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清凉寺控制点
寺里—坡头遗址是这条史前可能即已存在的道路上一个非常特殊的聚落，历时长，规模大，位置重要。然而，目前缺乏较为丰富的考古材料以作分析，仅清凉寺作为其墓地进行了连续的发掘，可做进一步的研究，本文暂以清凉寺代表寺里—坡头遗址。清凉寺墓地目前保存的范围南北最长处约100米，东西宽约30～90米，总面积近5000平方米，2003年至2005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累计发现墓葬355座，是近年来中原地区发掘面积较大的史前墓地［22］。根据墓葬之间的打破关系，墓地可分四期，其中第一期年代偏早，数量也很少，不能做相关分析，二至四期是我们考察的重点。墓地第一期年代相当于枣园文化中晚期或更晚。第二至四期的绝对年代数据集中在公元前2300～前1900年，其中二期集中在公元前2200～前2100年；三、四期测年数据集中在公元前2050～前1900年［23］。清凉寺墓地存在与众不同的“奢侈”现象。墓地年代基本上以龙山时代为主，墓地所在的晋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原地区的龙山时代都少见如此集中的玉器出土。据统计，目前墓地出土玉器已逾200件［24］。第一期墓葬未发现玉石器，M61原被认为属于三阶段中较早阶段（第一阶段），实际上与属于第一期的西北头向的17座墓葬明显不同，故应归属于第二期。第二期墓葬190座。其中，8座墓葬内发现玉石器55件，分别为M61、M46、M52、M54、M76、M79、M82、M112；第三期墓葬105座，在9座墓葬中发现玉石器33件，分别为M29、M53、M57、M87、M100、M146、M150、M153、M155。第四期清理墓葬44座。简报仅详细介绍了M275墓内发现的4件玉器的情况，其他不详。另有年代未公布的M30、M96各出1件玉璧。目前清凉寺墓地公布的具有代表性的玉器资料计151件［25］。随葬玉石器的20座墓葬，至少出土了151件玉石器，墓葬出土玉石器平均数甚至还超过了都邑性质的陶寺早期墓地220座墓出土玉石器815件组的比值［26］。虽然这种简单的比较统计不一定准确，但确能反映清凉寺出土玉石器墓葬单个数量之多。更值得注意的是，清凉寺墓地除了M79、M82随葬陶盆、陶罐各1件与M53随葬陶罐1件外，其他大多数随葬玉石器的墓葬只随葬玉石器，以及鳄鱼骨板、兽牙等罕见奢侈品，竟未见到任何陶器等日常生活用品。发掘者薛新明先生认为清凉寺玉器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27］。清凉寺出土玉璧、玉琮等多套置在臂上，或腕部，或肘部，且左右臂均可，罕见摆放在他处者，可能反映的功用是以佩戴装饰物为主。这一点与良渚文化墓葬随葬玉璧密集摆放、复杂神性纹样、沟通天地神祖的宗教祭祀功用明显有别。贴身佩戴显然是生前日常随身财物的反映。众多玉器的展现似乎给人一种炫耀财富之感。另外，此类墓葬共存器物常见组合是石钺、石刀、玉璧（环），还有兽牙、兽骨如鳄鱼骨板等随葬。可见，清凉寺墓地随葬玉器的墓葬具有多男性、葬钺刀类武器、暗示武力或凶猛的兽牙与鳄鱼骨等特点，很可能反映了此类墓主人武力的特征，或许正是武力保护财物的一种表现。清凉寺墓地表现出多样的文化因素。墓地见到的方形璧、牙璧、有领璧等，在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及龙山文化中均可找到同类器形［28］。玉琮应该与良渚文化常见的同类器有一定渊源关系。奇数孔的带孔石刀明显与安徽薛家岗三期文化有很大的相同之处［29］。M146出土的梳形玉器与红山文化勾云形玉佩有某些相似之处［30］。而鳄鱼骨板可能源于江淮地区。众所周知，文化的多样性是交通要点常见的特征。清凉寺聚落延续时间长，经历数个考古学文化。墓葬第一期应为枣园文化中晚期或更晚，遗址的调查材料也发现了枣园文化晚期的地层、灰坑和瓮棺葬［31］。庙底沟文化时期也有丰富的遗存，仰韶文化晚期以及西王村Ⅲ期遗存也有发现，庙底沟二期文化时遗存更加丰富，龙山时期遗存最丰富，甚至还见有夏时期、东周时期遗存。可见，该聚落延续时间至少两千多年，而且连续延绵，没有断环。换言之，古人竟然连续选择这一不利灌溉、水土易流失、不利农耕的大山南麓丘陵大缓坡地带居住生活两千多年，十分罕见。除了推测其有着特殊而又重要的地理位置和作用，很难有其他合理解释。清凉寺遗址所在的芮城县境内除黄河干流从县西、南流过外，尚有东西基本平行南北流向的安家涧、孙家涧、葡萄河、恭水涧等14条涧水（季节性河流），它们均发源于北部的中条山，向南注入黄河。在历史上曾有沙窝渡、南窑渡、大禹渡、太安渡、礼教渡、永乐渡、晓理渡、风陵渡等8个主要渡口。位于遗址西侧的恭水涧，俗称朱吕沟，古名浢水，本文所言浢津渡应与此水有关。整体来看，遗址正好在中条山南麓要冲地带，北上3公里即进入中条山区，南行不远即进入陌南镇，而后向南直通浢津渡。可见，清凉寺聚落位于居高临下山前要冲地带，又处于笔者所言进出中条山的中条浢津道之上，加之聚落历时长、规模巨大，故我们推测它应该是这个道路上的关键点，很可能就是道路控制点。清凉寺墓地与众不同的“奢侈”现象、多样的文化因素等恰恰反映了这一点，至少墓地所在时期为这条道路上的控制点表现得比较明显。
四 道以载物
史前时期，交通道路不仅仅是文化通道，也是承载文化之物品的运输通道，也是经济交换贸易的通道。具体到本文所言中条浢津道，从目前考古材料看，很难确定这条道路具体流通什么实物。清凉寺墓地虽然出土较多含有外来文化因素的玉器这类奢侈品，但这些玉器是外来文化的“舶来品”，还是本地的“仿制品”，一时也难以断定。清凉寺墓地存在源于良渚文化、红山文化、薛家岗三期文化的文化因素，但值得注意的是，良渚文化年代一般为距今5300～4300年，而红山文化、薛家岗三期文化在公元前3000后就已不存在了。这样看来，清凉寺墓地存在的时期上述文化已经消失，因此，所言相关玉器肯定不是同期直接舶来的，应该属于文化或技术传承的间接影响。就目前材料和相关研究看，这条道路是早期盐道的可能性更大，当然也不排除道路承载其他物品的流通，只是目前难以明确。盐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也是古代重要的资源。甲骨文中见有多例与盐有关卜辞，择取几例如下：（1） 鹵小臣其又邑。 《合集》5596
（2） 壬午［卜］，令弜取鹵。二月。 《合集》7022
（3） 己未卜， 贞燎鹵大甲。 《合集》1441
（4） 庚卜，子其见丁鹵以。 《花东》202
鹵，今卤，《说文》：“盐，卤也。”辞（1）“卤小臣”为晚商设立的专职官吏［32］，盐官负责盐政管理，对盐业进行控制。辞（2） 命“弜”去获取盐卤。辞（3）表明盐还是如一样的祭品，用于燎祭先王大甲。辞（4）“见”为献，盐还是进献的重要物品，辞（5）戎地或戎族进贡盐卤。
可见，商王朝对于盐十分重视。然而，商代晚期王都（今安阳）一带并不产盐，故盐肯定是外来品。那么商代产盐地是哪里呢？宋镇豪先生认为是山西南部解州盐池，即《说文》“盐”字条说的“河东盐池，袤五十里，广六里，周一百四十里”［33］。杨升南先生更是认为商王武丁大力对西北亘方、羌方、土方、基方等用兵征伐，正是为了持续保护晋南盐池的盐业资源［34］。从考古材料看，我们注意到自商王朝开始建立，商文化就向四周扩展，而最先进入的正是处于其西方的晋南地区，在早商文化第一期晚段开始控制该地区，形成早商文化东下冯类型，其他如向北、南及东南、东方的先后扩张都晚于此。而且东下冯类型与典型商文化中心的二里岗类型共性最强，关系最近［35］。有商一代，晋南地区尤其盐池区域都基本控制在商王朝势力范围之内。前文已言，文献所及“蚩尤血化为卤”“南风之薰”可能反映了史前时期先民已经开始采集利用盐池之盐，丰富的天然资源远远超出了人们生活所需，大量的剩余促进了贩运与交易产生。而中条浢津道显然是离资源地最近、最便于外贩之路，这也是后世唐宋等时期借用此道为盐道的原因所在。然而，若想在这一道路沿线周边发现与食盐贩运有关的史前遗迹却十分困难，除了难以保留至今和发现的原因外，盐池之盐为天生之卤，而非人工熬制，故很难见到像海岱地区等沿海一带证明制盐存在的一些器物出土［36］，我们只能做一些合理的推测。清凉寺墓地呈现出来的与众不同的现象，似乎表明清凉寺墓地原居民控制了这条翻越中条山的道路，更不排除从事食盐运输、销售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清凉寺墓地第三期墓葬无情地破坏本区域已经存在的坟茔，事先设计了十分完善的墓葬排列方案，南北并列，从西向东成排分布，他们驱逐了第二期墓主人的后代，且较多地出现如殉人等不平等现象，很可能执行了一种新兴的制度，并且出现了一个以销售食盐为主要职业的管理集团或机构［37］。另外，考古调查中在寺头村中部断崖上发现了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形制规整的大型窖穴，这些规模巨大且相互之间少有打破关系的窖穴排列有序，显然这里曾有一些区域是当时的仓储重地，至于储藏的是粮食还是盐，尚待进一步的科学发掘，然而却提供了有可能是突破性发现的线索。总之，晋南运城盆地与洛阳盆地以西地区今三门峡之间至少存在着一条南北向最便捷古道——中条浢津道，这条古道至少在史前时期的庙底沟文化以来就已存在，并逐渐发展成繁盛之态。而盐道很可能是其史前时期重要的功用之一。之后历代虽多有沿用，但最终淡去。
［22］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局，芮城县文物局.山西芮城清凉寺新石器时代墓地［J］.文物，2006（3）；马金花.山西芮城清凉寺墓地出土玉器浅说［J］.文物世界，2009（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运城市文物局，芮城县文物旅游局.山西芮城清凉寺史前墓地［J］.考古学报，2011（4）.
［2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运城市文物局，芮城县文物旅游局.山西芮城清凉寺史前墓地［J］.考古学报，2011（4）.
［24］马金花.山西芮城清凉寺墓地出土玉器浅说［J］.文物世界，2009（3）.
［25］翟超.黄河中上游新石器时代玉器研究［D］.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2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 年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667-669.
［27］薛新明.山西芮城清凉寺墓地与潞盐的初期外销［C］//东方考古（第12 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28］栾丰实.简论晋南地区龙山时代的玉器［J］.文物，2010（3）.
［29］安徽省文物工作队.潜山薛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J］.考古学报，1982 （3） .
［30］董婕.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的文化内涵新探［J］.辽宁师专学报，2012 （3） .
［31］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芮城寺里—坡头遗址调查报告［C］//古代文明（第3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405-435.
［32］［34］杨升南.从“卤小臣”说武丁对西北征伐的经济目的［C］//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221-230.
［33］宋镇豪. 夏商社会生活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410.
［3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202.
［36］方辉.商周时期鲁北地区海盐业的考古学研究［J］.考古，2004（4）；李水城等.莱州湾地区古代盐业考古调查［J］.盐业史研究，2003（1）.
［37］薛新明.山西芮城清凉寺史前墓地死者身份解析［C］//西部考古（第一辑）.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薛新明.文明起源的横截面——清凉寺史前墓地［J］. 大众考古，2013（6）.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