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丧葬中的晋制
作者简介
齐东方，1956年3月13日出生于辽宁省昌图县。现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唐时期的考古、历史、文物、美术的教学与研究。发表各种论著百余篇，主要包括吐谷浑余部历史的研究、三国至隋唐时期墓葬制度的研究、中国古代金银器研究、古代马具的研究、古代玻璃器研究、丝绸之路考古研究。
目次
绪论
一、“不封不树”与丧葬观念的转变及实践
二、“祭墓”、陶俑、牛车的兴起及其习俗变化
三、争议之中礼仪的渐变
四、正统建设中丧葬晋制的出现
结语
三、争议之中礼仪的渐变
欲使丧葬活动中新观念固定化和习俗常态化，让社会群体记忆和行为方式稳定延续，需要得到系统的理论支撑。丧葬活动在道德伦理层面得到一致的认同后，纳人礼仪程序之中才有可靠保证。完成这一过程遇到的矛盾是，早期的经典《仪礼》、《礼记》中对丧葬活动已有系统化、规范化、具体化的阐述，挑战古礼为历代主流社会所不允许。当确实需要变革时，人们常常试图重新诠释经典，让新的解释附会古礼，为变革寻找合理性。
魏晋正是有关丧礼的讨论十分热烈的时期。讨论最多、争议最大的是“服丧”制。服丧是用于表达对死者哀悼的礼仪，根据与死者各种关系的不同规定了亲属或有关人员服丧的时间，服丧要遵守的规范和禁忌等。按照儒家礼仪，臣为君服丧三年，民为君服丧三月。这种悼念死者的礼仪由来已久，在丧、葬、祭中也最能展示于公众，因此在丧葬需要变革时尤其受到重视。说到变革，西汉初年汉文帝有所举措，他有感于“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其制不可久行”，故在遗诏中要求“出临三日，皆释服”，既葬，“服大红（功）十五日，小红（功）十四日，纤七日，释服”。服丧的时间大大减少。这一触动传统的改变后来不断遭受质疑及反复。汉哀帝时有行三年之丧者不仅得到鼓励，甚至可得到升迁封赏。王莽一度将高级官员三年服丧全面恢复。东汉光武帝刘秀时，三年之丧在社会上又蔚然成风三年之丧之所以重新大行于世，是因为遵守这一丧葬礼仪，即便自毁身体，也能换取赞美和奖励，甚至是选举仕进的一种资格。
东汉后期战乱中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使原有的丧葬礼仪失去实施的基础。曹操遗令中提出百官在他葬毕便“除服”，既是个人的选择，也是对重丧之风的反对。减免古礼中服丧等礼仪程序，并以政令的方式下达，不是一般的劝诱和提倡，应具有法令的效用。
南方地区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东吴实行了严禁大臣擅自奔丧的规定，认为天下太平可以行三年之丧，天下有事应“杀礼以从宜”。蜀汉的诸葛亮受刘备遗诏，“既崩，群臣发丧，满三日除服，到葬复如礼。其郡国太守、相、尉、县令长三日便除服”，都与汉代的做法相异。即便是严峻军事形势下的临时举措，“葬后除服”也严重影响了以后丧葬礼仪的操作方式。孙吴、蜀汉也兴起薄葬主张。东吴张昭“嘉禾五年卒。遗令幅巾素棺，敛以时服”。诸葛亮“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社会动荡、征战连绵的形势下，中国的南北都出现了与古礼相悖的时代新风。
既然葬后是否除服在丧葬礼仪中事关重大，出现争论在所难免。司马昭之死，依据当时新规定应是“既葬除服”，然而其子司马炎却要行三年之丧，此举受到群臣的劝阻，司马炎不听，群臣又奏。群臣是担忧司马炎因“服粗席槁，水饮疏食”会导致“殷忧内盈，毁悴外表”，希望他振作起来面对东吴未平的天下大事。司马炎被迫最后下诏：“重览奏议，益以悲剥，不能自胜，奈何奈何！三年之丧，自古达礼，诚圣人称心立哀，明恕而行也。神灵日远，无所告诉。虽薄于情，食旨服美，朕更所不堪也。不宜反复，重伤其心，言用断绝，奈何奈何！”遂以此礼终三年”。君臣之间在“既葬除服”上达成妥协，但在衣装、膳食方面继续表达哀思。不久后皇太后崩，再次引发了武帝司马炎和大臣之间的争议，虽然最终也接受了群臣的建议，但“夫三年之丧，天下之达礼也”又被强调。
司马炎是西晋开国皇帝，深知“隆礼以率教，邦国之大务也”，急于建立新的伦理秩序来稳定社会，丧葬礼仪也是重要内容，在复古的旗号下重申传统，将证明自身统治的合法性。他在刚登基的泰始元年（265年）便下诏“诸将吏遭三年丧者，遣宁终丧”，泰始三年（267年）“令二千石得终三年丧”，太康七年（268年）“始制大臣听终丧三年”。在较短的时间内，恢复了三年之丧。重提旧典、再说礼仪，并非是新皇帝肩负起回顾过去、反省历史的责任，不妨看作是开国之君要巩固政权的目的。
帝后之丧为国丧，此外属于家丧，大臣中事例更值得关注。王昌前母丧，是否应为服三年之丧朝臣激烈辩论。细审这次著名的辩论，案例本身已不是重点，透露出的问题是古礼的许多内容已不为人所知。西晋立国后曾召集“诸练旧事”的人才，制定《晋礼》百六十五篇，唯服丧礼多有疑阙，于是尚书郎挚虞因“是以《丧服》一卷，卷不盈握，而争说纷然”为由上奏讨论补订，有关服丧的专著纷纷问世。古有着道德立国的精神，丧葬可以达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的作用。“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是为传统。诚意祭祀祖先，重视丧事礼仪，就是用来维护社会道德的淳厚。然而历代都会根据现实需要对古礼因循改革，这时诸多官僚儒士想法常常相左，甚至针锋相对，改革主张大都也引经据典进行附会解释，求得与正统合一。昭示与死者亲疏的服丧，体现等级的赐谥，表彰业绩的赙賵等方面的变革，都是强化秩序的重要措施，表明了丧葬活动中理性的提升。
丧葬活动中的生人行为在考古学无法看到，保存至今的遗迹遗物展示的现象是，汉文帝更改古礼废除三年服丧，改变的是生人的行为，汉代墓葬还是极力厚葬。西晋对古礼服丧重新推崇，厚葬却没有出现。究其原因，应该是曹魏晋初废三年服丧，还配合着“不封不树”等措施，西晋有关丧葬礼仪的热烈讨论时，墓葬具体做法已经改变，汉代墓葬的种种形式已经远离当时人们的视野，礼仪的争论几乎没有涉及厚葬、薄葬问题，更新改造的丧葬礼仪，极少涉及丧、葬、祭中最终留下的物质遗存墓葬。“葬之以礼”的精神犹存，却不再以东汉墓葬为标准，即便是继承也出现创新。墓葬居室化不以前堂后室为原则，采用砖砌的直棂窗、灯龛表示。象征庄园财产的器物，变为关注饮食生活的用具，牛车围绕的陶俑带有身份的象征，故“汉礼明器甚多，自是皆省矣”的记载绝不是虚言。
西晋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等面目一新，并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同与遵循。尽管后来不断修改礼制的事情仍在继续，西晋构建出的墓葬整套做法，巳经完成转型，从主流社会的提倡，到普通民众的自觉，上行下效使新的风尚传达到社会各个阶层，渐成定制后又影响后代。在“观念习俗”向“礼仪”的升华过程中，由东汉战乱后历史的需要，到曹魏审时度势的必须，最终在稳定的西晋成为必然。
四、正统建设中丧葬晋制的出现
中国古代制度的基础是礼仪，非礼之事不为定制，故说到礼仪时常用制、礼制来表述，从一定意义上说，礼仪本身就是制度。区别在于礼仪强调道德修身，一般不具有强制性，有时“越礼”被视为情理之中。但是丧葬活动也是权力的工具和表征，丧葬观念、习俗获得系统的礼仪认可后，需要政治权力的介入才能实现，使丧葬礼仪规定成为强制性约束。
魏晋的丧葬改革是以发布薄葬令揭开的序幕，最高统治者的遗愿具有法令效应和强制性，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从曹魏到西晋，新的丧葬观念习俗适应了严峻的历史环境，在获得礼仪的支撑后，逐渐取得了制度上的保证。在王朝的正统建设中，礼仪是立法的依据，而西晋的法规特色，其新意恰恰是礼律融合，即礼的内容有些直接写成了法律条文，使礼仪的提倡与法律的适用结合。在丧葬礼仪中第一次将为死去的亲属服丧的五服制引人法典，规定了以血缘关系亲疏不同的服丧办法，从而使丧葬活动不再是官僚庙堂之上的争论，以明确的法律约束，直接规范了人们的行为。
变革后的墓葬制度与汉制完全不同了。有学者曾将西汉中期以后汉代墓葬的主要特点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家族墓地的兴起；第二，多代合葬一墓的新葬俗；第三，模拟庄园面貌的模型明器的发达；第四，墓室壁画和画像石所反映的“三纲五常”的道德观和“天人感应”的世界观。或认为：汉制以“家族墓地”、“横穴式墓形”、“模型明器组合”、“夫妇合葬乃至家庭多代合葬”为最大特征。如果加以补充的话，汉代的多室墓也是显著的特点。
与汉制相比，晋墓的变化包含着三种关键性内容。其一，取消了墓上立祠堂、石碑、石表、石兽的做法。其二，墓葬形制逐渐以方形单室墓为主。其三，俑群组成的仪仗成为随葬品的核心组合。由此，墓葬外表现象和内部结构以及随葬品为之大变，这已经很难解释为承上启下的过渡，应是一场制度的变革。
汉制到晋制是统治者政治上的推行，最终形成的原因可能更为深刻。汉制中的家族墓地、夫妇合葬，家庭多代合葬，模型明器组合，与汉代的土地私有、家庭强化、自给自足的封闭型经济有关。墓室宅第化，随葬明器中的猪舍、羊圈、院落、楼阁、碓房、风车、田地、池塘以及家畜、家禽等，象征庄园生活或表现墓主生前所拥有的产业，或是为毕生的追求而设置的安慰物。兵马倥偬、中央权力真空的东汉末年，世家大族的势力悄然崛起，魏晋政治经济开始了新一轮调整。政治上改察举创造了九品中正制，将人物分为等级，评定选拔官吏力权收回中央。经济上实施屯田制、户调制，按品之高低贵贱实行占田法和课田法。用人理念和经济受惠政策的变化，在以“礼”规范人们行为，以“孝”治天下的传统模式中，将强化了的社会等级纳入到政治框架内。“世家大族”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追求，在丧葬中要比附于明尊卑、辨等级的新伦理秩序，适应新的社会氛围，矫正墓葬中由对财富的重视演变成对身份等级的夸耀在所必行。在墓葬传统付诸改造中，东汉微缩再现宅第的墓葬，即具有前堂、后室、庖厨、仓廪等象征意义的结构迅速衰落，西晋方形单室墓很快成为主流，显示墓葬仍是地下居所则以假窗、灯龛等表现，由直接模仿居室变为更简洁的象征性表现。反映田园生活的模型明器不再受重视，死者身份象征的以牛车为中心的仪仗俑群出现。在奢靡成风贵族制社会，墓葬却相对简陋，以洛阳为中心出现的新规范，已使墓葬作为整体与汉墓不同。
墓葬中旧传统是否告终，还应看是否具有全面性和延续性。“不封不树”的薄葬以政令方式推广是在北方，敌对的孙吴不受控制，此时的南方地区较为华丽的墓葬仍然存在，然而东吴中期开始变化，安徽马鞍山赤乌十二年（249年）朱然墓的前室近方形，后室为长方形，无耳室。朱然官至大司马、右军师，在东吴的地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相对简化墓葬似乎是一个转变的信号。到了西晋，“俗多厚葬”、“高坟大寝”遭到批评。稍晚的东晋早期南京北郊9号墓体现的变化比较明确，墓主为温峤，是已知东晋墓主身份明确的人中最高的。“初葬豫章，朝廷追思之，乃为造大墓，迎还葬元、明二陵，幕府山之阳”，是一座朝廷为追念他的功德特意修建的改葬墓，当然要按制度执行。一般来说，汉代墓葬的墓室大小，墓室多少，随葬品的数量、质料与墓主身份和富裕程度呈正比。晋墓的类型划分主要是墓葬的尺寸、墓内设施和随葬品的组合，以官品等级来区别墓葬规模和随葬品的内容，这一明确化和规范化的做法已成为社会共识而被遵循。
至于东晋以后，单室墓、仪仗俑已被高级官吏和世家大族普遍采用，模型器类几近消失。南北抗衡的大局面中，北方十六国各族政权纷乱交替，传统中断，却在远离最初变革中心的南方得到承袭，以中原文化为正朔的东晋证实了制度的延续。丧葬制度的变革扩展出魏晋政治中心的洛阳地区以外是战乱后的必然结果，更是制度的延续。有关南方墓葬的简陋，安然指出是南下移民“坚信在不远的未来，无论生与死，一定能重归北方故里”，即墓葬暂不作为最后归宿，翘首期待着回归旧茔。这种思想情绪使墓葬营建以简化的方式建造，不过是临时的举措而已。用这一动机解释确有道理，也许更主要的原因应是永嘉之乱和晋室南迁，直接导致中原文化的由北向南迁移，北人南渡使江南丧葬做法发生变化，南方西晋、东晋墓葬空前统一的趋势，不仅是北方影响的延续，还有对南北文化的整合，如果没有制度上的原因是不可想象的。
这种改变的延续，在北方也可以见到。西晋后经战乱的十六国到北魏重新统一，统治者发现“自永嘉扰攘，神州芜秽，礼崩乐坏，人神歼殄”。因此，在着手政治文化大调整中，“参采古式，多违旧章”。所谓古式是指中原汉晋的风物典制，旧章是指掺杂胡俗的制度。从考古
发现来看，北魏早期的丧葬旧俗中的“杀牲”、“烧葬”、“虚葬”、“潜葬”等，在迁都平城、洛阳实行“汉化”政策后极为少见了。源自西晋流行开来的方形单室墓越过十六国，在北魏“参采古式”主张下全面推广。如果说大同石家寨司马金龙墓尚采用多室墓，而元淑墓以及宋绍祖墓都完全接受了晋墓葬制，随葬品也继承了西晋以来埋葬俑群的传统，稍晚的东魏北齐，方形单室墓、俑群已成定制亦无须举例，甚至连来华的粟特移民北周安伽、史君墓也都采用方形单室墓。
可以断言，魏晋墓葬制度构成的新特色，开辟了中国墓葬演变史上的一个新局面，在区域分布和相当长的时间里有条不紊地发展延续，其后一些新的变化，应是在魏晋丧葬制度整体稳定的大框架下发生的局部调整。
结语
在越来越专业技术化的墓葬类型学研究中，纠缠于千变万化的墓葬形制细节和丰富多彩的随葬品里，势必迷失在各种差异和矛盾中，不易看到历史演变的基本脉络，甚至忽略了历史研究的意义。作为观念、习俗、礼仪、制度的混同体的丧葬活动，从社会中吸纳了各种元素，依附于政治又维护政治。魏晋“不封不树”等薄葬主张，原本也许是正视社会现实的应时之举，适合了当时政治、经济和生死观发生的变化，迅速得以普及延续，最终形成了新时代完整的丧葬制度。丧葬中的晋制是配合了当时一系列的政治、文化调整，以新的文化符号方式顺理成章进入正统地位，并非是自行演变中的量变，是与汉制相区别的质变。
需要指出的是，任何制度背后都有历史渊源，丧葬制度之变并非随心所欲，晋制仍沿着“事死如事生”的传统发展，在与时沉浮中适应了社会要求。墓葬中多室墓向单室墓转变，“仪仗组合”取代了“模型明器组合”作为最为显著的标志，其间约存在了五百年之久。中国古代墓葬的再次调整、转变大约是唐“安史之乱”以后，展示着生人与死者情感的丧葬又逐渐形成了以世俗、宗教观念为主导的新方式，对风水堪舆空前重视，从注重表示身份地位，转而热衷于为子孙后代谋求福祉，丧葬中出现摆道场、设水陆大会等仪式，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变得更加世俗化。
文章来源：《考古学报》2015年03期，谨此致谢！为方便阅读，文章推送时分为上下两篇，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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