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醉酒驾驶机动车，在《刑法》中属于“危险驾驶罪”的一种。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年内不准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上述法条里的“约束至酒醒”是有寓意的，寓指此处所说的“醉酒驾驶机动车”是指真的醉了，即生理性醉酒，绝不是血液酒精含量≥80㎎／100ml的所谓醉酒。
生理性醉酒的典型表现有：走路不稳、步态蹒跚、说话不清、语无伦次、动作笨拙、反应迟钝、恶心呕吐、精神困倦、固执易怒、功能失调（胳膊腿不听招呼）、视物模糊等等。
在生理性醉酒的情况下驾驶机动车，无疑是非常危险的，典型的“马路杀手”，所以，醉驾入刑十分正确，不容否定。
可是，令人不解的是，醉酒驾驶机动车这么危险，《刑法》对它的处刑却很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醉酒驾驶机动车，处拘役之刑，最重也不能超过六个月。对如此危险的马路杀手，仅判处不超过六个月的拘役，是不是太轻了？不是的！《刑法》中的“醉驾“，是没有实际发生犯罪结果的行为犯。如果发生了实际的犯罪结果，则依交通肇事罪予以处罚，对其醉酒驾驶的犯罪行为就在所不问了。
不难看出，《道路交通安全法》上的“醉酒”与《刑法》中的“醉酒”，其涵义大相径庭：《道交法》所指是生理性醉酒，所以应首先将驾驶人“约束至酒醒”；《刑法》所指是未发生犯罪结果的所谓“醉驾”，所以，醉酒驾驶机动车最多判处拘役六个月。
法律难道不应该是协调统一的吗？怎么可以各行其是？
（二）醉驾入刑，存在三个问题：
一是以过失犯罪（交通肇事罪）吸收故意犯罪（醉酒型危险驾驶罪），未免有点让人不可理解。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的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在构成交通肇事罪的情况下，故意犯罪的“危险驾驶罪”，竟然被过失犯罪的“交通肇事罪”给吸收了。危险驾驶罪是行为犯，而非结果犯，而交通肇事罪是结果犯，不是行为犯，这两个罪为什么不能分别惩罚，数罪并罚呢？
二是血液酒精含量≥80㎎／100ml的“醉酒”红线没有兼顾“天理、国法、人情”。
司法机关审办案件应该兼顾“天理、国法、人情”，古今皆然。不顾“天理”与“人情”，死抠法律条文，往往会撬动社会大众的敏感神经，引起舆论的强烈反响。
【张志军灭门案】四川省彭州市，张志军提前购买剔骨尖刀，伺机连杀亲家一家三口致其灭门。一审判张志军死刑，二审改判死缓，再审又改回死刑。二审改判死缓的理由是，罪犯自首、死者亲属谅解。可这死者之妻、之媳同时又是罪犯之女。该案之二审不能不说是违背天理和人情的典型表现。所以，司法活动不能不兼顾天理、国法与人情，这已经成为司法界共识。
醉驾入刑十二年，社会反应仍然激烈，究其原因，应该是血液酒精含量≥80mg／100ml这条醉驾红线严重脱离了民情的缘故，有“说你醉你就醉，不醉也醉”之嫌。
三是漠视了《刑法》第十三条之“但书”（即“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规定的“危险驾驶罪”共有四种，分别是：
（1）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
（2）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3）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
（4）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及公共安全的。
其他三种罪都规定了入刑的“情节”（即文中红字所示），但“醉酒驾驶机动车”却没有规定入刑的“情节”。
难道醉酒驾驶机动车入刑可以不问情节吗？不是的，“醉酒”就是该罪入刑的“情节”，即只有真的醉了（生理性醉酒），才能构成“醉酒驾驶”，绝不应该是“说你醉你就醉不醉也醉”。而醉酒数值红线（血液酒精含量≥80㎎／100ml）恰恰就是“我认为你醉了你就是醉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三条规定：“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鉴于生理性醉酒的鉴定不太好操作，数值醉酒红线亦非我国独创，所以，规定一个红线也未尝不可，但一刀切的方法却万不可取。
窃以为不妨这样做——在血液酒精含量达到数值红线的前提下，应察看其有无严重违章，有无肇事。若既无肇事又无严重违章，就应该列入“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范围而“不认为是犯罪”，仅处以行政处罚即可。
醉酒型危险驾驶行为若已肇事，不管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或者存在严重违章行为，都应判刑入狱，而且量刑标准不应该是拘役，而应当重于“交通肇事罪”，起码与肇事逃逸同刑（3～7年或7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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