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名：《文化内蒙古》第一卷“神奇的草原”
主 编：晓克 研究员
出版信息：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6年
文明的曙光从这里升起
在广袤的内蒙古草原，碧草连天，河水蜿蜒，悠扬的牧歌阵阵传来。这里有现代化的首府城市呼和浩特，有驰名中外的钢都包头市；这里有人见人爱的“鄂尔多斯羊绒衫”，这里有带着草香的奶产品……，总之，这里有迷人的自然风光，也有浓郁的现代化气息。然而，许多人并不知道在远古时期人类文明曙光曾经从这里升起。
1973年10月，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呼和浩特市东郊大窑村南山坡上发现了一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石器制造场。当时，考古工作者发现了石核、石片，石斧等387件，引起了国内外考古学界的轰动。许多外国考古工作者闻讯相继前来考察。经1976年到1984年进一步的发掘，先后出土大量石器，主要有石核、石片、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石锤、石球等，其中尤以刮削器、钻具、尖状器等为多。经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裴文中和吕遵谔等先生鉴定认为，大窑遗址年代为距今70万年至1万年前，是一处石器制造场，是国内外罕见的旧石器时代的重要文化遗址，分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依据石器类型，将晚期定名为“大窑文化”，这个时期的石制品种类多样，其中龟背形刮削器独具特色，是该文化的典型石器。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北京周口店遗址是中华大地上人类活动的最早遗迹，而大窑文化的发现，说明在北方阴山之南，早在“北京人”之前就已经有原始人类活动，后来，他们曾与“北京人”长期共存，共同呼唤着中华大地上的文明的曙光。
在距今37000年前，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上的萨拉乌素河畔又出现了“河套人”活动的足迹。
萨拉乌素河位于鄂尔多斯高原南端的鄂托克前旗境内。这里气候温和，丘陵起伏，一湾河水蜿蜒流淌于高矮错落的丘陵之间，极适合古人类居住生活。1922年,法国天主教神甫、地质古生物学家桑志华来到盛产动物化石的萨拉乌素河大沟湾,从地表拾到3件人类肢骨化石。翌年,桑志华又与古生物学家德日进组成一支考察队,对萨拉乌素河沿岸进行了广泛调查,并作了重点发掘,发现了包括45个种类的脊椎动物化石和一批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后来,德日进在室内研究中,从1922年采集到的一堆羚羊牙齿和驼鸟蛋片里意外地发现了一颗石化度很深的人类上门齿,经北京协和医院解剖科主任步达生研究,取名为“河套牙齿”。
上世纪40年代,考古学家斐文中在他的一部著作中首次使用了“河套人”和“河套文化”(即萨拉乌素文化)这两个概念。“河套人”就是由那颗“河套牙齿”为代表,“河套文化”则由被德日进等人视为同时代的水洞沟(宁夏灵武县境内)和萨拉乌素河两地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为代表。
20世纪50年代，我区考古学家汪宇平曾先后3次赴萨拉乌素河一带调查和发掘，找到一件人类的顶骨和一件股骨化石,后经古人类学家吴汝康研究,认为河套人类化石的形态比西欧典型的尼安德特类型的人类更为接近于现代人,可能是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
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有更多先民们繁衍生息于北方草原上。他们相继创造了查海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白泥窑文化、富河文化、庙子沟文化、老虎山文化。青铜器时代到来之后，草原上又发展出夏家店下层文化、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鄂尔多斯青铜器等文化类型。
草原原始文化不仅自成系列，更引人注目的是它还昭示着中华文明的晨曦首先在这里升起。
发现于赤峰市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聚落遗址有大型石锄、陶罐以及成排的房屋遗址出土，说明兴隆洼先民们已经开始栽培农作物，这比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流域开始栽培农作物早了近千年。这里出土的我国最古老的石雕人像被考古界称作“中华老祖母”。在赤峰市，还发现了最早距今5000年的石围墙聚落，稍晚的老虎山石城址聚落群也已经历了4800年的沧桑，与郑州西山夯筑土城址为同时代的遗迹，都是迄今我国境内发现的最早城址。文字的发明是人类跨入文明门槛的重要一步。在距今5000—4000年前，赤峰小河沿文化的先民就已经开始把原始的象形文字刻画在陶罐上。经学者对上世纪80年代初出土于翁牛特旗石棚山一件大口深腹陶罐上所刻文字的释读，认为这是对远古时代一次流星或陨石雨的纪录。可见，小河沿的原始文字较之与它同期或稍晚的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中的原始文字符号更加进步。1984年，考古工作者开始对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进行发掘，先后出土和发现了祭坛、女神庙、大型方台、金字塔式巨型建筑、特点鲜明的积石冢群以及成组的玉质礼器。这些发现表明，早在5000年前，红山文化就已率先由氏族社会跨入“古国”阶段，我国最早的基于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度、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更高一级的组织形式——早期城邦制国家诞生了。这里开始透射出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而在1000年后，中原地区才相继跨入“古国”阶段。红山文化同中原以及中国其他区域相比，在文明起源史上处于“先走一步”的前导地位。
正是由于上述情况，中华民族许多文化传承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这里。查海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石块摆塑龙距今已有8000年，而在河南濮阳及湖北黄龙考古遗址中发现的摆塑龙距今6000多年。1971年，在距今6000—5000年的三星他拉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雕刻精美的玉龙，被称为“中华第一玉龙”。上世纪80年代后，红山文化遗址中又有玉龙陆续出土。这说明北方草原是龙的故乡，是龙崇拜观念的发祥地。伴随着玉龙出土的成批玉器，更引起学者们对红山文化的重新审视，认为红山文化的“玉文化”和晚于它的长江流域良渚文化的“玉文化”共同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玉文化。甚至有学者认为，良渚文化的形成，乃是受到红山文化的影响。翁牛特旗赵宝沟文化遗址距今已有6800年。 2004年，在这里发现了一件凤鸟造型的红陶杯，已有学者将其称为“中华第一凤”。从这里似乎可以看到中华凤文化的滥觞。小河沿原始文字的解读，“找到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原始记录”，因为红山文化的先民中有玄鸟族，他们与后来的商文化有着密切关系，所以，商族的起源神话可以通过小河沿文字的记载得以冰释。进入青铜器时代后，草原上出现了以夏家店下层文化为代表的早期青铜文化，其对商代青铜器的影响也是明显的。苏秉琦先生认为殷商人的祖先即起源于此。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富饶美丽的内蒙古草原是中华大地上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
走入历史烟尘的马背民族
在内蒙古草原，广为流传着一首脍炙人口的蒙古族歌曲——“雕花的马鞍”。歌中唱道：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有一个神奇的摇篮，那是一幅雕花的马鞍，伴我渡过金色的童年……这首歌以优美的曲调、形象的语言述说着内蒙古那悠久而动人的游牧民族的历史。历史上这里曾经出现多少强悍、浪漫的游牧人，又有多少草原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兴衰演替。正如翦伯赞在其名篇《内蒙访古》中所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匈奴人就进入了内蒙；到秦汉时期或者更早，它就以一个强劲的民族出现于历史。以后，鲜卑人、突厥人、回纥人，更后，契丹人、女真人，最后，蒙古人，这些游牧民族一个跟着一个进入这个地区，走上历史舞台，又一个跟着一个从这个地区消逝，退出历史舞台。”
歌曲“雕花的马鞍”还唱道：“马背给我草原的胸怀，马背给我牧人的勇敢”。游牧民族作为草原上的牧人，一生都离不开马背，因此可以形象地称为“马背民族”。正如翦老所说，历史上这里不断涌现出一个个游牧民族，最后又从这个地区消失，走入了历史烟尘之中。其实翦老在《内蒙访古》提到的只是择其大者，除上述民族之外，还有像乌桓等没有显赫声名的许多民族曾经在这里过着游牧生活，曾经在马背上书写内蒙古草原的历史。如果我们作一粗略统计，可以看到，历史上曾经驰骋在内蒙古草原上的民族分属东胡系和突厥系两个族系，主要有：东胡系的东胡、乌桓、鲜卑、柔然、吐谷浑、靺鞨、契丹、奚、女真、蒙古、满洲等；突厥系的丁零、敕勒、突厥、沙陀、薛延陀、回鹘、黠戛斯等，而匈奴人的族属至今还是一个聚讼纷纭的学术问题。“这些游牧民族在过去都曾经在内蒙地区或者在更广大的世界演出过有声有色的历史剧；有些游牧民族，如13世纪的蒙古人，并曾从这里发出了震动世界的号令。”（翦伯赞语）
尽管其中的许多民族早已走进历史的烟尘，但是他们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现在，让我们踏着他们的足迹进入那尘封已久的岁月中，走马观花地看一看他们曾经的勃发英姿和聪明才智。
匈奴人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建立了政权的北方民族。匈奴人的先祖猃狁、荤粥早在古史传说时期就已生活在今内蒙古草原上，与华夏诸族发生着各种联系。公元前209年，冒顿杀其父自立为单于，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北方草原游牧政权。匈奴政权控制了相当广阔的地域，它东起辽河，西抵葱岭，北愈贝加尔湖，南至长城。匈奴政权在经历了数个世纪的兴衰分裂后，与公元126年走到了自己的尽头。这期间，匈奴人曾经与中原汉王朝有过“翦不断，理还乱”的恩恩怨怨，经过数千年风雨吹打后，“胡汉和亲”的动人故事依然流传在草原上。今天，矗立在呼和浩特市南郊的昭君墓仍在默默续写着民族团结的佳话。匈奴民族还曾经大规模西迁，引发了亚欧大陆上历时数世纪的民族大迁徙，改变了亚欧大陆的民族分布和历史进程。
鲜卑继匈奴之后崛起。鲜卑人曾经与中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广泛联系，大量吸收中原文化，最终首开入主中原、建立以北方草原民族为主体的中原封建王朝之先河。在鲜卑人步步走向中原之际，内蒙古草原这个北方游牧民族的后院又出现了另一个民族——柔然。柔然汗国虽然很快被新兴的突厥人灭掉，但他们在草原文化的传承上却功不可没，尤其是他们对自己汗国首领的称呼“可汗”一称，竟成为了后世北方游牧民族政权首领的专称。在柔然汗国之后，内蒙古草原上又传来了敕勒人的牧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意境深远而苍劲的牧歌被传唱千载，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公元552年，突厥人在其首领的带领下，击溃统治他们的柔然汗国，建立了突厥汗国。突厥人受周边民族的影响，文化得到了空前发展。突厥文的出现，使他们成为我国北方草原上第一个创制自己文字的民族，同时，也为北方草原没有文字的历史划上了句号。看看遗留至今的《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暾欲谷碑》，不仅可以体会到高深的文学修养和优美形象的笔触，还似乎可以看到那刺入历史深处的刀光剑影，听到那穿越千年的粗犷呐喊。回鹘民族在传承、发展北方草原文化方面多所贡献，他们继突厥人之后登上了内蒙古草原这个历史大舞台。回鹘人不仅创制了自己的文字，而且为后人留下了大量弥足珍贵的文献。回鹘汗国与唐朝保持良好关系，把北方草原的经济社会及文化发展推向了一个新高潮。
10世纪初期，契丹人走到了北方草原的历史前台。契丹人是鲜卑人的一支，他们在其首领耶律阿保机的带领下，于公元917年建立了“契丹国”，后改称“辽”。契丹人是一个富于智慧的民族，他们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历史文化遗产：富有游牧特色的陪都制、充满智慧的南北面官“因俗而治”、脱胎于汉字的契丹大小字、散落于我国北方的辽代佛塔、不断被发现的辽墓中栩栩如生的壁画……契丹人早已消失在北方草原和中原大地上，然而，他们留下了智慧和劳动的结晶。不难发现，这些结晶至今仍然在折射着草原文化的熠熠光彩。
最后，还是来看看翦伯赞是怎样评论这些走入历史烟尘的马背民族的：“这些相继或同时出现于内蒙地区的游牧民族，他们像鹰一样从历史上掠过，最大多数飞得无影无踪；留下来的只是一些历史遗迹或遗物，零落于荒烟蔓草之间，诉说他们过去的繁荣。”
兴衰无定的游牧政权
在我国北方草原历史上，数千年来游牧民族曾经建立过许多政权，主要有：匈奴国、鲜卑政权、柔然汗国、代政权、突厥汗国、回鹘汗国、契丹国、金政权、蒙古汗国、后金国等。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这首广为流传的歌曲让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北方草原的广阔无垠、风和日丽。但是，由于北方草原位于欧亚大陆腹地，受到典型的大陆性气候控制，这里也不尽是朗朗晴空和迷人风景，在草原上，刚才还是艳阳高照，微风送爽，突然间风云突变的情况是十分平常的。牧民们经常受到“黑灾”（旱灾）、“白灾”（雪灾）的打击，他们所从事的畜牧业生产，经常随着气候的变化而起伏。在良好的气候条件下，畜牧业生产可以得到迅速发展；一旦遭灾，牲畜大量倒毙，甚至一夜之间，富裕的牧户就会变得一贫如洗。游牧经济具有明显的波动性和脆弱性。游牧生产的人口容量远远小于定居农业生产，牧人们必须尽可能地分散开来牧放牲畜，游牧经济势必带有明显的分散性。因此数千年来，建筑在这样经济基础之上的一个个北方游牧政权，往往都表现出一定程度上其兴亦骤，其衰也速的特性。
匈奴政权的兴衰就极具代表性。匈奴虽然早已见诸我国史籍，但是直到头曼单于时期，匈奴还是一个部落联盟。为了协调匈奴于月氏的关系，头曼单于不得不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月氏当作人质。尽管当时头曼送其长子冒顿去做人质还别有用心，但匈奴必须向月氏输送人质以维持关系则是确定无疑的。这说明此时的匈奴尚且弱小。公元前209年，冒顿杀父自立为单于，在北方草原上建立了第一个游牧政权。此后，匈奴人对其强敌东胡等周边部族展开了大规模征服战争。到公元前174冒顿病故，在短短的30余年时间里，匈奴国的范围竟然扩大到了辽河至葱岭，长城至贝加尔湖广大地域。一个空前庞大的游牧政权骤然出现在我国北方。所以，冒顿单于自豪地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冒顿之子老上单于时期，匈奴继续对伊犁河畔的月氏进行战争，迫使月氏西迁。公元前71年，北方草原大雪，牲畜多被冻死，匈奴人民冻馁致死十分之三。此时，附属于匈奴的各部族趁机起事，丁零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匈奴政权摇摇欲坠。随之匈奴内部又发生了“五单于分立”的内讧，后匈奴国分裂为南北二部，北方草原上第一个强大的游牧政权从此走向没落，雄风不再。
曾经唱着“敕勒歌”游牧于漠南草原的敕勒人，也建立过自己的政权。5世纪80年代诞生的敕勒政权，到6世纪20年代就由于其内部王位的争夺导致了力量的迅速削弱，最终被柔然击破。这大概是游牧经济分散性所导致政权不稳较典型的事例。
回鹘汗国在我国历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从骨力裴罗（怀仁可汗）算起，到回鹘汗国灭亡，回鹘汗国大约存在了100余年，如果再加上被突厥人重新统治前的吐迷度可汗时期，回鹘政权存在的时间就更长一些。它不仅存在时间较长，而且始终与唐朝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往来比较密切。回鹘人创制了自己的文字，其民族文化也得到繁荣发展。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强盛的汗国，也没有摆脱最终衰亡的历史命运。9世纪30年代末，回鹘汗国内讧迭起，自然灾害连年发生，瘟疫流行，国势渐衰。公元839年冬，暴风雪又一次袭击了回鹘汗国，牲畜大量倒毙，牧民流离失所。翌年，黠戛斯突袭回鹘汗庭，杀死可汗，回鹘汗国灭亡。
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巅峰，放眼北方草原数千年风云变幻，不禁会为疾风暴雨般来而复去的游牧政权感慨万千，同时也会真切地看到游牧经济与生俱来的波动性、脆弱性、分散性在游牧政权发展轨迹上留下的深深划痕。
秦风依稀垂汉唐
——秦、汉、隋、唐、元、清在内蒙古地区的行政建制
从大兴安岭以西到阿尔泰山南北，从长城以北到贝加尔湖畔，有着一片辽阔无垠的草原，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的北方草原。数千年来，众多草原游牧民族赶着畜群游移于白云之下，栖息于水草之间，他们生于斯，长于斯，也曾建立过不少游牧政权，也曾描绘了无尽的历史辉煌。然而，这里并不仅仅是游牧人演出的舞台，许多中原王朝也曾经先后在这里参加了历史活剧的“汇演”，为后人留下了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让我们从“行政建制”这个角度步入历史的烟云，看看北方草原历史发展的一个侧面线索。
说到中原王朝在北方草原上的行政建制，自然要首推秦始皇时期的郡县制。公元前221年，秦灭齐，统一“诸夏”，秦王嬴政改称“始皇帝”，“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在全国实行了郡县制。秦始皇派遣将军蒙恬率兵30万北伐匈奴，夺取了阴山、河套地区，并在那里设立了云中、九原郡，而地跨今长城内外的还有上郡、北地、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等郡。司马迁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这些郡县的设置，把北方草原的南缘囊括在秦帝国的统治之下。
汉承秦制，在国内也实行了郡县制，秦时的上谷、渔阳、右北平等郡保留下来。然而在西北方面，由于秦末天下大乱，汉朝初年匈奴强而汉朝弱，匈奴趁机南下，夺回了阴山、河套地区，汉朝无力反攻，所以汉初尚未将郡县设到北方草原地区。汉初，汉高祖刘邦遣使与匈奴“约为昆弟以和亲”。此后，惠、文、景帝三朝始终奉行“和亲”政策，匈汉之间基本没有发生大规模冲突，长城内外，一片祥和，“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汉朝则出现了千古传颂的“文景之治”。汉武帝继位后，因“马邑之谋”的败露，直接导致了汉匈关系的破裂，匈奴开始入掠汉朝边地，汉朝则几乎每年都要动员数万骑的兵力攻击匈奴。发生在公元前127年和公元前121年的河南战役、河西战役，给匈奴以沉重打击，匈奴单于庭由漠南迁往漠北。此后，汉朝军队经过20余年的穷追猛打，夺取了阴山、河套地方。汉朝在那里重新设置行政建制，主要有：定襄、云中、五原、朔方、张掖等郡。
隋朝是我国历史上继秦汉之后又一个大一统王朝。由于长期的战乱和政治变动，隋初，地方行政建制混乱。公元583年，隋朝开始整顿行政建制，废除郡制，以州统县，改变了东汉末年以来的州、郡、县三级行政建制的格局。隋炀帝继位后，又于公元607年将州改为郡，实行郡领县制。当时设置在今内蒙古范围内的主要有朔方、盐川、榆林、五原、定襄、马邑、雁门、张掖、武威等郡。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历史发展在经历了近6个世纪的跌宕起伏、分流汇合之后，又一次形成了发展和统一的高潮。贞观年间，唐朝通过并省州县来整治隋末形成的行政建制混乱局面，同时将全国划分为十道（后增至15道）加以管理。逐渐形成了道、州、县三级地方行政建制。当时，关内道下辖的丰、胜、宥、夏、盐、灵州，陇右道下辖的凉、甘、肃州，河东道下辖的云州其辖区伸入到今内蒙古部分地方。
在道、州、县之外，唐朝还在北方草原设置了许多“都护府”和“羁縻府州”管辖各族。其中，都护府主要有安东、东夷、燕然、瀚海、单于和安北等。
唐朝覆灭后，我国出现了较长时期的分裂，直到元朝建立，全国才重新走向统一。元朝是蒙古族统治者联合汉族地主阶级建立的封建王朝，它所实行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最大的特点就是实行了行省制。蒙古汗国蒙哥汗时期，忽必烈受命统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1259年，蒙哥汗在进攻南宋合州时病逝。1260年，忽必烈继位，建年号“中统”。此后，忽必烈即着手建立地方行政机构。中统元年五月，设立燕京、益都济南、河南、北京、平阳太原、真定、东平、大名彰德、西京、京兆等十路（道）宣抚司。同年八月，设立秦蜀行中书省，由宣抚使出任省官。中统三年十二月，设十路宣慰司，统领各地方行政机构。由于起初的“行中书省”、“行尚书省”是因事而设，无事则罢，并非专门的一级行政建制，所以，经常处于裁设增减的变化之中。这个期间，行省的建制变化不定，各道宣慰司却是比较稳定的地方行政管理机构，但是，大多数宣慰司已被置于行省的管辖之下。至元二十四年（1287）设立辽阳行省后，元朝境内已经有了9个行省。到成宗、武宗两朝时，先后撤销各道宣慰司，行省下统领路、州、府、县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基本确立，共计十个行省，还有中书省辖区和宣政院辖区两个单列的政区。
当时，北方草原大部分被划入岭北行省。在南部，则由中书省、陕西行省、甘肃行省分别管辖，路一级的地方行政机构主要有：泰宁、宁昌、全宁、上都、大同、净州、德宁、延安、兀剌海、亦集乃等。元朝通过设置这样的地方行政管理机构，把全部北方草原纳入了其管辖范围。
清朝是我国历史上又一个北方草原民族统治者联合汉族地主阶级建立的大一统王朝。清朝的建立者满洲人本身就是草原民族，对当时雄踞于北方的蒙古族有着更加深入的了解。满洲人采用软硬兼施的策略基本征服了蒙古之后，才把更多注意力转向关内的明朝。在满洲人入关和统一全国的炮火硝烟中，蒙古铁骑往往冲在最前面，成为满清不可或缺的先锋队。
清朝的前身后金国建立后不久，许多蒙古部落先后投向后金。后金参照满洲八旗行政建制，将一部分蒙古人编入八旗，同时在更多的蒙古地方设立了扎萨克旗。从清太宗天聪年间到乾隆元年，经过多次调整，漠南蒙古被编为49个扎萨克旗。这49个扎萨克旗分别在6处会盟，凡参加同一会盟的各旗合称为盟，各盟以会盟地点命名，它们是哲里木盟、卓索图盟、昭乌达盟、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这就是所谓的“盟旗制”。盟旗制不同于内陆的省府州县制，各个扎萨克旗都是一个世袭领地，在完成对清廷承担的经济、军事等义务的前提下，享有一定的自治权。各扎萨克旗直属清廷中央理藩院，清廷对扎萨克旗设置了种种限制和规定，限制各旗之间、蒙汉之间的来往与联系，防止蒙古王公贵族势力坐大。盟只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其任务只是简稽军实，巡阅边防，清理刑名，编审丁册。1691年（康熙三十年）“多伦诺尔会盟”后，清廷在喀尔喀蒙古编旗设佐，施行盟旗制。此后，又相继在新疆、青海等蒙古族聚居的地方施行了盟旗制。
通过上述不难看出，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的行政建制中，还或多或少地留有一些历史上历代王朝在这里建立的行政建制的遗迹和影响。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