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让之（1799-1871）是继邓石如（1743-1805）之后一位书法篆刻家，活跃于清代嘉庆、同治年间的扬州地区，早年从书法理论家包世臣习书法、篆刻，为其入室弟子，更借由包氏习得邓石如书印之精髓，后世公认为邓石如再传弟子，对于皖派的继承与发扬，具有承先启后之功。关于让之习印的经过，大致可分为秦汉印、近代名工、邓完白三个阶段，由吴氏流传下来的篆刻作品中，无论是早年临摹期，或是中晚年自我研创时期，皆无间断，对于秦汉印的学习与探索，因领略体会的差异，于印艺中有不同的表现，而非仅是形式上的模仿，这种纳古而出新创作手法，无疑是值得后辈学习借鑑之处。
一、前言
吴让之六十五岁前，虽以篆刻名世，却未见有任何篆刻理念的论述传世，直到遇到魏锡曾（1828-1881），印学家魏稼孙虽不治印，但极嗜印，更好集印，曾手拓印谱多种。同治元年（1862）七月，浙江一带遭洪杨之乱，于此时游泰州，面谒六十五岁的吴让之，应魏氏之所求，将斋中的篆刻作品，钤拓辑成《吴让之印谱》两部，一部魏锡曾自存，一部交沉均初收藏。沉本先后有魏锡曾、赵之谦、吴昌硕、赵时棡、褚德彝、曾熙、任堇、王禹襄、黄宾虹、高时显、王福厂等人题记。魏锡曾当时并请吴让之作序一篇。首先让之于〈《吴让之印谱》自序〉中，谈到自己一生习印之经过：
让之弱龄好弄，喜刻印章。十五岁乃见汉人作，悉心橅仿十年。凡拟近代名工，亦务 求肖乃已。又五年，始见完白山人作，尽弃其学而学之。
可知吴氏幼时即喜好刻章，故早年习印，以浓厚的兴趣为出发点，直到十五岁时，看到一些优秀的秦汉印谱，始正式习印，进入堂奥，其学习过程大略可分成三个阶段：一、十五岁至二十五岁，乃仿秦汉印时期；二十六岁至三十岁，为仿近代名工时期；三十岁之后，始尽弃前学，乃为仿邓石如时期。吴氏年幼十五岁时，正值浙派风靡之时，让之身处于人文荟萃地区的扬州，亦受到地区性印风所影响，但站在学习的角度上，能够上溯至秦汉古印谱，用心临摹十年，而不受时风所囿，其写篆排稿的功夫，在方寸之间，逐渐磨练而成，为往后的创作，提供了更宽广的空间。以下就让之仿作中，从早期以秦汉印为师，到自我研创期，试图分析探讨其学习与创作理念。
二、以秦汉印为师
由目前让之流传的印作中，以秦汉印面貌为创作元素，从早年的模仿，到中晚年的研究创新过程，多所发现，更配合刀笔上精彩的表现，逐渐发展出个人的面貌，故吴昌硕跋《吴让之印谱》曾云：
让翁平生固服膺完白，而于秦、汉印玺探讨极深，故刀法圆转，无縴曼之习，气象骏迈，质而不滞。……而愈信秦、汉铸齿浑穆渊存。
此论实道出吴氏创作的泉源，除了对邓印的研讨极深之外，早年对秦汉印玺的临摹，领略汉印或铸或齿，其神采为浑穆渊存，更爲其习印之初，奠定良好的根基，与现今学习治印之始，必宗秦汉，是一样的道理。王北岳谈到汉印的美术性有「方正清劲」、「浑厚典正」、「婉通流美」、「斑斓古拙」、「装饰鱼鸟」五种，其中以「浑厚典正」与「婉通流美」二者，对让之影响较多：
浑厚典正：这一类型的汉印甚多，大多笔画厚实，结体方中带圆，因为在方形印中求稳固，则字形必趋于方，而纯方则板刻，于是在方中求圆，使稳定中有流转之气趣，这也是汉印中渐次发展的必然现象，使汉印方圆兼备，有笔有墨。
婉通流美：汉印中一种，强调小篆笔意的印章，尤其是玉质印章，大多采取婉通流丽的笔势来刻制，在铜质印章中，能表现笔意婉畅的亦有之，只是不大经见而已。印章既然是使用小篆，当然要把小篆的情意表达出来，所以这一类印章是汉印的精品，也比秦印表现得更为完美。皖派的邓石如即由此出。
以〈奉檄之馀〉白文印为例，章法平方正直之馀，带有圆转流动之趣，线质转折处略细，乃配合篆书笔法所致，虽以衝刀爽利刻出，但仍保有汉印厚实感，具有「浑厚典正」的特点；而〈杂佩以赠之〉白文印，无论横竖，皆善用曲线，自然地扭动篆文线条，使印面产生活泼的动势，与「婉通流美」不谋而合。
目前流传印作中，关于早年款识署明仿汉的作品未见，但从其作品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受汉印影响，章法的设计，尤为明显，于平方正直之中，略加变化，或方或圆，以〈日利〉白文印为例，明显仿汉代玉印，以衝刀刻之，其线条细劲而圆转流动。
而〈富贵日昌〉白文印，出自方去疾编《吴让之印谱》，此印虽无直接仿汉印，但篆文写法与汉印文一致，并无差异，值得一提的是，此印类似汉代凿印，或近浙派一路，以切刀法刻出，故线条斑驳而古韵有致，细劲处犹如曲铁般，唯不多见。
汉印中，有所谓的「朱白相间」印，本在化解印文笔画数目过于悬殊的方法，其目的使繁者白文化之为简，简者朱文化之为繁，更甚者让朱文、白文和谐安置于同一方印面中，製造出错觉的视觉效果，而让之亦善用此章法的变化，配合自身篆法，鎔铸于一炉之中，正所谓「出新意于法度之中」，营造出新面貌。如〈甘泉张本〉、〈岑鎔私印〉二印。
溯自秦印的田字格与日字格，可以让印面显得规矩方正，例如〈张大之印〉、〈永基〉二印，配合自身的篆法，藉由界格线的横、竖、长短等粗细轻重线条，可以让印面产生更丰富多变。也由于擅长使用界格，影响往后的章法佈局时，即使不用墨笔设计印稿，亦会在印石上轻轻画出界格，以示规矩中求变化。
战国鉨印中，有朱文界格，或是宽边细朱文的形式，为让之所取法之一，边栏形式的多样化，可以增加印面章法的变化外，亦有耳目一新的效果，唯一差别在于仍以擅长小篆入印，而非战国文字。
三、自我研创期
让之以汉印为创作手段，从早期的〈廷颺私印〉、〈熙载白笺〉、〈陈官俊印〉来看，并非仅仅十五岁至二十五岁之间，一直到晚年六十多岁，均有汉印面貌的印作产生。据大陆学者毘陵生所言：
在让之生前好友陈守吾的后人手中，有两册让之手拓的印存，其中就有让之早年仿刻的汉印五十五方，册首还有让之的亲笔行书序。
然而晚年让之治印，仍多宗秦汉之因，实为五十七岁时，乙卯、丙辰年间，得以观看吴云（平斋）的《二百兰亭斋收藏金石记》、《虢季子伯盘考》、《秦汉官私铜印谱》；之后又为吴云编辑《二百兰亭斋古铜印存》、《二百兰亭斋古印攷藏》等书，对让之的创作思维，产生影响如下：
1. 〈长宜子孙〉白文印（24-035-1），款记：「仲陶属仿汉印，时戊午冬至后三日，熙载。」六十岁作。
仲陶乃岑鎔，富收藏，让之曾于泰州寄食岑鎔处，于作书、作画外，为其治一百数十方印。「长宜子孙」四字，乃汉代镜铭文中吉祥语，汉印中类似此用语，如「宜子孙」句，其印文写法仍以汉印文为主，而非镜铭书法，显然，六十岁的让之对汉印，有了新的体悟与瞭解，切刀、衝刀、削披并用的结果，导致印风古朴淳厚，饶有韵味。
2. 〈岑中陶父〉白文印（24-127-1）款记：「仲陶得佳石胜玉属刻，因仿汉人玉印为之，时庚申四月，让之年六十二。」（隶）
试将战国玉印与汉代玉印比较发现，战国〈□裘〉白文印与汉代〈任疆〉白文印相较，线质的的差异颇大，这是因为战国玉印尚未发展成熟，此时期的文字书写、构图形式与铜质鉨印类似，例如线条圆起尖收、或尖起尖收等特点，而玉印的工艺製作，一直延至汉代始达到高峰，无论是章法的佈局或是线条的书写，皆能看出其精湛的技术，而让之虽说仿汉玉印，实际上可能是仿先秦玉印。
早在明代甘暘，对玉印即明确指出：「其文温润有神，愈旧愈妙」。而明代另一位印学家徐上达，则从另一角度说明玉印与铜印上的差异，他说：「以石摹玉易，以石摹铜难。盖石与玉同性……」认为玉与石属「同性」，所指为硬刀刻凿时产生的物理效果有相似之处，因而玉印的风貌较易为石章所模拟。大陆学者孙慰祖先生认为：
从明代诸如文彭、汪关等人的印作中，我们看到的基本上还是一种尚未脱出模拟层次的追仿，在篆法、佈局、线条等形式上缺乏更新、更高、更强烈的个性灵魂。
显然，吴让之属于后者，藉由鑑汉玉印古法中，以自我的篆法、刀法、章法来表现自我，而非复古的再现。
3. 〈岑鎔之印〉白文印（24-033-4）款记：「仲陶属仿汉银印，让之。」
4. 〈吴云私印〉白文印（25-133-1）有徐新周（1853-1925）所跋云：「吴攘之先生刻印，安闲秀逸，是印极似汉人银印，庚戌十一月，星州附刻。」
汉代银质印章，在著录中并不多见，以湖南省博物馆所收藏的两方银质汉印的〈王嘉〉白文印、〈朱萌私印〉白文印为例，与出土之实物比较可知，汉印的风貌与材质（金、银、铜）并无绝对关系，前作〈岑鎔之印〉显然离汉印尚远，出己意甚多，后者则让之在汉印的基础下，笔画伸曲之间，略加变化。
5. 〈仲陶〉朱文印（24-107-4）款记：「仲陶属仿汉铜款识，让之。」
仿「汉代金文的刻文」，但同样明仿邓印的〈仲陶〉朱文印（24-035-2）两印相较，篆文写法并无差异，可见此类作品仍出己意为多，而非实际临仿。
6. 〈兴言〉朱文印（23-035-2）有吴昌硕（1844-1927）跋文云：「道在瓦甓，攘老有焉，此刻实深得汉塼遗意，缶。」 让之虽无刻意仿汉砖文，其平方正直的笔画，深得汉砖文字的遗意。
7. 〈蒋照〉白文印（23-073-2）吴昌硕（1844-1927）跋文云：「攘老拟汉印之清者，苦铁。」
让之曾以「横直相安」、「安顿」为自我要求的标准，细审之，应由汉印中撷取而来，试将此印反黑后并去除不必要的横、斜画后，可发现直画在整方印作的聚散关系，尤为明显，不仅互相略为倾侧，产生险绝般的动势，笔画疏密之间，更合乎邓石如「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的要求，显然已能从汉印「平方正直」之中，自出机抒。
8. 〈汪鋆〉白文印（25-003-1）款记：「砚山名印，让之六十二岁得心之作，庶不负此佳石。」汪鋆跋记：「老辣痡峭，气横九州，斯冰内蕴，金石外遒，超元轶明，惟汉与牟。汪鋆谨赞。」六十七岁作。
9. 〈砚山〉白文印（25-005-1），有汪鋆跋赞云：「咸丰己未，先生将赴胡文忠公之招，鋆曾写图，并赋七古以赠于将发也，匆匆购得此石，先生顷刻奏刀，兴到之作，神妙无似，不第魄力沉雄已也，而先生亦极得意，屈指廿年，恍然在目，而鋆亦冉冉将七十矣，然亦何幸获此，殆与斯刻同不朽云。光绪九年（1883）试灯日，追溯大始，乃为赞曰。」六十七岁作。
上述二方为对印，为让之以汉印为之的另一个阶段，印面的佈局除了注意横直笔画之间的关系外，印面中刻意的留红，块面製造呼应等变化，以披削的刀法，使线条呈现另一种斑剥的状态，线质的变化处尤多，粗细之间，一任自然，让简单的二字印产生许多效果，诚仿汉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10. 〈攘翁〉白文印（24-017-2），有高时显（野侯）之观跋云：「攘老治印，使刀如笔，不放汉而得其神，可谓前无古人者，七三叟野矦。」
此印虽未署年款，但经由自称「攘翁」判断，可知为六十岁后所使用之字号，高野侯所谓「使刀如笔」，堪称是评，端看让翁印作，如〈汪氏八分〉白文印，可以明显看出其落刀、运刀、收刀的表现，犹如写篆般轻鬆刻画出，乃毕生刻印以万计之功，「翁」、「分」字上方两笔，信手挥就，极尽草隶、草篆之能事，乃为汉隶个人书风所致，而非刻意为之，故能得「不仿汉而得其神」讚誉。
四、小结
钱松（1807-1860）与让之同时代，篆刻由浙派入手，曾摹汉印以千计，四十三岁时在〈米山人〉款记：「国朝篆刻，……悉臻其妙，予则直沿其原委秦汉。」又在〈范禾私印〉款记：「得汉印谱二卷，尽日鉴赏，信手奏刀，笔笔是汉。」，钱吴二者，虽皆自云仿汉，因各自领悟上的差异，或镌刻刀法上或切或衝，产生不同的印面效果，而合浙皖两宗为一的赵之谦，亦致力汉印甚深，在〈何传洙印〉印款记：
汉铜印妙处，不在斑驳，而在浑厚。学浑厚则全恃腕力，石性脆，力所到处，应手辄落。越拙越古，看似平凡无奇，而殊不易貌。此事与予同志者，杭州钱叔盖一人而已。
赵之谦曾自诩「让之论余印，近汉官印者为然，而他皆非。」显然吴赵两者虽称取法汉印，皆不尽相同，张恒凯认为让之取法平正一路的汉私印（含玉印）上；而之谦则取法秦汉铸凿官印，故体现两者印学观的差异。
让之创造性学习汉人的佳作，在于总体特征的领悟和意韵神采的传达。吴在继承传统时，确有师古不泥的特点。他能将汉印精髓与邓派印风相结合，巧妙地运用自身的创作中去，从而形成独特的艺术风貌，即李流芳所谓「妙处正不在规规秦汉然而有秦汉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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