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何况，他在晚年新创非篆非隶、似篆似隶的扁篆体（也有人借古书名称“蜾扁书”），是在书体上的一种大胆突破与创造，对当代书法的贡献也是显而易见的。
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他对自己以“书名”扬世却显得非常不满意。他晚年不止一次地在亲人、学生面前叹息：“想不到我这一辈子竟落得个书画家的结局。”
为什么陆维钊先生对自己书法上的成就视而不见，并心情沉重地认为自己“一事无成”？他心目中的“有成”是什么呢？
1920年他到南京高等师范文史地部就读，对地理气象产生浓厚兴趣，便向刚刚从国外学成归来的地理气象学家竺可桢提出专攻地理气象的要求，得到了竺可桢的同意。
就在他一心攻读地理气象专业时，他双腿得病，虽然治愈，但医生认为他已经不适宜于地理气象专业。他只得转读文史，他自己遗憾不已，竺可桢也遗憾不已。
南师毕业，他受到老师吴梅的赏识，把他推荐给王国维，担任王国维的助教。后来因祖父病重，他毅然南返回老家照顾而被“同窗好友”取而代之，这成为他又一终身憾事。
1942年，正在编纂《全清词钞》的叶恭绰，邀请陆维钊担任助手。这部工程浩繁的巨著始于1929年，1945年基本完成时叶恭绰移居香港，考虑到自己命运难卜，仓促间将十余箱书稿资料托付给陆维钊。
叶恭绰曾感慨地说：“能终全其事者，唯陆维钊一人。”陆维钊不负重托，于1952年完成全书，至1975年终于在中华书局香港分局正式出版，并将所有珍贵资料悉数捐赠给国家。
当他在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任教时，该校当时云集了诸如夏承焘、姜亮夫等一大批学术权威，他的扎实的古典文学知识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他所承担的教育任务是“中学语文教学法”和“现代作家作品选”，尽管他毫无怨言地愉快接受，认真教育，但我们用今天的眼光看，真是大有“英雄无用武之地”之叹。
直到1959年潘天寿出任浙江美院院长，偶然在游西湖时看到一个画展上陆维钊的作品，不觉眼睛一亮，认为画得好，题跋和书法也非同凡响，其时他正在为中国画系学生只重绘画技巧、忽视文化修养而担忧，考虑增设古典文学和书法课程，正在四处物色教师。
看到陆维钊的作品，他叹道：“杭州真是人才荟萃、藏龙卧虎之地，居然还有如此 难得的人才。”于是记下落款，四处打听寻找。
陆维钊对中医情有独钟，颇有研究，家里人生病，都是他自己号脉开方子，他甚至早在解放前就为一位中医专家的医案书作序，并和浙江医学院（中医学院）的一位专家商量一起校点古典中医典籍。
几乎在潘天寿发现他请他到美院兼课的同时，医学院也因缺中医古文教师而邀请他前去兼课。于是，1959年下半年，经学校领导同意，他同时在两校兼课。1960年，美院正式通过省有关部门调他，而此时，医学院也要调他。
他犹豫了，让他凭兴趣选择的话，他更倾向于去医学院，授课之余，钻研祖国医学，校点中医典籍，既满足了个人爱好，也能够实实在在做点事情，而书画则完全是文人雅事而已，不能和悬壶济世相提并论。
但是，美院的商调函先于医学院到达，潘天寿的知遇之恩让他颇为感动。他是一个重情谊、重然诺的人，于是，他最终还是选择去美院。
他最终还是成为了一位具有开创意义的书法教育家，一位个人面貌强烈的新创了一种书体的书法家。
他曾经是寂寞的，世俗的名声远不如同时期的其他书法家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他的价值和意义，有人把他比喻为书法界的陈寅恪，认为他是培养书法家的书法家。
不管怎样，陆维钊之所以在书法领域取得了如此成就，恰恰是和他扎实的国学功底、古诗词功底和多方面的学问分不开的。他的最重要意义在于，让人们懂得书画真的只是“余事”而已，这样说，并没有低估书法，而恰恰揭示了书法赖以立足的本质意义：
只有拥有深厚学养的肥沃原野，拥有多学科广博知识的高山，书画之树才有扎根之所，才有所依附。否则，如果仅仅只有书画，无异于将树苗种到沙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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