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泾洛流域居黄土高原腹地唐宋金时期，随着气候变冷变干，加之人为屯田开发，使原来这一 地区的山地森林植被减少，旱生草类和泾洛上游农田植被增加。元代虽在关中和陇东屯田，但农田植被 不如前代面积广大，而草地植被有所增加。明了黄土高原腹地植被的变迁，窥斑见豹，对今天恢复这一 地区的植被意义重大。
关键词：黄土高原腹地；植被;森林；农田；旱生草类；唐宋金元
黄土高原是中华文明主要发源地之一，历史时期，黄土高原并非如今天的濯濯童山、水土流失 严重，这里亦曾是膏腴之地，林木繁茂，草原肥美。本文选取黄土高原核心地带即黄土高原最大两 原董志原、洛川原所在的泾洛流域为研宄对象，以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的《历史时 期黄河中游的森林》一文为基础从泾洛上游陇东和陕北，以及泾洛下游关中中东部三个 地形区来探讨唐宋金元时期植被的变迁，窥斑见豹，以揭示整个黄土高原历史时期植被的变化，为 现今西部大开发黄土高原恢复林草植被提供借鉴。
一、泾洛上游陇东、陕北地区
泾洛上游（一般以陕西长武县马莲河入泾水口以上为泾水上游，洛川县沙家河入洛水口以上为洛水上游)陇东陕北是黄土高原最肥沃的地区之一，经过历朝各代的农业开发，特别是两汉时期对 这一地区的开发，使陇东陕北原地大部分地区被开垦出来，多为农田植被。虽然魏晋南北朝时期这 一地区灌草植被有所増加，但至隋唐时林地减少，农田植被仍占主要。隋代，泾洛上游居 住着稽胡。南部一带的稽胡“勤于稼穑，多畜牧”，农牧并重；北部稽胡“连接山胡，性多木 强，畜牧业仍为主要，但这里并不是没有农田植被，原州道路近旁就散布禾田。隋末战乱，丰州一带百姓向南徙至陇东庆州、宁州等处，使这里的农田植被大大増加。唐代，继续推行均田制，泾洛上游的屯田也多所致力，玄宗时，“崆峒小麦熟”，就连六盘山地也有农田，屯田规模可想而知。安史之乱后，陇右和关内道的兰、渭、会、秦等州陷于土蕃，陇东平凉一带为 边防重地，军屯一直都在推行。屯田的结果，是陇东的一些林地也渐变为农田。良原县所在的良原“平林荐草”，榛荆成片。贞元时，陇右节度使李元谅于此“辟美田数十里”，草地变为良田。这时的泾州城外，“绿杨枝外尽汀洲”，亦难见多少次生林。
只是其西平凉一带及六盘山东西，“边草青青战马肥”寻地不少，昔日唐八马坊监地仍有一定规模。其实，唐初期六盘山东 西就是牧马场所。贞观二十年^646)，唐太宗曾“次瓦亭，观马牧”至麟德年间，“置八坊岐、幽、泾、宁间，地广千里”,其“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顷，募民耕之，以给刍株”，泾水上游已出现大量 苑田。后立诸牧监使，所辖地域也在六盘山东西。南使统辖的泾川监在泾水源头之地，当在今宁夏 泾源、甘肃平凉一带。亭川监地在今甘肃华亭县境(华亭县曾改名亭川县）,赤城监在今甘肃崇信县 赤城镇附近。西北使所辖乌氏监应在今平凉西北、固原以南,东使所辖木峡监当在木峡关(今固原 东海子峡)附近，这些牧马监皆在泾水上游陇东之地。安史乱后，陇右沦人吐蕃之手，八马坊“国马 尽散”，牧地给贫民、军吏开垦，又赐给寺观千余顷。苑田、草地之外，陇山、六盘山仍有林木 散布，鹦鹉还是这一带名产。泾水以北茹水河谷临泾县东南土梨堡一带“林荟岩阻,兵易诡伏” 林木只在深谷峻山中间有散布。
唐开元时，散居在甘南、青海的党项请求内附，玄宗令其众迁至庆州，并把原设于陇西的靖边州 都督府亦移置庆州。此后，党项族发展为东山部和平夏部。一部分又向东迁至延、绥，居 横山一带，山北为平夏部，横山一带为南山部。这些党项人“其所业无桑事”，“剽劫”、“寇扰”或窜人 山林，在边境“为恶多年”，则内迁的党项人仍多从事畜牧，间或在横山一带狩猎，当 时横山上还有不少林木不过，这些迁移来的部族，多从事畜牧。其南的邠、宁、鄺、坊 州一带，多事牛耕，以桑麻为业。唐后期时常遭党项等的侵扰，“无屋可居，无牛可种者”比比皆是，“桑麻亦遭砍伐生业既失”，农业生产受到一定影响。唐中后期，洛水上游屯田也时有进行。贞元时,王崇俊为鄘坊节度都营田使，徐钊为坊州司田参军，但鄘坊屯田规模和垦田 面积远不能与陇东相较，这与此地原地相对较小，加之“点羌未葺”，不时“羌浑小扰”有关陕北的森林除在横山有分布外，在陕北与陇东交界处的子午山上也有不少林木。宜君的玉华山居陕北南部，为子午岭余脉。唐建玉华宫时，就近借山林之胜取材选景，时这里“丹溪缭绕，璇树 玲珑”、“沉沉松嶝，萋萋兰幕”、“月对林垂”，“交藤散绿”、“鹓归绕舜，凤下林椅”。用“烟松合翠，露桂分红”形容恰如其分。而至至德二载(757)，杜甫途经此，仅有“溪回松风长，苍鼠窜古瓦”,一片荒草断壁而已。陕北鄘州、三川一带，松柏多布，麋鹿成群。这里地近子午岭，树 木繁多是无可非议的。正是森林植被覆盖较好，平日“水过三川漾碧波，雕阴人唱采花歌”,而只在涨水时“漂沙圻岸”而已。这里的花应是牡丹一类的灌草，可作薪柴。建于唐大 历时的众宝寺，后晋天福年间重修，历代又有增修，碑记中就载有牡丹、银杏树，相传为唐时遗物，“移植即枯”其西洛水支流华池水，今合水县太白乡西发现的<唐李氏世系图>碑，碑左刻《唐宣赐薛王庄记》，碑文刻于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薛王庄于后唐同化二年(924)赏赐，时这 里“松竹葱茂”,薛王庄附近每春苑呈丽，秋叶雕霜，烂若锦绣，延袤十数里，珍禽异兽，翱翔乎其 间”,这里已居子午岭腹地，森林繁盛可见一斑。正是林多，“两山之间义门川水泓澄甘洁，抱庄而流”，生态环境还是十分良好的。
宋代，陕东陕北的农田植被仍然多布。乾德初曾调泾州的粮食以救济灵州（治今宁夏灵武)这里的农业还是值得称道的。而元丰时,其西的“渭州、陇山一带，川原陂地四千余顷，可募弓箭手二千余人”垦殖，沿陇山、六盘山一带农田植被增加。宋代采伐陇山材木，“吏持 斧四出伐木”。金代正隆四年（1159)“时营建南京宫室大发河东、陕西材木，浮河而 下”。陕西可利用的i是陇山和六盘山、黄龙山等处的林木，可见山地森林仍在不断减少。
马莲河流域庆阳附近的盘岭一带，金时“山从林杪出仍有一些林木灌丛等次生林。但环县以北的旱海中仍为盐生草甸，“素无水泉”，即使“募民以榆槐杂树”，“地舄卤，树皆立枯”，陕北横山一带多森林，“自鄘、延以北，多土山柏林”。横山以南却多农田植被。宋元符 二年（1099)，“自麟、石、鄘、延,南北仅三百里，田土膏腴，并以厢军及配军营田一千顷，岁可入谷二十万石”。横山以南的延州、保安军、鄘州农田植被也已增多，林木砍伐严重，政府被迫下令栽植树木。延州以南的牡丹山，为崂山一支脉，这里多牡丹自丹、延以西尤多，与荆棘 无异，土人取以为薪”,从唐宋至明代，延郝州等境尤为繁盛。黄龙 山林木这时也有所减少,今在黄龙林区分布有18座唐宋石窟，证明当时这里人口已有一 定规模，农业发展，林木相应受到一定破坏。黄龙山西南的中部县，黄帝桥陵的林木宋以前就有栽 植，宋开宝中也还栽植松柏1415根。今黄帝陵庙现存最早的一道护林通令为嘉祐六年（1061)所立的碑石。历代栽植补修，使今黄陵柏林成为中国保存面积最大、柏树年龄最长的人工林。其南的玉华山，唐时为玉华宫，林木繁盛。宋时曾为玉华宫的凤凰谷“但见野田荒草而榛荆也”，以多灌丛荒地。兰芝谷曾为玉华寺所在，仅存18棵松。时玉华山附近，“山鸟嘤咛绕乔木”， “上有干云切霄之苍松” ,玉华宫附近川谷地的林木已残存无几，昔日“沉沉松嶝”情形已不 可复睹，仅在较髙山地上,剩余一些林木。宋雍熙初还于玉华山捕获一角兽，足证林木还有 剩余。今在玉华村东1500米处发现有大块木炭，以及土炭与砖、瓦、铁器、红烧土夹在一起的印痕， 证明包括玉华宫在内的宫殿建筑曾遭火焚毁，宫旁林木亦应在火灾中遭到破坏。
值得注意的是，唐宋时包括陇东、陕北在内的黄土高原,这一时期旱生植被明显增多。《元和郡县图志〉泾洛流域上游还未有甘草上贡的记载，而到了宋代，〈宋史·地理志〉就载有原州、环州向朝 廷进贡甘草。〈太平寰宇记〉还载有邠州、宁州也产甘草。宋代甘草分布范围已较唐代扩大。又据 〈元和郡县图志〉所载平凉有“白草军域”,《宋史·地理志>载延安府延川县有白草聚落，白草分布范 围也在扩大。与此相反，耐湿润的秦艽，据〈诗·小雅·小明》所载，先秦时在陇东生长普遍，而据《太 平寰宇记〉所载，宋代仅在延州土产中可以见到，秦艽分布区由西向东迁移。从甘草、白草和秦艽分 布范围变化，说明唐宋时期生态环境趋于干旱化。
二、泾洛下游关中中东部地区
隋唐以前，关中的农田植被一直占有很为的比重。隋唐继续推行均田制，强制植桑，对恢复泾 洛流域的人工林起到一定的作用。唐代泾洛下游，人工栽植的经济林和风景林随处可见。下却县 (治今渭南市临渭区下邹)桑柿茂盛。沙苑古柳从西魏所植，至唐大都存活，郑白渠旁 也是柳树成行,三原李靖后裔花园中竹树翠绿，田间地陇，桑椹飘香，径洛下游的蚕 丝业也渐有声誉。随着三白渠、通灵陂、成国渠及引泾洛及黄渭等水利工程的兴修，通灵陂等碱 卤之地也得到了开发，这里部分栽植水稻,使原来以芦華等盐生植被为主的景观为之一变。 时关中已种植黍、麦、稻、稷、禾、豆、麻、谷、荞麦等九种作物，农田栽培植被几乎遍及包括泾洛下 游在内的整个关中。
值得一提的是，关中北山一带多为皇帝陵寝所在。唐皇帝陵大多以山为陵，上植松柏，称为“柏城”。《元和郡县图志〉就载有睿宗子惠庄太子陵、惠宣太子陵、惠文太子陵“并在（桥陵）柏城内” 。每个皇帝陵都有专人护理，柏城内的树木也为护理内容之一 对毁坏皇陵树木的人员严加惩处。仪凤初，权善才、范怀义曾“误斧昭陵柏”，高宗曾欲斩杀二人。正是有律令 严加约束，有唐一代，唐陵松柏成林，一片郁葱。杜甫两次经昭陵，先后题诗曰：“松柏瞻虚殿，尘沙 立暝途”，“再窥松柏路，还见五云飞”。诗圣经桥陵，亦有“开虚冉冉风，松肃冷冷 石”。除昭陵、桥陵外，乾陵也有柏城，其他帝陵亦相仿佛。就连让皇帝惠陵的规模旧 制也与诸皇帝等同。其陵寝和周围的柏城也广植松柏。民国初年，蒲城西北让皇帝陵周围 还有百余株合围粗的古柏。可见，柏城为诸皇陵的代称，一般规定诸皇陵三里内不许埋他人尸骨，柏城到底有多大？从惠宣太子墓在睿宗桥陵东6里（折合今制3 3公里）来看,柏城除包括玄宫所在山体外，还应包括附近石门道、献殿等，今桥陵南北墙宽约2800多米，柏城还应较 陵园面积要大一倍多。唐时冯翊附近已不像北魏时“樵牧广饶”。开元时，关中“近山无巨木”冯翊城周围，“野庄乔木带新烟”，已剩零星点缀村旁的树木而已。不过其北的黄龙山，仍残余一些树木。
彭衙近在其南，至德时黄龙山附近的虎狼仍有所闻。贞元时，裴延龄就曾奏言，“同州得大谷，木数千章，度皆八十尺”，连德宗都难以相信，说明平原之木确己开采殆尽，此为山地所遗余木而己。
唐末，泾洛下游关中之地，“高田长枥，下田长荆榛”，农业凋敝，“人烟断绝，荆榛蔽 野，“田多荒莱”。后经开发，至宋初时，云阳“有田皆水竹，无地不桑麻引泾的丰利渠也有用当世，这都使农田栽培植被较唐末五代时有所扩大。连沙苑及黄河滩地都得到开发，可见农业栽培植被己占主要地位。而人工林的恢复靠政府强行命令“课民种树”，每县民籍分为五等，各种杂树二十至一百不等，“桑枣半之”。后又规定“禁伐桑枣为薪”，这些措施有力保障了经济林的恢复。除此而外，关中人工林己散见不多。沙苑一带古 柳往往犹存。唐帝陵柏城中的松柏也逐渐减少。而北山一带淳化县地，“山林深僻，多聚 '贼盗’，次生林灌丛仍有遗存。但随着引泾口不断维修，年需“稍木数百万，，以壅堰水，雷 简夫虽减少用木三分之二，便仍需数十万根，这些木材仍需从附近北山上砍伐，其砍 伐都使北山林木减少。宋天圣三年（1025)，澶州（治今河南濮阳）修河桥，却要远用“秦、陇、同州出 产松材”。同州松材只有北部黄龙山可以当之，秦陇两州的松材也只有陇山才会出产。
金代，关中农田植被减少，蒿莱等草生植被较宋代増加。虽然三白渠也仍然发挥效用，但整个 关中“人稀地广，蒿莱满野”。朝邑县宋熙宁时淤灌的滩地时己变成“林木蓊郁，小径萦纡”，泾洛下游附近山上的林木仅在山顶上残留一些而己。州西北石龙涡所在的山上，“苍柏青松顶上栽，山下林木己杳无踪迹。而乾县梁山之阳，金代还 曾为狩猎之地，灌草又有复生。元时，并未有多大改变。1998年3月，在蒲城县南六 里的洞耳村发现至元六年的元墓，从壁画宴乐和人物服饰来看，反映蒙古人游牧和胡化的倾向仍很浓重。正因为如此，政府才颁布政令，禁止变农田为牧场。不过，关中的农田植被还是有所恢复的。 元王御史渠等引泾水利工程的修建，在关中设立终南、渭南、泾阳、栎阳等43屯，都对恢复关中农业起到了莫大作用。同时，泾渠旁广植榆柳以护渠。马可波罗路经关中，从哈强府 (华州）以西至京兆府，路旁果木成园，树木园林既美且众，田野桑树遍都—百一十章《京兆府城》。但无论如何，也是难与唐代相提并论的。
三、小结
唐宋金时期，随着气候逐渐变冷变干，加之人为地开发泾洛上游地区，使原来的山地森林植被 逐渐减少，一些旱生的草类植物分布区扩大，泾洛上游地区的农田植被在这一时期也较前代有所发 展。而泾洛下游仅在沿北山一带稀疏点缀着一些林地。由于人为砍伐陇山、黄龙山等地森林，这些 地区的林地进一步缩小，平原川谷地除农田栽培植被外，桑果林木等人工经济林也分布其间，战乱 或朝代更替，灌草植被也时有出现。元代由于胡化倾向严重，虽在关中和陇东平凉等地屯 田，但农田植被似不如前代面积广大，草地植被应有所増加。唐宋金元时期，可以说是 泾洛流域森林草原植被破坏较为严重的时期，较隋以前破坏程度较重，但却难以和后代相较。这一 时期，尤以唐宋破坏最为严重，金元灌草植被有所増加，但农田栽培植被仍占很大比重。黄土高原 腹地森林逐渐减少，除与气候变迁有关外，历史上也与人类在这一生态脆弱地区毁林开荒种田有很 大的关系。
小编 @ 望望
暨南舆地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