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文化之醉酒书狂草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艺术与酒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魏晋名士刘伶《酒德颂》中有言：“兀然而醉，豁然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山岳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在醉酒状态中，艺术家的情感获得解放，从而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在这种状态下，艺术家往往能够创作出常态无法创作出的优秀作品。

古有李白“斗酒诗百篇”、苏轼“俯仰各有态，得酒诗自成”、杨万里“一杯未尽诗已成，涌诗向天天亦惊”。醉酒而作的例子在中国艺术史上可谓俯拾皆是。书圣王羲之醉酒而作《兰亭序》，酒醒时“更书数十本，终不能及”，怀素“方其酒酣兴来得于会意时，不知笔墨之非也，忘乎书者也”，画圣吴道子作画前必饮酒至酣醉方动笔，醉后作画，挥毫立就。这些被人们盛赞的绝美诗作及书画作品与酒后性情的抒发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酒的精神意在情绪的宣泄，意在挣脱传统束缚，回归物我两忘、自由自在的“至人”状态，而这种状态为优秀作品的出现提供更多可能。

这种情形在唐代最为典型的表现是在书法领域，唐代盛行“酒书”，即酒后写草书，尤其是狂草。这与唐代时整体的酒文化发达有着密切的联系，唐代长安集市上茶楼、酒肆、歌台、舞榭遍布，白居易诗云“皋桥夜沽酒，灯火是谁家”，映射出唐代繁华的酒肆。再者，唐代题壁书屏风气较浓厚，粉壁素屏的兴盛在形式上推动了“酒书”的发展。粉壁素屏在篇幅面积上要比一般纸张绢素大得多，采用的书体、布局也可比较随意，得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灵和感情，在这种形式中书法家们找到了显示自我才华、抒发情感的广阔天地。

有“草圣”之称的张旭性格豪放，嗜好饮酒，常在大醉后手舞足蹈，然后回到桌前，提笔落墨，一挥而就。《新唐书》中曾记载张旭：“每大醉，呼走狂叫，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全唐书》这样记载张旭癫狂的创作状态：“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酒素壁，挥笔如流星。以致呼叫狂走，下笔愈奇，甚至以头濡墨泼洒，醒后乃以为神助，不可复得也。”可见，酒是张旭狂草创作的灵魂。酒能够将张旭带入一种激情荡漾、仿佛不受理性支配、无意识地执笔信手挥洒、茫然若迷“醉里得真如”的境界，可谓酒成就了张旭的书法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