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办者要我今天讲一讲什么是考古学，我想关于考古学是什么的问题，可能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因此我就在这两个小时里给大家讲一个我自己的田野考古故事，听完故事，大家可能会对考古学有一个直接的感受。
这个故事发生在关中西部地区，历史上这块地方叫“周原”。我们发掘与研究的对象是商代和西周时期的周人文化遗存，时间上的重点是商末周初，大致相当于大家都熟知的《封神榜》里所讲述的故事。按照文献记载，周人原居住在一个叫“豳”的地方，大概在今天陕西彬县一带，到了周人领袖古公亶父时，周人从“豳”越过梁山来到了周原，都城叫“岐邑”。周人在周原这个地方迅速发展壮大，到周文王时，周人从这里迁都到“丰”，过了十多年后就灭掉了商，建立了西周王朝。因此可以讲，周原地区是周文化的发祥地。灭商后，周原地区仍然是西周王朝的重要区域，根据青铜器铭文记载，西周中期以后，周王经常在周原这个地方。学术界几乎一致认为，“岐邑”在现在的陕西省岐山县和扶风县的交界处，距著名的法门寺很近，考古上把这个地方叫“周原遗址”。
1999年，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家单位联合组成了一个周原考古队，在周原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发现了很多重要的东西。如西周时期的墓葬，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玉器等，发掘了几座大型宫殿建筑，发掘了制造石器的作坊遗址。另外还发掘了制造铜器的作坊，该项发掘被评为当年的“全国考古十大发现”。
虽然发现了很多珍贵的文物，但必须声明的是，我们的目的决不是仅在这儿“挖宝”，而是要解决历史问题。在周原遗址，我们做着做着就发现了一个大问题：根据很多文献记载及学术界的认识，周原遗址应该是“岐邑”，可是发掘研究了几年后，我们开始怀疑这个地方可能不是岐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现了那么多的好东西，都是西周的，不是商代的，如果这里是岐邑，应该有许多商代的重要遗存才对，但目前发现的商代遗存都是非常一般性的，不见重要遗存。于是我们就怀疑文献记载可能是错的，我们这么多年的研究可能也错了。为此，我们就制定了一个寻找岐邑的计划，并就此踏上了寻找“岐邑”的漫漫征途。
2003年12月14号，我们的考古调查有了重大发现。这天我们在周原遗址以西三十公里的岐山县“周公庙遗址”作野外调查，北京大学的徐天进老师在一个废弃的水渠里，走着走着就看见了一个小骨片，他捡起来用手一擦，上面有字，他再让学生往水渠边上一看，上面还有，最后竟然发现了两片卜甲。这两块卜甲上一个刻有17字，另一个上有38字，这是目前发现的时间最早、字数最多的周人卜甲，学术意义自然很重大了。东西重要，预示着周公庙遗址更重要。带卜甲回京后，学界很重视这个事情，还开了一个座谈会，与会专家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并建议要尽快对这个遗址做进一步的考古工作。
2004年春节刚过，就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了一个周公庙考古队，开始对该遗址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很快就有了更重要的发现。3月份又发现了甲骨文！这次发现同样是在一个水渠边上发现的，从断面上能看到埋藏甲骨的灰坑里，卜甲密密麻麻。鉴于这种情况，我就把我们中国传统的考古发掘方法和国外的一些理念相结合，设计了一个比较特殊的挖掘方法，挖了三个月。一般的情况下，这样一个小坑我一个星期就干掉了，可能一千块钱都用不了，可是为了挖这个坑，我们花了七、八万元，工作做得非常仔细。这项发掘发现了很多卜甲，辨认出400多个字。我们挖出来的第一片卜甲上的头两个字就是“周公”，这是关于周公的甲骨文的第一次出土。所见卜辞中最多的人名是周公，最多的地名是“周”和“新邑”。周人灭商之后在洛阳建了一个都城，最初叫“新邑”，是周公旦负责建造的。这批卜甲里记载的很多事，都是传世古文献里没有的。我们认为这次发现的甲骨文中的周公，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被孔子魂牵梦绕的周公旦。这批甲骨就像是周公旦的一个档案库，史料价值很高。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还有比甲骨文更重要的发现。5月7日，那天我们本来是想到山上去拍照，照一个甲骨坑的发掘位置全景。于是我们就坐着吉普车从山的背后往山顶上绕。快要到山顶的时候，在离我十几米的地方，我看到了一段类似城墙的遗迹，当时我心头一震，当即就让车停下来，到跟前一看，全是夯土。我们再在周围一查看，发现这段夯土很长，一长溜全在山顶上，就跟八达岭一样，可以肯定所见夯土就是城墙了。我曾发掘过西周城墙，知道西周城墙的特征，因此当时就判断出，眼前的这段城墙是西周时期的。
接着我们进入城内，走到一个断坎下，断坎上全是野枣树，枣树之间露出两三个巴掌这么大一块土。一看这块土，我心头又是一震：在当地只有在非常深的地下才有这种土，这块土怎么就“跑”到上面来了呢？我再仔细一看，发现这块土是夯土。这会儿就有一个想法：这块土应是墓葬填土，这么深的土出来了，这座墓一定是一个比较深的墓。在商周时期，凡是深的墓，它一定是大墓。这时天色已暗，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又重新上山，让人去掉野枣树，花了几个小时，最后判断这是一座带墓道的大墓！
经过全面钻探，最后发现了22座大墓，其中带四条墓道的有10座，带三条墓道、两条墓道和一条墓道的各4座。带墓道的大墓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商代只有商王墓是四条墓道的，西周时期周天子墓究竟有几条墓道，现在还不清楚，只知道西周时期诸侯国国君的墓葬，带一条墓道或者两条墓道，而带三条墓道、四条墓道的大墓，其墓主人的身份肯定是远远高于诸侯国国君。我们首先发现的那座墓带有四条墓道，当这个墓整个形制被钻探出来后，我大吃一惊，脱口而出说：西周第一墓!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被学界称为夏商周考古第一人的邹衡先生，在考察完这个墓地后说，这个发现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大的考古发现!
开始很多人就把带四条墓道的大墓当作周王陵。经过仔细分析后，我认为周公庙遗址是周公的采邑，那些大墓不是周天子的墓，而是周公家族的墓。有人很惋惜，说这不是王陵。但我说不必惋惜，因为周公的价值远远超过周王的价值。周公的采邑，它所蕴含的历史信息、思想信息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周王。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国学班的同学可能已知道，中国文化思想最早的形成时期是西周时期。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早期的礼仪制度、文化思想，不仅影响了孔子，而且在以后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甚至可言，我们中华民族很多思想的根源就在这里。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苦苦寻找周人的都城“岐邑”呢？因为都城是一个地理坐标，有了这个参照点，才能对其它聚落的性质有更多的认识。所以，虽然周公庙遗址很重要，但是还是要继续寻找岐邑。
2004年下半年，我们根据文献记载的线索，在周公庙遗址以西十公里的凤翔县劝读遗址进行多次调查，发现该处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遗址。12月30日，我们在调查时发现了一个“袖珍”的陶窑，为保护这座陶窑，我打电话请来了县博物馆的同志。交谈之中，我告诉这位同志，说我正在寻找一座城，这位同志告诉我，在距劝读遗址西十公里的凤翔县水沟遗址有一座城，但不清楚具体年代。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兴奋，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到了水沟遗址，到跟前一看，是六米多高的城墙，仔细考察后，初步判断这座城始建于商周之际。该城非常大，城墙周长4000余米，是目前所知西周时期最大的城。“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先生讲，这座城具有王都规模。在城内发现有大型宫殿建筑基址，还有很多陶质排水管，排水设施非常发达，一个水管上刻有八卦符号。我们知道现在的八卦符号都是一阴一阳的，最开始在商周的时候可不是这样，而是数字卦。以前我们根本不认识这是什么，认为是“怪字”，直到八十年代，张政烺先生辨认出这是数字卦，大家这才“茅塞顿开”。此外，我们还发现了商周时期的空心砖。现在提到砖，大家都说“秦砖汉瓦”，其实周砖比秦砖要好的多，时间还要早几百年。
我们从文化内涵、聚落结构以及聚落规模等方面判断，水沟周城也不是我们要寻找的岐邑。是不是还要继续寻找“岐邑”呢？这时候我们有了新的想法。以往我们的眼睛只盯住周原遗址这一个地方，走出周原遗址后就顿感豁然开朗，看到了这么多重要的东西，比如周公庙遗址、水沟遗址和劝读遗址等，这一个一个重要发现使得我们认识到，我们决不能再固守一城一池了，必须把整个关中西部地区当作一盘棋，从整体的角度来重新设计我们的工作方法。因此，我们就提出了一个新的科研计划叫“大周原计划”，这是一个以区域聚落考古并从聚落形态来研究社会历史为目标的大课题。每个聚落内部的结构和一个区域内各个聚落的关系，是当时整个社会组织的物化形式，单个聚落的聚落结构以及一定区域内的聚落形态，可直接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状况，或为更深层次的社会历史研究提供必要的考古背景。考古学的目标就是要复原古代历史，不能只沉浸在盆盆罐罐、金银珠宝里边，而是要透过这些物质文化，来看到当时的人，甚至要看到人的思想。挖出来的东西是不会说话的，古代的堆积是一本无字天书。考古人就是要尽力去翻动这本天书，从里边读取我们想要的社会历史信息。我们提出的“大周原考古”计划，无论是在考古工作方法还是在工作理念上，更加强了我们翻动这本无字天书的能力。至于具体的工作计划，我们的决定是，立足于周公庙，四处出击，在整个大周原区域内，全面系统地展开考古工作。
工作计划调整后，我们便兵分两路。向西的第一战很快便传回捷报。在宝鸡市附近一个叫蒋家庙的地方，发现了一座周城，这是我们连续发现的第三座周城了。我们初步认为这座城是一座军事防御性质的城，不是都城，这种城一般都建在山上。这个重要发现使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性质有了更深的理解。
东线的考古工作也有重大收获，发现了位于周公庙遗址以东十公里的孔头沟遗址也是一处商周时期的重要聚落。经过2006至2008年近两年的工作，在这个聚落内，发现了一处铸铜作坊，但令人痛惜的是，这个铸铜作坊被当地老百姓破坏了，当地的一个窑厂，每年挖土的面积达数千平方米，我们只发掘了200平方米，其余的被这个窑场破坏殆尽。在该遗址最重要的发现是一座单墓道大墓和一座双墓道大墓，墓葬中出土了几十辆车，还有许多玉器、青铜器。那么这个聚落的性质是什么呢？它的主人是谁呢？在没有出土文字之前，根据整个聚落的特征，我们认为这个聚落的性质如同周公庙一样，也是一个高级贵族的采邑。由于姬姓周人的墓葬都是南北向的，而这里的墓葬都是东西向的，所以可判断，这个聚落的主人及其主要居民的族属当是非姬姓的。我们知道，周初有三公：即周公、召公和姜太公。周公庙遗址是周公的采邑，召公的采邑在周公庙南边，以往研究有较为一致的意见，至于太公的采邑还没有着落。我们颇怀疑孔头沟遗址就是太公的采邑，但没有直接的证据。2008年4月，当整个墓葬发掘快结束时，我们发现了两件青铜器，其中一件的做器人名“尚”。这个“尚”是否就是太公姜尚呢？现在还不能下结论，但孔头沟聚落学术意义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回顾我们从1999年，特别是2004年以来的重要发现，主要有：其一，以前发现西周甲骨文只有800多字，而我们发现了530多字，占目前所知全部西周甲骨文的三分之一强；其二，以前仅发现三座西周城墙，而这几年我们又发现了四座城；其三，铸铜作坊以前只发掘一处，我们这几年发掘了三处；其四，在周公庙遗址发现目前所知西周时期等级最高的大型墓地。通过这些重大发现，使我们对大周原地区商周时期的聚落形态及社会组织结构有了许多崭新的认识，可以肯定地说，这些发现必将使西周考古及西周史研究掀开新的一页。我们考古学家的工作就是要通过地下的遗迹遗物来复原过去的历史，我们不是仅仅去寻找宝贝的，更不会沉溺于这些宝贝的外表。一个优秀的考古学家就是要使一个干涸的泉眼重新喷涌，要让死去的东西“借尸还魂”，让中断的河流重新奔腾，让过去的东西告诉我们真相和未来。
原本我想拿“考古学是什么”作为今天演讲的结束语，但刚才那位先生关于盗墓问题的提问令我现在改变一下计划，因为文物被破坏的问题一直是我心中的痛。在我们整个考古发现中，往往是十墓九空，现在的社会经济建设也破坏了很多文物。当我在周原大地上、在全国各地奔走时，每到一处，看到、听到的都是我们的文化遗产被破坏的情况，常常触目惊心，令人痛心疾首。我们知道，一部没有物证的历史是苍白的，没有物证的思想也是苍白无力的，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思想都需要物证的支撑。但是，一旦这些东西被一点一点破坏掉，我们的后人就看不到这些物证，就无法传承我们的文明，无法续写我们的历史。相对而言，我不看重我有多少重大发现，也不在乎我将来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超一流的考古学家。我更在乎的是，我们的文化遗产能不能在我的手里得到更多的保护，能不能留给子孙后代更多一些。我现在想的更多的是，该怎么样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现在全地球人已经都知道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而对我们中华民族而言，祖先留下的财产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可现在社会上还没有形成像保护自然环境一样来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在前不久的汶川大地震中，我看到了很多感人的故事，同时也看到了像在座一样的精英们的力量。这种力量有时是政府所不及的，她可能是推动国家发展，推动中华民族前进的重要力量！
因此，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请大家一道去保护我们祖先留下来的宝贵遗产。因为你们是各界的精英，你们的力量是很大的，如果在座的各位能够拿出一点精力，去做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事情，就可能会产生巨大的效力。一个人可能只需做一点点，可以出钱、出力、出思想、出想法、出声音等等，若此就可能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在此，我郑重地恳请各位，要像保护自然环境一样来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若此，你们将造福于子孙后代、造福于人类，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作为一名文化遗产的保护者，我这里先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文章来源：岐山洪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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