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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国际“三八”妇女节。
文章开始之前，诗词君先在这里祝所有女性朋友节日快乐！
妇女节成立的初衷，是为了庆祝妇女在社会各个领域做出的卓越贡献，是对女性力量的充分肯定。
1924年3月8日，是我国第一次公开纪念妇女节，何香凝先生亲自主持大会并发表演讲，廖仲恺、翟秋白等人也应邀发表讲话。
看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何香凝是女性，怎么能称她为先生呢？
其实啊，我们将学识渊博，优秀的女性称为先生，乃是对她们的尊称，并无不妥呀。
这样一解释，好像更令人难以接受了：
“把男性称谓放在女性身上就是尊重了？这简直是对男女平等最大的讽刺！”
但其实，“先生”一词是男性专属称谓这个说法，完全是错误的。
在《诗经·大雅·生民》中，“先生”一词首次出现在中国人的语境之中，意为“始生子”，也就是生下的第一个孩子。
随着词义演变，“先生”的含义逐渐变为“年长有学问的人”，或者是“老师”，也可用作文人学者的通称。
古往今来，我们很少有听到有人称女性为“先生”，不过是因为封建社会之下，很少有女性获得受教育的权利，难以在社会发展中占得一席之地。
民国以来，许多优秀女性开始在各个领域发光发热，为人们所熟知，她们当中很多人，都被世人尊敬地称为——先生。
读过她作品的人很多，喜爱她的人也很多，但很少有人提及她的另一个身份——宋代独立女性代表。也正是因为这个身份，如今我们更愿意称她为“李清照先生”。少女时期的李清照，出生于一个富足的官宦家庭，但她既不喜欢针织女红，也对珠宝绫罗不感兴趣。这种陶醉，并不是一般深闺女儿无聊的游山玩水，也并非眷恋湖光山色，而是借此抒发自己的情感：但她嫁作人妻之后，想的并不是相夫教子，沉溺于封建教条所规定的模范婚姻中。男子可以毫无顾忌地追求心中所爱，女子也可以直接表露心中所想。这在我们今天看来，算不得什么，但在一千年前女子被要求“禁欲”的社会背景下，如此发声，实在是令人惊叹。倘若她的独立意识，只表现在情爱之上，自然也是担不起“先生”二字的。
南渡之时，心爱的丈夫做了胆小鬼，弃城而逃，她心中失望，更多的是轻蔑：晚年飘零，她遇人不淑，为了报复渣男，不惜搭上自己，受了牢狱之灾。她走出闺房绣楼，走进熙攘俗世，用与男性一致的步伐，行走在一个男女根本不平等的社会中。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史学家班昭，咏雪才女谢道韫，纺织业鼻祖黄道婆......2016年5月25日，钱钟书的妻子于北京溘然长逝，享年105岁。
人们传颂着她与钱钟书的爱情故事，捧读着她的回忆散文集《我们仨》，对她的家庭生活津津乐道。这个不带一点“女人味”的名字，奠定了她一生的底色。她写了很多书，除了《我们仨》，还有《洗澡》、《干校六记》、《将饮茶》......她翻译了《堂吉诃德》，精通多国语言，深耕于外国文学领域。1911年，她出生于时代巨变的漩涡中，伴随着战火与家人辗转在各地求学。三年之后，她与钱钟书结婚，在此之前，她已经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人生中第一篇散文作品《璐璐，不用愁！》。而结婚之后，杨绛先生又随丈夫到牛津大学与巴黎大学进修，出席第一届“世界青年大会”。有了女儿之后，她与钱钟书一同回国，却没有在家中相夫教子，而是投身于教育事业中，历任多所知名大学的教授。比之民国许多才女，诸如林徽因，张爱玲等，有着极为丰富的情感经历与少女情思，犹如春天肆意绽放的桃花。
她则像是一方沉郁的青苔，安静地攀附在文学的台阶上。正如她调侃道：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会吐泡泡。除了在教育事业上取得的成就，她还先后发表了许多散文、小说与剧本，翻译外国文学。
“遇到她之前，我从未想过结婚，遇到她之后，我从未想过与别人结婚。”她作为一个“人”获得了爱，而不是作为一个“女人”。被剃“阴阳头”，扫厕所，许多翻译稿件与文学作品被没收，多年心血付诸东流。但平反之后，她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继续翻译未完成的《堂吉诃德》，仿佛那些岁月的风霜，未在她身上留下丝毫印记。经历了丈夫离世，女儿病逝，已到晚年的她也并未停止创作，她将他们之间的点点滴滴用文字记录下来，永存于世间。人能够凝练成一颗石子，潜伏见底，让时光像水一般在身上湍急而过，自己只知身在水中，不觉水流。而那些与她身处同一个时代的女性，林徽因、冰心、宋庆龄、何香凝、张充和......她们不再被称为谁的母亲，谁的妻子，而是被尊称为“先生”，只因她们活出了自己，也成就了时代。我很不喜欢“才女”这两个字，有人说过我是穿裙子的“士”。我身体是女性，但是我的品格是士大夫的“士”，就有中国儒家传统的“士”的品格和持守。
她是中国古典诗词研究大家，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感动中国2020年度人物之一。这几个称号，随便放在一个男人身上，也是极有分量的。当我们谈论起她的时候，性别已经不重要了，她所代表的，是中国士大夫的精神。11岁的时候，她跟随伯父学习诗词，听闻清代的陈维崧是中国词人中写得最多的，号迦陵。于是她也为自己取了一个一样的别号，其中远志，可见一斑。1948年，24岁的叶嘉莹与丈夫在南京成婚，不久便迁居台湾。可谁都没想到的是，这个刚刚成立的小家庭，却遭遇了“白色恐怖”，一连几年，丈夫信讯全无，她一人带着襁褓中的女儿，艰难度日。她曾说：“诗歌最大的作用，是要让你有一颗不死的不僵化的心灵。”1952年，丈夫出狱归来，却没有工作，一家人依靠她教书维持生活。虽然她在加大拿也获得了不少殊荣，生活不再捉襟见肘，但她渴望回家的心，却始终未曾改变。1974年，中加建交后，她立刻申请回国，没有一丝犹豫。“结婚不是我的选择，去台湾也不是我的选择，去美国也不是选择，留在加拿大温哥华不是我选的，这是命运。只有回国来教书，是我唯一的、我一生一世的自己的选择。”那时的她，已经是五十岁的老人，但她为中国诗词书写的历史，才刚刚开始。四十余年来，她应邀到几十所大学巡回讲学，举行古诗词专题演讲数百场，她不断用诗词表达着自己对祖国深沉的爱：她说：“如果人有来生，我就还做一个教师，仍然要教古典诗词。”讲到这里，诗词君又想到另外一个站在讲台上的战士——张桂梅。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丘壑。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我站在伟人之肩，藐视卑微的懦夫。最后，诗词君想用曾经看过的一段话作为结尾，也将它送给所有女性：妇女的“妇”字，早已不是一个女的在家里拿着扫帚，而是女性也能一把推倒大山，妇女能顶半边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