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说法认为，2000年后短短15年新出墓志总量，可达整个20世纪的墓志发现数量总和。考古发掘、疯狂盗墓、伪刻假志，这三大新出墓志来源似乎搅得购藏市场“欣欣向荣”。但随着采访的深入，记者却越来越被一个问题困扰——最近十几年，真的发现了那么多的新墓志吗？
近年，在学界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20世纪至今发现唐代墓志资料总量超过1万方，其中21世纪以后新发现的墓志数量竟高达5000多方。也就是说，2000年以后短短15年新发现的墓志总量，竟可达上一个百年的总和之多。
听起来，这似有合理之处。这些年，大型基建项目此起彼伏，迎来了文物出土的高潮。尤其是深埋在地下的墓志，它们不同于立在地面上的墓碑，是埋于墓内的石（砖）刻，大多放置在墓室中或墓门口，有些放置在甬道中，因为沉重难移，赏玩价值不如其他陪葬工艺品，保留至今的可能性较大。据1949年以来最大的一套墓志整理汇编丛书《新中国出土墓志》执行主编、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任昉介绍，从墓志出土的地域来看，墓志数量的多少、规格的高低与古代城邑的大小成正比，“凡被划为古代上层贵族的墓葬区，都有大量墓志出现，特别是在河南、河北、陕西、山西、北京、江苏等地”。
但新发现墓志如此之多，却又在意料之外。毕竟墓志是古代刻写的一种特殊祔葬品，且流行于十几个世纪前的北朝隋唐时期。从现有材料来看，墓志的拥有者多数非富即贵，而且一般一人只有一方墓志，一人两方墓志的情况并不多见。
“2000年后到底发现了多少方新墓志，这个精确的总量是很难统计的。”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仇鹿鸣感到，近年来墓志成为研究和收藏的新宠，国内各机构和个人手里的新墓志数量可观，但收藏非常分散。另一个问题是，这些墓志之所以被定义为“新发现”而不是“新出土”，是因为它们中大部分出土信息已经丢失，直至转手了好几轮后才被博物馆或其他机构收藏、公布。还有一种更常见的形式是当地学者在文物市场上收集流散墓志的拓本，然后整理出版。
在业界和学界，西安碑林博物馆通常被认为是“所藏墓志各方面条件最好”的博物馆。碑林文物保管部主任张安兴介绍，2000年后碑林新收入的墓志在500方左右，约占碑林（含陕西省博物馆时期）历年馆藏墓志的三分之一，“是非常大的收藏量了”。
在墓志铭博物馆河南洛阳千唐志斋博物馆中，有三四个展厅看起来更像是库房，地上、墙边凌乱地堆放着据说是“这几年新收进馆还来不及整理”的墓志。记者随意看了块搁在地上的方石，发现竟是于2000年3月出土的唐代名相姚崇父亲姚懿的墓志。
实际上，除了陕西西安的碑林、大唐西市博物馆，河南洛阳的千唐志斋、九朝石刻博物馆（筹）是墓志收藏的集大成者之外，部分省市级博物馆、高校博物馆、考古大队等也各自收了不少志石。
但比上述“显而易见”的渠道更令人惊诧的，或许是墓志的“藏富于民”。有民间人士保守估计，市面上仍留在私人手里的流散墓志至少有七八千方。但这个数量极不稳定，正如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所言，民间收藏与民营博物馆之间像有“直通车”，“很可能今天刚买明天就卖给对方，永远没个准数”。洛阳千唐志斋前馆长赵跟喜指出：“鉴于这些墓志公立的机构买不起、私营的管不好，这几年也没少流出境外。”
据知情者透露，仅洛阳一地“玩金石的朋友”就有一两百号人，“收的最多的一个人，家里有400多方墓志，搞了个仓库都堆满了”。尽管一些墓志研究者认为这个数据有夸大的嫌疑，但无论是在学界还是在所谓的“金石圈”，有一个情况是得到普遍认可的——坐拥100方以上墓志的人不在少数。至少，一年前，多家媒体都报道了陕西民间收藏人士王永安，向碑林捐赠138件所藏墓志的事。
河南洛阳文物市场即景，有些墓志竟与杂物一起堆在走廊上，墓志拓片摆满了货架
在洛阳各大文物市场内，售卖墓志原石、拓片的门店比比皆是。在一家面积不足6平方米的文物商店，货架上密密匝匝竟摆放着数百种不同的墓志拓片。在洛阳最热门的文博城古玩字画市场，临近打烊时分，不少店门外、走道上还摆着志石。甚至在一家已经关门的商店门口，居然有几块小型墓志被透明胶带绑成一摞，和扫帚、簸箕一起堂而皇之地堆在一起。“这些石头不算好货，天天搬进搬出也烦，反正这么放也不会有人偷的。”一名古玩城的常客向记者解释。
这样看来，墓志的购藏市场可谓欣欣向荣。但随着采访的深入，记者却越来越被一个问题困扰——最近十几年，真的新发现了那么多墓志吗？
长期“捡漏”的考古发掘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妨先看看这些墓志是怎么被发现的。其中，最摆得上台面、也是唯一能明确出处的，是考古发掘。
这首先要归因于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2000年后频出的大规模基建、房地产开发项目。根据我国《文物保护法》第29条规定：“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事先报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即在大型工程开工前，文物部门都要进行考古勘探。这直接引发了近几十年文物发掘量的井喷，一些重要墓葬也由此曝光。比如，2013年发现于陕西咸阳的“唐代第一女官”上官婉儿墓志。
“对一个墓葬来说，墓志是最重要的出土文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上官婉儿墓考古队领队李明在采访中几次这样表示。他认为，正是由于墓志的发现，最终确定了墓主的身份，甚至为这场原以为平淡无奇的考古发掘带来了振奋人心的收尾。
2013年，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准备修一条园区内的道路，动工前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路基进行考古勘探，当年6月接到任务的李明便带着5名考古队员前往实地。根据史书记载，这片距唐长安城遗址约25公里的区域，在唐代时被称为“洪渎原”，曾经是北朝至隋唐时期长安城以北的高等级墓葬区。“北周的帝陵、十六国的贵族、北朝的王公，许多皇亲国戚都埋在这里。唐代的就更多了，比如武则天母亲杨氏的唐顺陵、太平公主女儿的墓都在这片。”李明说。
在发掘过程中，距离地面1.2米处的土层颜色发生了变化，提示着墓葬的存在，也意味着“抢救性发掘”的开启。顺墓道口而下，考古队员们发现这座墓深10.1米，全长36.5米，而且坐北朝南，有5个天井，是典型的达官贵戚墓葬。“一开始我们判断这是初唐期间某三品以上男官的墓葬。”李明说，天井流行于隋至初唐时期，安史之乱后的墓葬多不设天井，再结合唐代丧葬礼仪规定的一至三品官天井数为4至5个，他们据此判断出了墓主身份的显赫。“其实一开始我们没太在意这个墓葬，因为在陕西这样一个文物大省，这种规格的唐墓以前也发掘过不少。”
一切都在8月下旬墓志被发现后有了变化。李明记得，在第五天井与墓室之间的墓道中，当一合73厘米见方、15.5厘米厚的青石墓志被拂去泥土，现场所有人都激动了起来——精美的墓志盖上清楚地刻着“大唐故昭容上官氏铭”九个篆字，而唐代昭容中姓上官的，只有上官婉儿一人。掀起墓志盖，下方刻有982字铭文的墓志上，写明了墓主的祖父是名相上官仪、父亲是上官庭芝。李明说，发现了墓志，就可以断定此墓属于上官婉儿无疑。
“如果这盒墓志没有出现，也许根本无法知道这是谁的墓。”李明告诉记者，此墓中的壁画制作很一般，再加上壁画多是程式化的表现，并不能据此判断墓主的具体身份，甚至无法判断墓主的性别。而且考古队员发现，可能是因为死者下葬后不久就遭到“官方毁墓”，使得第四、第五天井破坏严重，墓室顶部完全塌陷，棺椁也不知所踪，陪葬品又非常有限，这就对墓主的身份判断造成了更大障碍。“社会上有上官婉儿被贬葬之说，但通过此次发掘，我们认为墓葬形制与她的身份是相符的。”李明说，上官婉儿是唐中宗昭容，为唐代九嫔之第二级正二品阶，有5个天井的墓葬规格对女官来说已经是最高档次了，想当年武则天次子章怀太子的墓也只有4个天井。
如果翻阅正史，与上官婉儿直接有关的记载在景云元年（710年）六月她被杀的那一晚戛然而止，对于她是否被毁墓，甚至连有没有被埋葬、葬在哪里、谁埋葬了她都没有记录。那么，由墓志确定这是上官婉儿的墓葬，再通过对出土文物的研究，确实可以为唐史提供全新、珍贵的实物资料。
李明认为，对墓葬来说，墓志的重要性无需多言，但单独地、割裂地研究一方墓志，却很难体现它的价值。就拿上官婉儿墓来说，如果没有看到包括随葬品、天井、选址这些墓葬情景，没有看到毁墓的现状，单方墓志的陈列和研究都意义不大。“出土环境的重要性占80%以上，墓志应该在情景中进行解读。”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罗新认为，在传统金石学的影响下，一些研究者以为有拓片就足够了，重视的是文字本身，并不在乎文字的物质载体及与此载体相关的其他资料。“可是现代史学研究早就超越了那种只关心文字内容的阶段。”罗新说，现在墓志所出的墓葬信息变得同样重要甚或更为重要——墓葬所在的地理方位，与其他墓葬的关系，墓葬地表遗迹状况，墓葬形制，墓室内各类器物的类型、质量及排列方式，墓志在墓室内的空间关系，还有志主的物质资料（即墓主人的遗骸、棺椁及衣物）等等，这些都蕴含着绝不逊色甚至更丰富的历史信息。这些信息只有在包括墓志在内的墓葬遗址经过完整、科学的发掘时，才可能得到保存和全面解读。他认为，把墓志从墓中盗出来进入彼此防范的流通市场，就如同鱼儿离开了水，让这些互为依存的信息被割裂了开来，而且这种割裂几乎是无法复原的。“即使只关心墓志，你也不能仅仅依赖拓片，你需要了解墓志的石质、厚薄、侧面及背面的纹饰等等。”
目前，国际学界支持考古机构对所发掘的材料有先发表和研究的权力。但在学界，一些学者对此做法并不认同。有学者表示，国内的考古机构承担了繁重的发掘任务，特别是有大量配合基建的考古工作，所以有时整理发表材料的速度很慢，耽搁了研究进度。而且，尽管考古队发掘的墓志都是货真价实的，但由于他们不愿意将墓志交给其他部门或机构收藏，导致一些重要墓志只能东一块、西一块地散在各处。
本世纪到底依靠考古发掘出土了多少方墓志，似乎没有人给得出答案。但记者在走访过程中，能够明显感觉到这部分的比重并不大。一是因为到了本世纪已经“十墓九空”；二是随着墓志及其拓片价值的水涨船高，这几年靠捡被盗之墓的“漏”发现新墓志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
屡禁不止的“农民”挖掘
在仇鹿鸣的印象里，21世纪陆续发现的一些唐代重要人物墓志中，除了上官婉儿墓志，其他包括唐高宗太子李建成夫妇、武则天之侄武承嗣、诗人韦应物等的墓志都是盗墓所得，“新出墓志大约70%以上是被盗掘出来的”。
“目前，考古发掘、民间征集、公安局移交是公立考古文博单位收藏墓志的三大来源。”主持《新中国出土墓志》整理工作的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素告诉记者。其中，被“公安局移交”的墓志基本是盗掘的文物，而“民间征集”则是谁都不能说清道明的灰色地带。
事实上，无论是在公立博物馆还是民营博物馆，在入藏墓志的“来源”一列，“民间征集”都是最常见的四个字。“但2006年后，明显感觉越来越难靠民间征集充实墓志馆藏了。”某公立博物馆负责人透露，现在公立机构“民间征集”的行情是一合墓志（含墓志盖）两三百元，相当于上世纪80年代的市场价。他感到，在“民营博物馆也可以名正言顺地收文物”之后，这个价格就更没市场竞争力了。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民间的墓志交易价格的确远高于此。以洛阳文物市场为例，一方极普通墓志的拓片通常都要卖到四五百元，志石的价格则万字起步。记者找到了一份2009年3月17日洛阳市文物管理局办公室印发的《洛阳市文物管理局关于洛阳流散墓志征集整理所需经费的请示》，在“初步工作规划”中写道“利用经济杠杆，收购和捐赠奖励相结合，广泛征集流散墓志”，继而明确标明“计划征集墓志约650方”、“经费预算：其中文物收购390万元”。据此计算，早在六年前，洛阳文管部门向民间征集一方（合）墓志的均价就达6000元。
当然，一些大牌公立博物馆的优势，是有时能遇上纯属捐赠的“民间征集”。比如，201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掘了唐玄宗时期宰相、名画《五牛图》作者韩滉之父韩休的墓葬不久后，某民间人士就将韩休曾孙韩复的墓志无偿捐献给碑林。有人认为，这一行为完全是“搭车炒作”。在碑林，当记者以游客身份问起此事时，一名讲解员开玩笑道：“这块墓志是柳公权撰文但不是柳公权书丹的，本身价值我不好判断。但现在给了碑林，至少听起来能和柳公权、颜真卿书丹的碑放一块儿，捐的人说出去是不是很有面子？”
不过，若要追问“民间征集”之前的来源，博物馆等官方机构的回答通常是“不知道”。而在洛阳，民间收藏人士和文物商的回答则高度一致——“农民家里挖出来的。”
一开始，记者以为所谓“农民家里挖出来的”是指村民于不经意间在家里的猪圈下、水渠中、玉米地里挖出了某块墓志。毕竟西安、洛阳都是几朝古都，似乎挖地三尺遍地是宝。
在《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叁）“千唐志斋壹”的序言中就写道：“墓志出土最多者，当属河洛地区。”洛阳的古墓集中区，除了众所周知的邙山，还有西郊的周山、南郊的龙门山以及伊河之南的万安山。赵跟喜记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约10万平方米的墓群区中，“苞谷地里一块地方不长苗，下面就可能有墓”。
赵跟喜说，千唐志斋从1995年起开始收入的新馆藏墓志，多为农民填筑沟渠、翻新房屋所出，大多闲置在里巷庭院中。当年他托人访购，短短几个月就得唐人墓志40余方，而且一块50厘米左右见方的墓志只要30元。1998年到2002年期间，千唐志斋又先后征得了570余方墓志，其中大部分是新出土墓志，只是价格已有所上涨了。“很多农民知道我们收墓志，看到就会马上通知我。”赵跟喜说，“石头到我手里的时候，都还热乎着呢！”
“以前，很多农村人因为不知道墓志的价值，已经毁坏了不少，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洛阳九朝刻石文字博物馆（筹）创始人齐渊说，在墓志价值没有被广泛关注的上世纪中叶，把墓志当地基、底座、桌面，甚至劈开了当台阶等非恶意的毁坏很常见，而且有些人还特地把字磨平了再作他用。在九朝刻石博物馆门口，就放着一方边长近1米的清代墓志，志石上的文字已模糊不清，表面也被刮花，中间还被齐整地打出了4个圆洞。齐渊说，这方墓志是由顺治帝师、康熙年间有“乌头宰相”之称的保和殿大学士魏裔介撰文的，理应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据他了解，这块墓志出土于清朝晚期，在民国时被村民拿来当榨油机的底座，所凿的4个洞是用来固定机器的，后来这块志石又被人买去当石桌。几年前，他用4000元的价格买了下来。“民间对待流散墓志的第一态度应该是收集，买原石、买拓片，因为‘抢救’是我们文化人的责任。”他说。
“今天哪儿还有这种捡宝的机会？都是相当专业的定向挖墓了。”一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农民’是什么人？就是盗墓贼啊！”
（文章来源：《文汇报》2015年7月10日，原文标题：《新出墓志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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