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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谷光瑞西域考古活动的缘起


堀贤雄于1904年1月在甘肃兰州留影



大谷光瑞于1902年8月在英国伦敦留影



渡边哲信(右四)于1902年12月在新疆和阗玉陇喀什乡留影


斯坦因于1900—1901年在中国新疆和阗一带进行的第一次中亚考察,既标志着近代中国西北考古学结束了19世纪触目惊心的起源阶段,也标志着近代中国文物外流活动进入了20世纪撕心裂肺的高潮期。斯坦因考察期间,世界第一大报《泰晤士报》于1901年3月30日发表《在中国突厥斯坦(南疆)的发现》一文,宣称斯坦因在南疆的考古必将“重新找到人类历史上已丢失了的一个章节”。斯坦因返回欧洲后,通过各种手段自我宣传,直接激发了20世纪初的新一波西域考察浪潮。其中最具后续影响者,当属德国柏林人种学博物馆印度部主任阿尔伯特·格伦威德尔领导的第一次德国吐鲁番考察队和日本京都西本愿寺未来法主大谷光瑞领导的第一次大谷西域探险队。


日本明治维新后,试图“脱亚入欧”,努力向西方学习。日本佛教最大宗派净土真宗的大谷派总本山东本愿寺和本愿寺派总本山西本愿寺,也派出大量僧徒赴欧洲各国留学,其中包括西本愿寺第21世法主大谷光尊的长男大谷光瑞。大谷光瑞于1892年与京都贵族九条道孝公爵之三女九条筹子订婚,而九条道孝之四女九条节子已于1889年许配给明治天皇的太子嘉仁(嘉仁即后来的大正天皇,节子即后来的贞明皇后)。大谷家与皇室连襟,西本愿寺又在甲午战争中为日军服务有功,大谷光尊遂于1896年被明治天皇封为伯爵。大谷光瑞于1898年和筹子完婚后,奉父命要赴欧洲留学,于1899年12月离开日本,于1900年春到达英国伦敦。


大谷光瑞留学英国期间,被选为伦敦皇家地理学会、英国皇家亚细亚学会的会员,密切关注着斯坦因的第一次中亚考察,并筹划加入对中国新疆文物的争夺战。为此目的,大谷光瑞常去大英博物院阅读相关资料。其随员藤井宣正后来回忆说:“有一段时间,我跟随着大谷光瑞猊下,天天都去大英博物院查阅东洋的古文书。还有一段时间,我在大谷光瑞猊下的指导下,花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去调查中亚古今的教况、地理、历史等。”


斯坦因结束第一次中亚考察后,于1901年夏、秋两季居住在英国,随后返回印度。斯坦因返印途中,于10月初访问德国,拜会格伦威德尔。格氏当时正在筹建德国吐鲁番考察队,斯坦因遂向他传授考察经验,介绍新疆局势。为了能集中精力撰写考察详尽报告书,斯坦因又于1902年5月从印度返回伦敦。6月16日,斯坦因在伦敦皇家地理学会讲演,演题为《在中国突厥斯坦(南疆)进行的一次地理学和考古学考察旅行》。当时正在伦敦的大谷光瑞,专门拜访了斯坦因,求教有关赴新疆考察的各种问题。


1902年夏,大谷光瑞决定从英国返回日本,计划在东行途中顺便进行西域考古,调查新疆境内的古代佛寺遗迹。大谷光瑞在伦敦组建的第一次大谷西域探险队,主要成员均为在欧洲留学过的西本愿寺弟子,包括渡边哲信、堀贤雄、井上弘圆、藤井宣正等人。渡边哲信先后在俄国圣彼得堡和英国伦敦学习宗教史,堀贤雄于1901—1902年在牛津大学地理学院学习地形测量学,是探险队的主力。大谷西域探险队起程前夕,大谷光瑞于1902年8月在伦敦拍摄了一张纪念照片,其解说词如下:“明治35年(1902年)的8月,在英国首都伦敦的大谷光瑞法师即将踏上西域探险的征途时,为了纪念而拍摄的照片。时年27岁。”


1902年8月12日,由格伦威德尔率领第一次德国吐鲁番考察队离开柏林,前往新疆吐鲁番考古。4天后,即8月16日,大谷光瑞率堀贤雄等8人离开伦敦,经圣彼得堡前往中国新疆考古。8月20日,渡边哲信也从伦敦出发,前往圣彼得堡与大谷光瑞等会合。大谷光瑞和渡边哲信两路人马于8月22日在圣彼得堡会合后,继续东进,于9月21日到达新疆喀什噶尔,由英国驻喀什噶尔代理政治代表菲利普·约翰·迈尔斯上尉接待。在喀什噶尔,大谷光瑞决定,他本人率大队人马在降雪期之前要翻越帕米尔高原,赶往印度巡礼,而渡边哲信和堀贤雄两人则继续留在新疆考古。


1902年10月4日,大谷探险队在叶尔羌正式分为两队。大谷光瑞一行南下印度,渡边哲信、堀贤雄一行先考察塔什库尔干,再转往库车方向。1903年1月18日,大谷光尊在京都圆寂。大谷光瑞在印度加尔各答收到消息后,赶回日本,继位为西本愿寺第22世法主。留在新疆的渡边哲信和堀贤雄,先考察了塔什库尔干、叶尔羌、和阗、阿克苏等地,于1903年3月到达库车、拜城一带考察,探访了克孜尔千佛洞等7座石窟寺,获取大量佛教文物。随后,两人带着搜集品,经迪化(乌鲁木齐)、兰州、汉口等地,于1904年4月返回日本。


格伦威德尔率领的第一次德国吐鲁番考察队于1903年4月结束考察后,格氏与其助手阿尔伯特·冯·勒考克又分别于1904—1905年、1905—1907年、1913—1914年领导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吐鲁番考察队。大谷光瑞后来也分别于1908—1910年、1910—1913年派出了第二次、第三次大谷西域探险队。德国吐鲁番考察队系列和日本大谷西域探险队系列,在中国西北长期挖掘,导致大量中国西北文物外流。


大谷光瑞与孙中山关系密切,曾于1918年被聘为广州护国军政府顾问。但在日本全面侵华的过程中,大谷光瑞日益反华,常在报端辱骂中国人为“贼”。1935—1936年留学日本的中国学者常任侠,在1936年10月17日日记中愤怒地回击说,京都博物馆藏大谷搜集品“多半由大谷光瑞自中土盗来。大谷善骂中国人为贼,此真贼也!” (三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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