科技成果常常携带着难以预测的后果，可能对人类生活产生负面影响。例如，人类的粮食生产在离不开化肥的同时，水、土壤和空气也会受到化肥的污染。抗生素的大量使用，也在产生越来越多的具有耐药性的“超级细菌”。
　　对待科技成果所携带的负面影响，人们会采取不同的态度。乐观主义者坚持，既然人们无法回到现代科技之前的生活状态，那么科技成果所带来的问题也只能依靠科技自身的发展来解决或消除。悲观主义者则提出，水、土壤和空气的污染，以及对付细菌的耐药性等问题的解决，也许可以依赖科技自身的发展。但是，现代科技对人类生活影响的深度与广度，已催生了许多难以预测的负面影响。这已经超出了科技自身的控制能力。
　　具体来看，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现代技术成果的潜在风险已经能够直接威胁人类的生存。原子弹的产生是个分水岭。人类终于制造出可以完全毁灭自己的武器。而且，随着各种国际冷、热战的展开，核威慑被一些国家当作外交策略堂而皇之地采用。这极大地挫伤了此前大多数人所接受的“科技造福人类”的看法。
　　其次，现代科技的发展甚至有改变人性本身的可能。传统的计算机技术曾为科技发展赢得了好名声，而正在兴起的生物和信息技术则给人们带来更多的惊奇和焦虑：阿尔法围棋、克隆技术、转基因、“换头术”等出现，令人不禁对前途命运产生深深的担忧。
　　最后，科技成果一旦被当作赚钱工具，工商利益有时就会有意无意地掩盖科技成果负面影响。烟草公司就曾试图证明吸烟无害。进入二十世纪后，科技已与大学、工业、商业、政府等形成联合体。政府或大型工商团体会资助有利可图的技术开发和人才培养。在这种背景下培养出来的科研团队，一旦发现其研究项目所隐含的危险后果，会不会采取类似烟草公司对烟草的暧昧态度，值得进一步评估。
　　悲观主义的否定难免被认为是一种消极的态度。事实上，想要同时避免悲观主义后果和乐观主义的简单化理解，需要我们找到一个有助于识别和控制现代科技风险的平台。寻找这个平台是当代技术哲学的一个中心问题。而要成功地建立这个平台，并不容易。它起码应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唤醒民众意识，使他们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关心和了解科技发展，并参与对科技发展政策的公共讨论；二是科学家应该意识到，自己有义务将专门化、技术化的研究领域及成果，以通俗的方式向社会作出解释，而不能以“外行不懂科学”为借口，拒斥公众对自身研究的询问和质疑。
　　不难看出，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满足这两个条件均非易事，需要学界、公众、政府和媒体付出更大的努力。
　　（本栏目由观点版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