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安碑》及其书法探析
司徒公汝南女阳袁安召公，授《易》孟氏□。永平三年二月庚午，以孝廉除郎中。四（年）十一月庚午，除给事谒者。五年四月乙□，迁东海阴平长。十年二月辛巳，迁东平□城令。十三年十二月丙辰，拜楚郡守。十七年八月庚申，徵拜河南尹。□初八年六月丙申，拜太仆。元和三年五□丙子，拜司空。四年六月己卯，拜司徒。孝和皇帝，加元服，诏公为宾。永元四年□月癸丑薨。闰月庚午葬。
3.《袁安碑》章法横成行、纵成列，方整威仪，而又处处雅健流动，处处生趣盎然，犹如名士闲谈，舒畅自如。虽然它与《袁敞碑》同为汉代篆书碑刻的巨制，却与秦篆拉开了距离，颇具典型意义。学习此碑，如果能将其与《韩仁铭》《张迁碑》等汉碑的篆书碑额在一起参悟，足可领略汉代篆书俊雅疏宕、意态安闲的特征。《袁安碑》属于方形碑刻，而这种碑形给人视觉平和规整、朴实简洁的感觉。纵观整碑，字与字之间的界格清晰可见，由碑上的界格可推断整体布局是经过精心计算，对章法“秩序”的强调显而易见。章法上采取字距、行距相等排列，横竖成行，精力内聚，布局匀称，整体刻意追求工稳之势而不失灵动自然之气。
碑在石刻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仅内容丰富，规模宏大，而且数量众多，大多是宏碑巨制，在各类石刻中存字最多。由于碑的流行时期长，碑文字体具有多样化的特点，反映了各个时期的文字状况和书法风格，是我们考察和研究书法史的重要资料。碑石经过加工，碑身方正，碑面平整，再经书丹上石，工匠雕凿精细认真，书丹者大多是当时书写高手，碑文内容多是高文典册，故而碑上文字十分精美，反映出很高的艺术水平。根据碑的用途和碑文内容，碑类石刻主要有：墓碑、功德碑、纪事碑、经籍碑、造像碑、宗教碑等。
墓碑是墓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立于墓前，碑文记述亡者生平事迹及家族情况，述其业绩，颂其功德，以抒缅怀之情，悼念亡灵。有些墓碑在碑阴或碑侧刻上亡者的亲友及门人的姓名官职等内容。功德碑主要是颂扬神灵的恩泽，褒扬忠孝节烈的道德伦理。纪事碑内容最为丰富，有官刻和私刻，内容包罗万象，诸如诏书、律文、战事、文事、文书及日常生活中的建筑、祈雨、乡事、村规等。经籍碑主要刻古代的经典文籍。造像碑多立于寺庙内外，上刻佛陀法像，是佛教汉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表示对佛的虔诚和顶礼膜拜。宗教碑是宣扬各种宗教的碑，以佛教为主，其他种类宗教也有刻碑流传，或刻教义或记事，以弘扬教法。
汉代兴厚葬，至东汉更甚。与厚葬相关的是树碑之风，碑石成为丧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汉大兴树碑立传之风，碑文化掀起高潮，碑在形制上定型成熟，墓碑在东汉碑刻中占有突出地位。东汉碑石林立已成习俗，墓碑立于墓前，多鸿篇巨制，碑文内容具有相对统一的格式，首先记述亡者的姓名、籍贯、履历生平，然后追述祖系，最后颂扬业绩功德，表示悼念。
东汉时期，隶书走向全面成熟鼎盛期，有法度而不僵化，呈现出书法风格多样化的特点，代表了成熟隶书的最高水平，成为百代楷模。然而东汉的篆书碑刻数量极少，存世及著录的东汉墓碑碑主有此位望者甚少，而以规整篆书书刻更是绝无仅有，《袁安碑》堪称汉篆中上乘之作，具有极高的史料和学术价值。评价《袁安碑》的书法艺术特色，需要将之置于宏观的历史发展语境中与其他篆书作品进行比较，从而可以使其自身特点得到充分显现。《袁安碑》笔画较《泰山刻石》细瘦，骨力劲拔而有弹性，运笔圆匀。
《袁安碑》在汉代篆书中具有特殊的代表意义，它既不同于李斯的篆书遒劲婉畅，也不同于《张掖都尉棨信》《新莽铜嘉量铭》一类的汉篆方整，而是兼有李斯笔法的婉转通畅、汉篆的宽博阔达，又具有自身独特的风貌。东汉的篆书碑刻数量存世较少，除了《袁安碑》《袁敞碑》，还有《少室》《开母石阙铭》《议郎等字残石》《鲁王墓石人胸前题字》和篆隶杂糅的《祀三公碑》《延光残碑》等碑刻，以及一些碑额。嵩山《少室》《开母》二阙铭，东汉延光二年（123年）立，由于在地表，又立于名山，历来为金石学家所重视，可谓汉篆代表作品。
与秦《琅琊台刻石》相比，秦篆修长紧密，典雅雍容，重心在字之上部，嵩山《少室》《开母》二阙铭汉篆则结体趋方，婉转圆融，外密内疏。但二阙铭石质粗劣，经风化雨蚀，残泐甚重，不比《袁安碑》《袁敞碑》字迹清晰。
《袁安碑》《袁敞碑》二碑制作时间相差25年，二碑对照，应为同一人所书。袁安位至司徒，当时外戚窦氏擅权，和帝与朝臣皆倚重袁安，袁安卒后，和帝追思袁安，葬礼隆重。其子袁敞，官至司空，因触犯了外戚邓氏而自杀，朝廷以三公礼葬之。此二碑可能都是特命宫廷尚书、令史所书，也不排除善书者所书的可能。二碑是东汉人所写小篆，与秦刻石标准的小篆相比，笔迹相承小异。如，《袁安碑》中“阳”“正”“闰”等字为讹体，“宾”字同隶书的写法相近。古代典籍文献靠传抄流传，年代久远了，人们对篆书就陌生了，很容易以讹传讹。从而对小篆也已经陌生了，有时候会不自觉地将隶书的写法夹杂进去。从《袁安碑》《袁敞碑》结合嵩山二阙铭篆书来看，结体方正，线条多曲势，是汉人写小篆比较典型的风格。
元代吾丘衍《学古编》云：“崔瑗《张平子碑》字多用隶书，不合《说文》，却可入印，篆全是汉。”《张平子碑》乃《张衡碑》，立于东汉永和四年（139年），北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赵明诚《金石录》皆有著录，至元代尚存，今已佚。据吾丘衍对《张衡碑》的描述，其风格应与《祀三公碑》《延光残碑》相似。《延光残碑》从字的外形和笔画看，与篆书相似；《祀三公碑》则是篆隶杂糅。
清代翁方纲《两汉金石记》评：“此刻虽是篆书，乃是由篆入隶之渐，减篆之萦折为隶之径直。”篆书在东汉碑额中风格表现得更为丰富。由于碑额的字较大，刻得也很精致，笔法变化非常清晰。如《孔宙碑额》和《华山庙碑额》充分表现出毛笔的柔软性，将碑刻中较为单一少变化的篆书用笔，刻成有提按变化，使之姿态丰富，委婉华美。《孔宙碑额》收笔处圆润蓄势，含而不露。
《尹宙碑额》《三老椽赵宽碑额》《郑季宣碑阴额》结体皆上敛下舒，垂笔中截丰满，结尾出锋尖细，清俊飘逸。《西狭颂》“惠安西表”四字和《韩仁铭》额用笔舒畅流便，转折处化圆为方，结体沉稳生动，显得典雅安闲，乃汉篆中上乘之作。《张迁碑》额则是汉篆中奇品，此书体应是汉代题写殿台宫观匾额的署书。《张迁碑》额笔画瘦硬，粗细如一，笔势起伏屈伸，如龙行虎步，结体茂密诡奇，变幻莫测。其他如《郑固碑》额之潇洒、《鲜于璜碑》额之劲拔、《白石神君碑》额之沉厚、《王舍人碑》额之清刚，各有特色。
古文字通过隶变而走向今文字，隶书是在对篆书解构的基础上形成的，至汉代达到鼎盛。汉代既是隶书发展和成熟的时代，又是隶书被定为官方文字的时代，在这样一种历史环境中，隶书也反过来影响了汉代篆书的书写，从而形成颇富特色的汉篆。
东汉篆书在其发展过程中，无论是严谨、活泼、圆厚，还是雄伟、刚韧、轻灵，都是汉代追求浪漫、重视装饰的审美追求的产物。与秦小篆整齐划一的整体相比，《袁安碑》跌宕流动、清丽活泼的艺术形式，开创了汉代小篆书法的新境。《袁安碑》作为汉代篆书的一种艺术典型，既具有汉篆的普遍性，又有自身的艺术特色，在书法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笔。
供稿：2020《书法报》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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