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丧葬中的晋制（上）
作者简介
齐东方，1956年3月13日出生于辽宁省昌图县。现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唐时期的考古、历史、文物、美术的教学与研究。发表各种论著百余篇，主要包括吐谷浑余部历史的研究、三国至隋唐时期墓葬制度的研究、中国古代金银器研究、古代马具的研究、古代玻璃器研究、丝绸之路考古研究。
目次
绪论
一、“不封不树”与丧葬观念的转变及实践
二、“祭墓”、陶俑、牛车的兴起及其习俗变化
三、争议之中礼仪的渐变
四、正统建设中丧葬晋制的出现
结语
绪论
文献记录和考古资料相吻合是一种理想的研究结果，考古学的意义在于通过真实的遗存弥补文献的缺失，纠正文献记载的错误，从而客观地展现历史。中国古代墓葬的演变存在周制、汉制与晋制，学者发现，汉、唐经历了由崇尚厚葬到倡导薄葬，再重厚葬的演变。周制、汉制及唐代丧葬制度巳有讨论，晋制却少有研究。晋墓的探讨多以分区、分期、分类为目标，或是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谈到汉唐墓葬的演变，两晋南北朝通常被认为是承上启下的时期，这种笼统的解释无法触及考古现象所反映的历史本质。晋制一词虽然也常出现在一些论著中，一般多是强调晋墓的特征，并非具有与周制、汉制并列的含义。本文把晋制作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丧葬制度来看待，涉及丧葬活动所反映的社会文化。汉唐两代墓葬差别甚大，探讨其间的变革，才能进一步阐释汉唐文化的转变。
讨论中国古代丧葬中的晋制，其内涵并非仅仅是考古发现的墓葬本身。以往研究中常见的葬俗、丧葬礼俗、葬礼、丧葬制度、丧葬祭仪等，使用时含义不尽相同，或无明确界定。为了使讨论更为清晰，这里首先提出丧葬观念、丧葬习俗、丧葬礼仪和丧葬制度这四个概念，分别加以界定，并对它们之间的关系略做说明。
丧葬观念是指对死亡的理解和认识，丧葬习俗是指安葬和悼念死者约定俗成的方式，丧葬礼仪是指丧葬观念、习俗的理性表述和系统的行为规范，丧葬制度是指带有强制性的规定。它们之间的关系大致是由丧葬观念产生了丧葬习俗，丧葬观念和丧葬习俗的结合，提升为一种系统的阐释，成为礼仪，再进一步发展为强制性约束的制度。当然，并不意味这是一个单向过渡和绝对的因果关系，丧葬活动用于维护人伦和政治秩序，凸显出各种复杂的因素和力量的共同作用，不是通常解释从经济发展到制度变革、再到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变迁的流程，在整个丧葬活动中，观念、习俗、札仪和制度常常融为一体。
另外，丧葬活动包括丧、葬、祭三大部分。考古发现的墓葬只是内容繁杂的丧葬活动中遗留下来的物质体现，即“葬”的一部分，探讨丧葬活动的整体，需要借助文献来相互印证。
晋制是否存在，具体内涵是什么，应该看是否具有丧葬观念、习俗、礼仪和制度不同层次的动态形成过程。可以称之为制度性的变革，通常在调节、量变积累中实现，又有较长时间的稳定和继承，故探讨晋制，把魏晋同时考察，并延伸到后代是十分必要的。
一、“不封不树”与丧葬观念的转变及实践
《易经·系辞》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中国早期墓葬没有坟丘，文献记录，大约在春秋晚期，为便于识别而出现坟丘。考古发现至少在商代已有墓上标识，河南安阳侯家庄的一座墓室之上发现大型的砾石，推测是房屋的础石。安阳小屯妇好墓和大司空村的两座长方形墓，都发现了用夯土筑成的房基及础石。这些墓葬建筑可能供祭祀使用，类似后世享堂，或者陵寝的“寝”。墓前立石刻是汉代的做法，西汉霍去病墓呈现出祁连山的样子，并在墓前立各种石刻。东汉时期，帝陵和大臣墓前神道两旁树立对称的石刻群，有的还建祠堂、祠庙。
东汉末年极具权势的曹操于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病逝于洛阳，灵柩运回邺城埋葬。曹操死前颁布薄葬的终令：“因高为陵，不封不树”，“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此时重提“不封不树”，已经与早期的含义不同。为什么突然又出现不封不树？以往的解释认为一是由于战乱，防止盗掘。二是因经济凋敝，提倡节俭。汉末大动乱，人们眼见前代坟墓多遭毁灭性的破坏，经济衰落也使人们无力花费巨资奢侈地埋葬死者。这一解释大致不错。不过，“不封不树”属于薄葬，而倡导薄葬，之前还有汉文帝，《汉书·文帝纪》说：＂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但西晋时有人盗掘霸陵却获得了大量珍宝，以致当时的晋愍帝大为惊叹：“汉陵中物何乃多邪！”薄葬节俭尚且如此，其他汉帝陵可想而知。汉代厚葬极盛，《后汉书·赵咨传》说：“国赀糜于三泉，人力单于郦墓，玩好穷于粪土，伎巧费于窀穸。自生民以来，厚终之弊，未有若此者。”
汉代墓葬发现甚多，规模之大、随葬品数量之多为历代难以相比，的确是一个厚葬时期。尽管时人对厚葬之风也有讥讽，但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力主薄葬的汉文帝，死后的陵中也有大量珍宝，薄葬只是相对而已。以个人的倡导要矫正和改变厚葬之风几乎没有可能，帝王、大臣个性化的节俭，难以影响一个时代墓葬的基本面貌。东汉光武帝时试图以法令限制，但收效甚微，不得不感叹“法令不能禁，礼仪不能止”。
汉代“令先人坟墓简约，非孝也”，厚葬是一种美德，偶然出现的禁止或改变，理由主要是反对倾家荡产致使活人无法维持生活，极尽所能为先辈营建奢华的墓葬仍是社会的主流风气。
历代主张的薄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比较单纯的倡导节俭，另一种是要移风易俗。曹魏的薄葬主张非同以前，包含有移风易俗的目的。“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至东汉末国库民间已渐空虚。汉末战乱中经济更为凋敝，致使出现严重的掘墓之风，而且不是乡野村民行为。汉末权臣董卓下令手下大将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宝”。曹操也曾对梁孝王陵“帅将校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宝”，甚至还设“摸金校尉”的挖墓官。这些恶劣行为，使当时的人们感触极深。魏将郝昭遗令中说“吾数发冢取其木以为攻战具，又知厚葬无益于死者也”。对墓葬能否作为死后的安稳之地以及厚葬产生质疑。
曹操的薄葬主张不是空谈，而是以身作则。曹操的高陵已在河南安阳安丰乡西高穴村发现。平面为“甲”字形，墓室为双室砖券构筑，还有四个侧室（图一）。墓中出土器物主要有铜带钩、铁甲、铁剑、铁镞、玉珠、水晶珠、玛瑙珠、石圭、石璧、刻铭石牌、陶俑和陶器、画像石残块。一些石牌刻有“魏武王”的字样。曹操生前先封为“魏公”，后进爵为“魏王”，死后谥号为“武王”。
这座墓葬规模很大，却未发现封土，随葬品中的圭、璧采用一般的石料制成，少量玉珠、水晶珠、玛瑙珠也是衣服或器物上的装饰，铁甲、铁剑或为生前用物，陶器多为明器。与东汉大量墓葬相比，贵为王公的曹操墓随葬品简陋，与曹操明确提出自己身后要薄葬的遗令相吻合。
魏文帝曹丕对丧葬改革的态度更为鲜明，他曾严厉地指出：“封树之制，非上古也，吾无取焉。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甚至将其父曹操依东汉礼制“立陵上祭殿”，也以‘‘古不墓祭，皆设于庙”为由而毁掉。还把墓葬遭盗掘之事归咎于封树之故：“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岂不重痛哉！祸由乎厚葬封树。”曹丕诏令自己死后要薄葬：“若违今诏，妄有所变改造施，吾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将不福汝。其以此诏藏之宗庙，副在尚书、秘书、三府。”发出这等狠话，完全是一道死命令。
丧葬改革不同于政治、军事改革，很难以突变的方式实现，其观念逐渐被更多的人们接受。曹氏父子两代坚定不移地“不封不树”，率先垂范薄葬，对扭转世风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接下来的西晋，主张并无二致。《晋书·宣帝纪》：“（司马懿）预作《终制》，于首阳山为土藏，不坟不树。作《顾命》三篇，敛以时服，不设明器，后终者不得合葬。一如遗命。”司马懿死时尚为魏臣，在皇帝的示范下，他积极响应，其遗嘱也得到执行。后景帝司马师廚，“丧事制度，又依宣帝故事”。可见从曹魏到西晋初，最高权力者在丧事上的薄葬观念和实践一脉相承。几代最高统治者的薄葬共识，在西晋执行得更为彻底。晋丧葬令规定“诸葬者皆不得立祠堂、石碑、石表、石兽”。薄葬巳非皇帝对自己身后的安排，而是扩展到全社会实行的制度了。
有关西晋帝陵的考古发现。洛阳勘察了邙山南麓的枕头山和峻阳陵两处墓地。枕头山最大的1号墓，可能是司马懿次子西晋文帝司马昭的崇阳陵。墓道长46、宽11米，墓室长4．5、宽3．7、高2．5米。峻阳陵墓地最大的1号墓，墓道长36、宽10．5米，墓室长5．5、宽3、高2米。推测即西晋武帝司马炎的峻阳陵。两座西晋帝陵都是单室长方形土洞墓，以山为体，不造陵园，与汉代帝陵相比，不仅毫无帝王气概，甚至不如一般墓葬。可见薄葬主张，自曹魏开始，到西晋不仅被继承，而且被强化。
丧葬观念的改变只有普及到社会各阶层，才能构成时代特征。目前可确定的曹魏墓虽不多，却也透露出值得关注的信息。1956年曾在洛阳涧西发现一座出土铁帐钩上有“正始八年”题记（247年）的墓葬，报告定为曹魏墓，此后很长时间没有明确的曹魏墓发现，这座墓葬的重要性愈显突出。鉴于当时的报道简单，三十多年后又重新刊布了较详细的报告。尽管也有学者从墓葬形制上断为西晋早期墓，但从对这座墓葬的重视与讨论中，说明该墓对于探讨魏晋墓葬的转型十分重要。洛阳曹魏正始八年墓是一座双室砖墓，由墓道、甬道、前室、后室和耳室组成（图二）。随葬品中陶器多出于耳室，铁器、铜器和玉器皆出于前室。1983年洛阳偃师杏园Ｍ6，墓葬形制（图三）和出土器物与洛阳曹魏正始八年墓基本一致，也被推定为曹魏时期。此外属于同时期的墓葬还有山东东阿鱼山曹魏陈王曹植墓、江苏泗阳打鼓墩樊氏画像石墓。被推定的曹魏墓，总体特点是有长斜坡墓道，带甬道，有前后室，有的带耳室。相比东汉晚期宽大的横前室墓，曹魏墓的方前室、长墓道是新特点。出土陶器多承袭东汉晚期的样式，但四系罐（图四，1）、男女侍俑、熊形柱灯（图四，2）等又是新的器类或具有新特点，并成为后来西晋墓中的代表器物。墓葬形制和随葬物品的简化，构成了曹魏墓的新变化。
曹魏统治的时间短暂，墓葬发现不多，相继而来的西晋墓葬就更显得重要。在文献记载中，西晋有厚葬也有薄葬。西晋王濬勋高位重，“葬柏谷山，大营茔域，葬垣周四十五里，面别开一门，松柏茂且盛”。而资深高官王祥死前则立遗嘱：气绝但洗手足，不须沐浴，勿缠尸，皆浣故衣，随时所服。所赐山玄玉佩、卫氏玉玦、缓笥皆勿以敛。西芒上土自坚贞，勿用甓石，勿起坟陇。穿深二丈，椁取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书箱镜奁之具，棺前但可施床榻而已。精脯各一盘，玄酒一杯，为朝夕奠。家人大小不须送丧，大小祥乃设特牲。无违余命！”两种观念两种做法，哪一种是社会的主流呢？可以从考古发现的墓葬进行考察。洛阳一带曾发掘出大量的西晋墓，其中西晋元康九年（299年）惠帝贾皇后乳母美人徐义墓是方形单室墓，甬道内设两重石门。北京发现的永嘉元年（307年）幽州刺史、骠骑大将军、博陵公王浚妻华芳墓是带长甬道的长方形单室砖墓。河南巩义站街、洛阳衡山路、谷水发现的西晋墓，形制有多室、双室、单室，有的带耳室。巩义站街西晋墓虽有三个墓室（图五），但结构与汉墓完全不同，前室最小，而后室不过是中室后面辟出放置棺木的专室。其他双室晋墓的前、后室多宽度相同，东汉那种前堂后室的迹象基本消失。晋墓的耳室也不规范，或偏于一侧，或在两侧却不对称。整体观察西晋墓葬的形制可以看到，东汉墓葬特点的遗留已经不是主流形态，西晋大、中型墓葬主要有单室墓和双室墓两种，地位很高的人更采用方形单室墓。西晋早期的双室墓也改变了形态，前后室的宽度多一致，几乎是连在一起。中期以后单室墓占主流。带长斜坡墓道的大型墓在甬道设一或两道石门，部分墓壁有仿木构的壁柱、角柱、斗拱等。另外，洛阳地区东汉晚期壁画墓数量很多，到了魏晋，迄今尚无壁画墓发现，仅见有利用东汉时期壁画墓作为新墓室者。随葬品的数量减少，墓葬的整体大大简化。
墓葬的差异或特殊墓例，有时是偶然的，有时具有划时代意义。如果是部分人群、部分地区的改变，不足以形成一个时代的新风。如果是广泛实施，便可能是时代的变革。可以从西晋墓葬的分区、分期、分类三个方面加以考察。江南大门阀士族宜兴周氏家族墓、南京象山琅琊王氏家族墓、司家山谢氏家族墓也都出现单室墓（图六；图七）。琅邪王氏家族数百年“冠冕不替”，西晋时王祥遗嘱薄葬，至少会在家族内部产生示范效果。南京象山七号墓墓主推测是荆州刺史右卫将军王腐，其单墓主推测是荆州刺史右卫将军王腐，其单掘的王氏家族其他墓葬最常见的也都是单室，说明东晋继承了西晋改革后的基本做法。不仅王氏家族，其他世家大族普遍采用单室墓，无论主动或被动地接受，都是中原西晋墓葬主流风格的延续。如果说曹魏墓葬的转变是以天下战乱为直接原因，相对安定的西晋鼎力继承没有必要。曹操重提“不封不树”，即便起因是提倡节俭，防止被盗，后续强势人物的力挺和不断推行，最终成为广泛的共识，应是全社会观念的变化。曹魏首开先河，西晋承其流风，两代帝王的身体力行，最终导致丧葬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新的丧葬观念的产生还有更深刻的原因，那就是生死观的变化。不同时代、地区表现生命与死亡对接的墓葬形式很大程度取决于人们的生死观，对死亡后冥界的认识和追求显露出人的精神世界。在厚葬盛行的汉代已出现对死亡进行处理的新的观念，《汉书·杨王孙传》载，武帝时杨王孙得病将终，先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则为布囊盛尸，人地七尺，既下，从足引脱其囊，以身亲土。”好友祁侯反对杨王孙裸葬，杨王孙说：“盖闻古之圣王，缘人情不忍其亲，故为制礼，今则越之，吾是以裸葬，将以矫世也。夫厚葬诚亡益于死者，而俗人竞以相高，糜财单币，腐之地下。或乃今日人而明日发，此真与暴骸于中野何异？……故圣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功于亡用，不损财于亡谓。今费财厚葬，留归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谓重惑。於戏！吾不为也。”
认识到厚葬“死者不知，生者不得”，使传统认为人死后可以继续生前的生活观念发生动摇，既然死者不能知道厚葬的恩惠，而活着的人又徒劳伤财，具体做法就需要改变。汉末疯狂的掘墓中，“破棺裸尸，掠取金宝”，人们不能不对生死观重新检讨。曹丕死前的诏令中申明了自己的认识，“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骨无痛痒之知，冢非栖神之宅，礼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黩也。为棺椁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巳。故吾营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对墓葬强调了“藏”，又对尸体不腐作出否定。曹丕的主张是有针对性的。汉代皇帝和贵族死后穿玉衣，目的是使尸体得以永久保存，史书所载西汉各皇帝陵墓中凡穿有玉衣的都完好如生，只是传说，人们掘墓亲眼所见玉能防腐的破灭，玉衣制度自然被放弃。这种全新的观念，已经远不止是大量墓冢被掘带来的警示，而是人们心理颠覆后挑战了传统的对待死亡的看法。“厚葬无益于死者”被更多的人接受。
西晋皇甫谧有著名的《笃终论》，其中说道：“人之死也，精歇形散，魂无不之，故气属于天；寄命终尽，穷体反真，故尸藏于地。是以神不存体，则与气升降；尸不久寄，与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与土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之躯，死何故隔一棺之土？”还对自己死后立下埋葬方式的遗嘱。可见西晋墓葬的变革及其持续，与生死观的变化密切相关。魏晋后思想上崇尚清谈，纵情越礼更加剧了新的墓葬转型，南朝对墓葬的营建也不讲究大肆铺张，晚些时候的南方六朝墓虽有画像砖墓，却不见汉墓中那种带有强烈神异色彩的升天或升仙的内容，竹林七贤、荣启期，以及莲花忍冬纹成为新的图像内容。
佛教、道教甚至祆教的传布，以及风水观念的兴起，对墓葬的变革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果报应、鬼神显验等影响了人们的心理变化。西汉时期也有堪舆术，大概因为当时公共墓地与风水堪舆学说矛盾，对墓葬似乎影响不大。晋代郭璞撰写《葬书》，墓葬的选地甚至比墓葬本身更被看重，六朝时期的葬地选择和排葬方式表明风水堪舆之说日益受到重视。
在东汉末激烈的政治变局中，传统思想面临冲击，原有的丧葬观念动摇。这必然在埋葬的实际操作时形成新的变化，各种因素的综合最终导致魏晋时期社会集体意识的转变，丧葬活动的变革在所难免，表现在“葬”的部分，在墓上标志、墓葬排列、墓葬形制、墓内设施、随葬品内容和数量等都与汉代不同了。
二、“祭墓”、陶俑、牛车的兴起及其习俗变化
丧葬观念的转变，埋葬死者的方式必然向新的方向迈进。曹丕对自己死后的埋葬提出：“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合古涂车、刍灵之义。棺但漆际会三过，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襦玉匣，诸愚俗所为也。”比起曹操笼统的《遗令》，更加具体明确。贵族大臣对埋葬方式和随葬品的态度也在转变，西晋大司马石苞说：“自今死亡者，皆敛以时服，不得兼重。又不得饭晗，为愚俗所为。又不得设床帐明器也。”玉匣与饭含被看作是“愚俗”。汉代丧葬习俗从王符《潜夫论》尖锐的批评中还透露出一些：“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金缕玉匣，襦梓榧枬，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侈。”在破除旧俗的主张上，魏晋帝王与高官的观念一致，就是要改变原有的习俗。事实上曹操高陵、西晋帝陵也做出了典范，贵族官吏乃至平民墓葬无法比拟帝陵，其理念却可以遵循，普通墓葬中出现的陶祭台、榻、案几及陶俑、牛车等鲜明可视的新方式和新器物。
考古报告中的祭台，或称祭坛、供台、砖台，是设在墓门口或墓室目Ｕ部，用砖砌出高于地面的平台。有时置石板、案几、陶榻，与祭台应该是同样功能。
祭台的出现是否属于新的习俗，要向前代略作追溯。东汉晚期墓一般有横前堂，通常认为是祭奠之室，前堂如果置棺也放在两边，祭奠器多设于前堂正中。前堂也出现过设置砖砌平台的现象。未被盗扰的洛阳涧西七里河东汉晚期墓，是一座横前堂带耳室的双室砖墓，前堂有一砖台，上面放置陶灯、碗、盘、魁、博山炉、方盒、耳杯、案、筷和铜刀等，还有一套伎乐陶俑，砖台下放置陶作坊和家禽、家畜等模型器。北耳室放置陶井、仓、甑、灶、罐和釉陶壶、铁釜。后室置棺，并有铁钩镶、剑、戟、镊，铅刀、筒杯，铜镜、铜钱。出土遗物的分布反映出墓室各处的功能意义不同，前堂的砖台表明这里是一个祭祀的空间，或表示是墓主宴饮之处。洛阳烧沟东汉建宁三年（170年）Ｍ1037的前堂在左侧搭砌砖台，放置祭奠器物。光和二年（179年）王当墓在前室内既设置馆床，又砌砖台。由此可见，东汉晚期墓的前堂是同时具备祭奠、置棺功能，如果专设砖台，其位置并不固定，总体来说东汉墓葬有砖台的不多。
带横前堂的墓在西晋以后极为少见，可以作为祭奠的空间也就不存在了，相应的祭台便成为墓葬中的重要设施。南京殷巷永兴二年（305年）西晋墓（图八）、江苏江宁县张家山元康七年（297年）西晋墓都是双室墓，前室有祭台ｏ东晋时期祭台更加流行，南京北郊象山亡于太元十七年（392年）的夏金虎墓，南京南郊司家山义熙十二年（416年）谢球墓，南京象坊村出有“晋大兴二年”（319年）纪年砖的Ｍｌ，南京北郊郭家山Ｍ9、Ｍ10、Ｍ12、Ｍ13，均为单室砖墓，墓室前部有祭台，祭台上及其周围放置器物。郎家山Ｍ4的祭台上有陶凭几、碗、盆，青瓷碗，铜杯、托等。虎跟关墓祭台上放置陶盘、摞、魁、勺，瓷碗，另有两件瓷碗、盘口壶和陶耳杯是从砖台上跌落的。曹后村墓祭台上有陶凭几、盘、摞等（图九）。南京大学北园大墓甬道中发现陶案，上面及周围有陶凭几、盘、耳杯、盆、果盘，青瓷盘、耳杯、鸡首壶、双耳壶、六耳罐、四耳盖罐、砚、熏等。晋墓中的祭台是普遍现象，这些祭台和案几，以及与之组合的器物应是祭奠用具，强势延续到南朝时期。
东汉前堂后室的墓葬，空间高大的前堂可用于设奠祭祀；西晋无论是单、双室墓，前部的空间都不大，设奠祭祀必须改变，设祭台是新的选择。西晋礼学家贺循在《葬礼》说，至墓之位，男子西向，妇人东向。先施幔屋于埏道北，南向。柩车既至，当坐而住。遂下衣几及奠祭。哭毕柩进，即圹中神位。既窆，乃下器圹中。荐棺以席，缘以绀缯。植婆于墙，左右挟棺，如在道仪。”这段记载指在墓外祭奠，然后将器物移至墓中。又王祥死前所立遗嘱“勿作前堂、布几筵、置书箱镜奁之具，棺前但可施床榻而巳”。把前堂布几筵、改为棺前施床榻，这些记载大致可以与设祭台相联系。
墓葬形制改变了祭祀方式，祭祀方式又使器形发生变化，陶凭几，瓷香熏、唾壶、多子盒、双沿罐、束颈罐和三系罐等成为祭台上新见的器形，与汉墓前堂砖台上面放置陶灯、碗、盘、魁、博山炉、方盒、耳杯、案、筷、刀等器类组合不同。汉代器物组合宴饮的意味更浓，而西晋的祭台上的器物更多带有祭奠的感觉。贺循所说“其明器：凭几一，酒壶二，漆屏风一，三谷三器，瓦唾壶一，脑一撞，履一，瓦搏一，展一，瓦杯盘构杖一，瓦烛盘一，箸百副，瓦奋一，瓦灶一，瓦香炉，釜二，枕一，瓦甑一，手巾赠币玄三缥二，博充幅，长尺，瓦炉一，瓦盥盘一”。虽没有指出是祭奠的器物，也不能与考古实物一一对应，但无论是祭祀还是宴饮，都表明与汉代的习俗不同。此外，西晋对丧葬出殡财物的记录，主要的物品包括秘器、朝服、衣、钱和布帛，还有朝廷给予朝臣的赙赠、羽葆鼓吹之类，而这些恰恰是在汉代极为少见的。
西晋以后大中型墓葬中纷纷出现了陶牛车，并有陶俑伴随。洛阳春都路西晋墓随葬品完整，排放位置未动，有陶牛车、俑动物、器皿．和铜器（图一Ｏ）。洛阳谷水晋墓的情况大致相同。南方地区的湖南长沙金盆岭西晋永宁二年（302年）墓也出土了规模宏大的武士俑群。虽无文献记载，但西晋墓中牛车、陶俑已经形成了比较固定的组合。
西晋统一了南北，墓葬的一致性增强。南京象山Ｍ7是一座方形单室墓，墓前部有陶案（或称榻），长方形，四足。长112、宽65、高21．4厘米。上面放置陶凭几、盘、耳杯、砚，瓷香熏、唾壶各一件，案下的两件瓷盘口壶可能是跌落的。还出有陶牛车，车里有一陶凭几，旁侧立鞍马和十四个侍俑，被安放于墓室外的甬道中（图一一）。陶案具有祭台的性质，这是一座既有祭台，又有陶牛车、陶俑以及新器物组合的墓葬，集中反映了墓葬的变化。
牛车和俑是两晋墓葬中普遍的风尚，可在现实生活中找到线索。牛车在战国时期曾是地位比较低下的人所乘的交通工具，汉代高级官员乘牛车被看作是财政匮乏的结果。但《晋书·舆服志》称：“古之贵者不乘牛车，汉武帝推恩之末，诸侯寡弱，贫者至乘牛车，其后稍见贵之。自灵献以来，天子至士遂以为常乘，……御衣车、御书车、御轺车、御药车，皆驾牛。”西晋时期达官贵人乘牛车屡见于史书，连石崇和王恺也把比赛牛车作为斗富夸耀的事情。稍晚的南朝士大夫“出则车舆，人则扶持，郊郭之内无乘马者”。贵族以牛车代步实为常态，这一生活中的习俗反映在墓葬中，牛车就成为随葬品组合中的一个突出角色。用俑类随葬大约始于春秋，是人殉到俑殉的转变，汉代墓葬中也有俑类，甚至有的数量众多，却不是随葬的必需品，也没有固定的组合。西晋墓出现了变化，甘肃武威雷台墓葬出土100余件车马仪仗俑，大约就是这时开启了用仪仗俑随葬的先河，其后洛阳地区的西晋墓葬中，有三分之一随葬着甲胄持剑盾的武士俑和牛车。南方地区的陶牛车出现略早，湖北鄂城东吴孙将军墓、马鞍山佳山孙吴墓、江苏金坛东吴墓和江宁西晋曹翌墓都有出土。
汉代俑类除了反映生产、家居生活就是带有军阵意味，很多埋在墓外的随葬坑内。西晋以后墓葬随葬品中俑群逐渐成为必备的大宗器物，即便是对传统的继承，形式和内容却是全新的表现方式，悠闲安稳的牛车和陪伴的陶俑以全新概念登场，成了人们的生活追求和身份象征。湖南长沙金盆岭西晋墓的俑包括持旗俑；景家村Ｍ10东晋晚期墓中有陶牛车、鞍马和六件陶俑，位于甬道中，分两列相对。明显带有仪仗性质的、一种新的文化符号出现于随葬品中。
汉代在墓地上树立墓碑、神道石刻等歌功颂德的做法，在魏晋被官方下令禁止，有时却以另一种方式来体现，西晋徐义、刘宝墓内出现碑形墓志。徐义墓志顶部为方尖状，刘宝墓志顶部为圆状，形制上似碑，竖置于墓内，等于把原来的墓碑埋入地下，与后来方形、带盡顶盖的墓志不同。西晋的碑形墓志为覆斗形、圭形、圆首，有的碑额上有小孔，可明显看到碑、志的转化过渡。到东晋时期的谢鲲、张镇墓出土了不见圭首和圆首、形状长方形的墓志。地上的墓碑和地下的墓志的内容都是对死者的纪念之词，只是做法和用法不同，这一演变应视为因严禁墓碑后，墓碑由墓外移人墓内，是不封不树出现后丧葬习俗上的改变。
晋墓随葬器物以日常用品为主，汉代以来的田园生活的模型明器衰退。镇墓兽、俑以及牛车等仪仗开始流行，出现了竖置和横放的墓志，耳目一新的随葬品组合，令人感到曹魏君臣的丧葬主张中要抛弃“愚俗”想法基本实现，汉代的传统不断改变或消失，新的文化因素逐渐增长，整个社会接受了变革的主张，约定俗成后成为社会的群体记忆，实现了由“观念”向“习俗”的过渡。
文章来源：《考古学报》2015年03期，谨此致谢！为方便阅读，文章推送时分为上下两篇，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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