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投资组合和我或任何先前所提到的人完全都不同。
图表6的投资业绩属于查理的一位好朋友——另一位非商学系出身的人——他毕业于南加州大学的数学系。毕业之后，他进入IBM，曾经担任推销员的工作。在我网罗查理之后，查理又网罗他。他的名字是瑞克·吉林。从1965年到]983年，史坦普指数的复利成长率为316％，而瑞克的绩效为22200％，这或许是因为他缺乏商学教育背景，他可以视为具有统计上的显着性。
原图在此撇开主题：以40美分的价格买进一美元的纸钞，人若不能够立即接受这项概念，就永远不会接受它。它就像注射药剂。如果它无法立即抓住这个人，则我认为即使你长期地说服他，并且展示各种记录，你也无法让他接受。这是很单纯的概念，但他们就是无法领悟。类似瑞克这样的人，他完全没有正式商学教育的背景，却可以立即领会价值投资法，并且在五分钟之后便加以利用。我从来不曾见过任何人，会在10年之后才逐渐地皈依这种方法。它似乎和智商或学术训练无关。它是顿悟，否则就是拒绝。
表7是史坦.波尔米塔（StanPerlmeter）的投资业绩。他毕业于密西根大学艺术系，是Bozell＆Jacobs广告公司的合伙股东之—。我们的办公室恰好于奥玛哈市的同一幢大楼。1965年，他认为我所经营的事业比他的行业要好，于是他离开广告业。再—次地，史坦于五分钟之内就接受了价值投资法。
史坦所持有的股票与沃尔特的不同。他所持有的股票也和比尔不同。他们都是独立的记录。但是，史坦买进每—支股票时，都是因为他所获得的价值高于他所支付的价格。这是他惟一的考虑。他既不参考每一季的盈余预估值，也不参考明年的盈余项估值，他不在乎当时是星期几，也不关心任何的投资研究报告，他无视价格动能、成交量与其他类似的变数。他只提出一个问题：该企业值多少钱?
表8与表9的投资业绩记录分别属于我参与的两家退休基金，它们并非是从我所参与的十几种退休基金中选择出来的，他是唯一两家我能够影响其投资决策的退休基金。在这两家基金中，我引导他们转变为价值导向的投资管理人，只胡非常少数的基金是基于价值进行投资管理的。表8是华盛顿邮报公司退休基金（theWashington Post Company's PensionFund）的投资业绩记录。几年之前，他们委托一家大型银行管理基金，后来，我建议他们聘请以价值为导向的基金经理，这样能够使投资业绩更好。*本段采用刘建位的翻译。
图表9的投资业绩属于FMC公司退休基金，我本人没有管理过这家基金的一分钱，但我的确在1974年影响了他们的决策，说服他们选择以价值为导向的基金经理。在此之前，他们采取与其他大型企业相同的方式来选择基金经理。在他们转向价值投资策略之后，其投资业绩目前在贝克退休基金调查报告（theBecker survey of pensionfunds）中超越其他同等规模基金而名列第一。1983年时，该基金共有8位任职1年以上的基金经理，其中7位累积投资业绩超过标准普尔指数。在此期间，FMC基金的实际业绩表现与基金平均业绩表现的净回报差额是2.43亿美元，FMC将此归功于他们与众不同的基金经理选择倾向，这些基金经理未必会是我个人中意的选择，但他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基于价值来选择股票。
以上这9项投资业绩记录都来自于“格雷厄姆一多德都市”的“铜板投掷者”，是我根据他们的投资决策架构，在多年前便选定了他们。我了解他们所接受过的训练，而且知道他们的智慧、个性和脾气。我们务必了解，这群人只承担了一般水准以下的风险；留意他们在股市疲弱期间的记录。他们的投资风格虽然大不相同，但心态上始终恪守：买进的标的是企业，而非企业的股票。他们当中有些人偶尔会买下整个企业，但是他们经常只是购买企业的—小部分。不论买进整体或一部分的企业，他们所秉持的态度完全相同。在投资组合，有些人持有几十种的股票；有些人则集中少数几支股票。但是，每个人都受惠于企业市场价格与其内含价值之间的差值。
我相信市场上存在着许多没有效率的现象。这些来自于“格雷厄姆-多德都市”的投资人成功地掌握了价格与价值之间的缺口。华尔街的“群众”可以影响股票价格，当最情绪化的人、最贪婪的或最沮丧的人肆意驱动股价时，我们很难辩称市场价格是理性的产物。事实上，市场经常是不合理的。
我想提出有关报酬与风险之间的重要关系。在某些情况下，报酬与风险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如果有人告诉我“我有一支六发弹装的左轮*，并且填装一发子弹。你可以任意地拨动转轮，然后朝自己扣一次扳机。如果你能够逃过一功，我就赏你100万美元。”我将会拒绝这项提议——或许我的理由是100万美元太少了。然后，他可能建议将奖金提高为500万美元，但必须扣两次扳机——这便是报酬与风险之间的正向关系!在价值投资法当中，情况恰巧相反。如果你以60美分买进一美元的纸钞，其风险大于以40美分买进一美元的纸钞，但后者报酬的期望值却比较高。以价值为导向的投资组合，其报酬的潜力愈高，风险愈低。
我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1973年，华盛顿邮报公司的总市值为8千万美元。在这一天，你可以将其资产卖给十位买家之一，而且价格不低于4亿美元，甚至还能更高。该公司拥有华盛顿邮报、商业周刊以及数家重要的电视台。这些资产目前的价值为4亿美元，因此愿意支付4亿美元的买家并非疯子。
现在，如果股价继续下跌，该企业的市值从8千万美元跌到4千万美元，其bate值也上升。对于用bate值衡量风险的人来说，更低的价格使它受得更有风险。这真是仙境中的爱丽丝。我永远无法了解，用4千万美元，而非8千万美元购买价值4亿美元的资产，其风险竟然更高。事实上，如果你买进一堆这样的证券，而且稍微了解所谓的企业评价，则用8千万美元的价格买进4亿美元的资产，这笔交易基本上没有风险，尤其是分别以800万美元的价格买进10种价值4000万美元的资产，其风险更低。因为你不拥有4亿美元，所以你希望能够确实找到诚实而有能力的人，这并不困难。
另外，你必须有知识，而且能够粗略地估计企业的价值。但是，你不需要精密的评价知识。这便是本杰明·葛拉厄姆所谓的安全边际。你不必试图以800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价值8300万美元的企业。你必须让自己保有相当的缓冲。架设桥梁时，你坚持载重量为3万磅，但你只准许1万磅的卡车穿梭其间。相同的原则也适用于投资领域。
有些具备商业头脑的人可能会怀疑我撰写本文的动机：更多人皈依价值投资法，将会缩小价值与价格之间的差距。我只能够如此告诉各位，自从本杰明·格雷厄姆与大卫·多德出版《证券分析》，这个秘密已经流传了50年，在我奉行这项投资理论的35年中，我不曾目睹价值投资法蔚然成风。人的天性中似乎存在着偏执的特色，喜欢把简单的事情弄得更复杂。最近30年来，学术界如果有任何作为的话，乃完全背离了价值投资的教训。它很可能继续如此。船只将环绕地球而行。但地平之说仍会畅行无阻。在市场上，价格与价值之间还会存在着宽广的差值，而奉行格雷厄姆与多德理论的人也会繁荣不绝。
以上部分为巴菲特演讲全文的中文翻译。从以上9张表可以看出，来自格雷厄姆-多德都市的投资者们，在不同的年度业绩差异往往极大，如在1969年，表1显示施洛斯公司的业绩是惨淡的-9%，而表2显示TWWDDY-BROWNE公司在1969年取得了12.7%的正收益。表3显示查理芒格在1970年收益是下跌0.1%，而表4显示同年比尔鲁昂的红杉基金取得了12.1%的收益，尽管他依然在当年跑输了标普500指数8.5个百分点（1970年道标普500涨幅20.6%）。其他年份这些情况也常常存在，大家有时间可以在表1-表9中间多加观察。
由此这群来自同一都市的投资者采用了各不相同的持股策略，才会有如此大的单年度业绩差异，可谓大道至简，殊途同归。
而且在某些年份大师们的基金业绩常常会大幅跑输大盘基准指数，在1970-1973年“漂亮50”莺歌燕舞的日子里，红杉基金的比尔鲁昂可谓承受着连续跑输大盘的巨大压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美好的事物终将到达。到了1984年，红杉基金的年化收益率已经达到了18%，远超同期10%的标普500，当年可怜的鲁昂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价值经常迟到，却从未缺席。
个人投资者相比机构投资者最大的优势就是对资金的完全支配能力，可以耐心地穿越周期，而机构投资者每天都在担心客户是否会在熊市的尽头赎回基金份额，每年都在担心业绩排名是否会因暂时的落后被炒鱿鱼，我想比尔鲁昂如果是用自己的资金投资的话，不会躲在桌子底下不敢接电话。
这里特别想提到的一位是低调却长期成绩卓越的沃尔特施洛斯，文中表1是他的战绩，长期股票收益率高于老巴，巴菲特的演讲中也特别指出“沃尔特的持股极为分散，他相对不太关注企业的本质，我的思想几乎无法对他有任何影响”。巴菲特素以集中持有能力圈内研究透彻的股票而闻名，施洛斯却可以完全不管这些，只做捡烟蒂投资，依然可以获得伟大的成绩。如果老巴是85%格雷厄姆+15%费雪的话，那施洛斯就是100%的格雷厄姆了。
查理芒格的合伙人公司投资业绩与巴菲特差别巨大，可见他俩的持股一定的差之千里，甚至完全没有交集的，但这依然不妨碍他们成为价值投资路上的精神密友，可谓殊途同归，同样的伟大，不只是战绩，而是人的胸怀和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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