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大运河终点，海上丝绸之路起点

近日，“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宁波论坛举行。宁波是中国大运河的终点，同时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论坛旨在向世界展示中国大运河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价值

唤醒“大河小道”沉睡的记忆

人民政协网 www.rmzxb.com.cn        日期:2010-12-23 00:18           字体显示：大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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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宏;鲍蔓华

我国已经明确，宁波是中国大运河的终点，同时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由此，形成了一条由丝绸之路和大运河连接而成的中国古代与世界交流的大通道。这也让宁波在大运河和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被赋予了重要的历史使命。12月8日，中国文物学会、浙江省文物局和宁波市政协联合主办了“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宁波论坛。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说，宁波这次把中国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结合起来举办论坛，极具文化魄力。它再次向世界展示，中国大运河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价值。

港通天下

运河文化源远流长

有着1100多年建城史的宁波自古就是著名的港口城市，其独特之处在于河海交汇的黄金位置。从历史空间的角度，可以这样描述宁波:东出大洋、西连江淮、转运南北、港通天下。大量的考古、文献资料及历史遗存证实:唐宋以来，宁波港及浙东运河是外国来使与贸易商团的主要登陆口岸和通往中原的运河航道，同时也是中国使团和商团出海的主要通道。宁波不仅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之一，而且是中国大运河南端唯一的出海通道。运河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相互交汇、叠压，成为宁波城市文化的基本特征。

宁波的三江口距海20余公里，甬江直通大海。甬江水位随潮涨落，远洋大帆船可以溯江抵达三江口；而内河舢板船借大运河之便，可抵达中国内陆绝大部分地区。唐宋时，宁波大力挖掘人工河道，与自然江河相辅助，形成了纵横交错的发达水道，成为货物集散与商旅往来的重要水运交通枢纽。

宁波在唐代称明州。从历史文献记载看，唐宋时明州城进入了以港口城市为核心的“帆船贸易”时期，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到达明州的内河航船，一般从东渡门外的三江口换乘海船经甬江出海。同样，从岭南、福建等地以及日本、高丽来的海船，在明州驻泊后，改乘内河船，经浙东运河至杭州，与大运河对接，直达当时最大的商业城市扬州。

南宋迁都至临安(今杭州)后，宁波实际上成了杭州的外港。当时，来往杭州与宁波之间的商旅交通十分繁忙。受杭州湾和长江口的暗沙和潮汐影响，来自华南及海外的远洋大帆船只能在宁波卸货，转驳通航内陆航道的小轮船或小帆船，再由这些小船转运到杭州、长江沿岸港口以及中国北方地区。而长江下游地区的产品则经运河水道运往宁波出口。从元代开始，宁波成为当时南方漕粮北运的重要运输港。由于“明、越当海道要冲，舟航繁多甲他郡”，元初就在庆元(今宁波)设置专门的漕粮海运的管理机构。

从曹娥江、姚江交界至镇海甬江出海口，沿大运河(宁波段)主航道，余姚、慈溪、鄞县、镇海四大古县城一字排开。从其建城选址、布局及功能定位等形成发展的过程分析，几乎同海上丝绸之路与运河的形成及其功能的发挥完全一致。在100公里运河主航道上设置这样密集，形态、结构、职能各具特色，发育完备的四个古代县级行政机构，保证了宁波港及大运河(宁波段)各段航道的功能管理需求，这在大运河沿线及沿海城市中极为罕见。

底蕴深厚

开启与海外“文明对话”的窗口

宁波与海外的“文明对话”始于东汉晚期。这一时期，舶来品和印度佛教已通过海路传至宁波地区，越窑青瓷也始销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地。唐长庆元年(821年)明州迁治三江口后，构建州城，兴建港口，置官办船场，修杭甬运河等一系列重大举措，使明州成为我国港口与造船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跻身于四大名港(广州、扬州、交州)之列。

宋元时期明州(庆元)港为我国三大国际贸易港之一。北宋淳化二年(991年)始设市舶司，成为中国通往日本、高丽的特定港，同时也始通东南亚诸国。明代宁波港是中日勘合贸易的唯一港口。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开放海禁，宁波设浙海关行署，是全国四个海关之一。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宁波被列为对外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于1844年正式开埠。

宁波又是中国舟船文化重要的发祥地。唐代，明州是全国重要造船基地之一。宋代，三江口设有官营造船场，年造船额居全国之首。明州港曾两次受朝廷指定打造四艘“万斛”神舟，专门用来通使高丽。造船业的兴盛、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上的政治因素，把宁波推上了“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宝座，让宁波成为我国唐宋以来著名的对外交通贸易港口，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的文化和技术。

宁波先民在开辟海上丝绸之路历史过程中，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化。虽经千余年沧桑，至今仍较完好地保存着东汉晚期至清代中期遗存120余处。这些遗存较集中地分布在以宁波城为中心的近海和江河两岸。数量之多、分布之密集、内涵之丰富，均为古代港口城市所罕见。

始建于西晋初期的阿育王寺和天童寺，在宁波与海外文化交流特别是在与日本的佛教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阿育王寺在宋、明期间就被列为“天下禅宗五大名山”；天童寺号称“东南佛国”，被日本佛教曹洞宗尊为祖庭。作为中国古代佛教建筑典范的保国寺，则对东亚地区的寺庙建筑产生过较大影响。

公元659年，日本第四次遣唐使团在越州鄮县港口登陆。这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它标志着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真正意义上的形成，也表明宁波开始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窗口。此后，日本遣唐使又先后3次在明州登陆入唐，宁波与日本等国的文化交流由此繁荣。与此同时，浙东越窑青瓷与中国的建筑、雕刻、绘画、书法及思想学说、科技等，通过以明州港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传播，对一衣带水的日本列岛与朝鲜半岛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浙东越窑制瓷技术是明州“海上丝绸之路”先进科学技术向外传播的重要标志。

有专家提出，广州、泉州港对外来文化属于吸纳型，而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特点是向外散播。在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中，汉文化始终占主导地位，输出、传播是主要的。目前散落在世界各地的遗迹、遗物相当丰富，影响面颇广。这种以输出为主的文化传播，正是基于运河文明代表的厚重中原文化的支撑。

两种文化交织孕育灿烂文明

运河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对宁波的交汇影响，最为典型的是以我国八大天后宫之一——庆安会馆为主要载体的妈祖文化的弘扬与传播。由于宁波南北航运漕帮和对外交流的兴盛，妈祖得到北宋朝廷的褒封，由此从民间供奉上升为朝廷封神。妈祖文化由宁波沿两条线路向外传播:一路是借助海上丝绸之路从宁波向东南亚一带传播，另一路通过运河向运河沿线及北方(以天津为代表)传播。宁波成为妈祖文化弘扬与传播极为重要的转折点。

千余年来，宁波始终占风气之先，这与运河带给她厚重的积淀，海洋赋予她开阔的胸怀息息相关。宁波人重商、开拓、以天下为家的精神，正是在运河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人文背景下孕育产生的。以余姚籍思想家王阳明、黄宗羲、朱舜水为代表的浙东学派提倡“工商皆本”和经世致用思想，萌生早期民主思想，对宁波的地域文化与宁波帮的兴盛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而浙东运河及海上丝绸之路正是明清浙东学术思想的重要传播通道。朱舜水东渡扶桑，授徒讲学，传授儒学思想，在日本产生较为深远影响。

江浙一带几乎每个沿运河城镇都有一种本地剧种，并有多种戏曲艺术传播。而宁波是江浙两地沿运河城镇地方戏曲的产生和传播地之一，甬剧、越剧、姚剧、四明南词、宁波走书等戏曲艺术十分活跃。

如今，宁波坚持把文化发展放在重要位置，高度重视历史文化名城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宁波举办“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论坛，通过各位专家学者的思想交流和智慧集聚，拓宽了宁波在全球背景下审视两大线性文化遗产文化价值的视野，加快了大运河申遗进程，更加坚定了海上丝绸之路申遗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