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元四家”指的是赵孟頫、吴镇、黄公望、王蒙四人，后来明代大家董其昌将“元四家”重新排定，以倪瓒代替赵孟頫，因为董其昌的影响力，“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为“元四家”遂成定论。
三种排定
在“元四家”中沉浮的赵孟頫
赵孟頫是南宋末期至元初的著名文人，在书画领域成就很高，被称为“元人冠冕”。赵孟頫是宋朝宗室，《元史·赵孟頫传》记载：“赵孟頫，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后也。”作为宋太祖赵匡胤之子秦王赵德芳的嫡派子孙，历经两朝的他，发挥真正价值的时期却是在元朝。古代文人讲究气节，所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文人君子看来，气节是可以超越生命的一种坚守。正因为如此，尽管他开创元代新画风，不管书法还是绘画都有很高的成就，也挡不住历史上具有争议的评价。
这些评价从“元四家”之变可以看出，后来明代大家董其昌将“元四家”重新排定，以倪瓒代替赵孟頫，董其昌虽然非常肯定赵孟頫的艺术成就，但论及此，还是坚定不移地把赵孟頫在“元四家”排位中拉下来，因为董其昌的影响力，“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为“元四家”遂成定论。当今学者对此多有探讨，或为赵孟頫翻案并重新评价他的画史地位。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时代在变，品评一位历史文人的标准也会发生变化。
在中国绘画史上，赵孟頫是一个集前人之大成而又启后世之画风的关键人物，在元代画坛上处于领袖地位，赵孟頫反对南宋院体绘画影响下的纤弱俗艳流弊，提出了“作画贵有古意”的“师古”主张。师古并不泥古，从古而新，反而一扫前朝院体画末期的“萎靡柔媚”之态，开创新画风。
今人学者似乎较为“实际”一点，注重赵孟頫的学术成就，更重要的是赵孟頫虽为“贰臣”，被批没有气节，但他本人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他为官也曾造福一方，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尤其在教育方面，大力助学，深得百姓爱戴。妄议一下，除了取得的公认的学术成就外，这个优点也有可能是其一直没被真正“打倒”的一个原因吧？
赵孟頫在“元四家”中沉浮，透露了不同时代对道德品评标准的差异，其“楷书四大家”之一的地位则是后人对其书法实力的认可。
“元四家”的江湖余生
做个元朝的书画家，其实蛮憋屈的。从当时的大环境来讲，由于元朝取消了科举制度，等于断了天下读书人求取功名的晋升之路，虽然元仁宗时又开始试行，但录取名额极少，汉人几乎沾不上边；而且元朝不像宋朝那样设立国家画院，给予体制内的扶持。这就使得画家们不论水平高低、文人还是画工，身份都是民间画师。元朝还有一件做得非常愚蠢的事，即推行民族歧视政策，把人分成高低贵贱四等：蒙古人、色目人（西域或欧洲人）地位居高，南人、汉人身份卑下。这对于爱面子的读书人而言，就不是一般的失落了，而是一种人格的屈辱和尊严的丧失。
于是，在汉人知识阶层中，就有三种不同的人生取向，就拿三位具有代表性的大画家来举例吧：一、选择放下身段，服从现实，和元朝合作。这方面的代表人物，要数赵孟頫，多年经营，在元朝位极人臣，享尽荣华富贵。虽然他是宋太祖11世孙，正统的前朝皇家血脉，但面对改朝换代，只能屈从 。二、坚守气节，孤洁高标，终身隐居，比如吴镇，既不愿做官，在艺术上也不愿迎合世俗的审美要求，所以画也卖不好，但为了找饭辙，只能卖卜为生。三、先仕后隐，江湖余生，比如黄公望，当个小吏，还曾被牵扯入狱，后放弃仕途，四处漂泊，一度也靠卖卜度日。
有趣的是，元代以前的隐士一般都喜欢隐于山林，追求纯粹的“世外之隐”；而元代画家却大多居于市井之中，实可谓“大隐隐于市”。他们在艺术上追求“脱俗”，却天天与世俗打交道；他们蓬头垢面处于社会底层，却有一腔啸傲的诗怀和高妙的笔墨。元四家作为当时的高士或处士，本应与社会时流有所乖离，但在当年，“元四家”其实和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之流并无社会阶层上的差别，除赵孟頫外，他们几乎都是当时社会上的“小人物”。比如黄公望、吴镇二人就是帮人算命或看风水的；倪瓒家族经商算是成功的，但有时他也免不了忍气吞声四处求人；王蒙是赵孟頫外孙，虽然富贵出身，自己也很留恋前朝门第的余晖，无奈时过境迁，到中年时，他还当过一阵小吏，却并无实权，只是闲差。
至于赵孟頫，虽为元朝重臣，但活得并不快乐，也十分担心会留下身后“骂名”。他一直向往隐逸，可惜“出离”晚了一步，66岁才向仁宗告假得以还家。本想好好享受闲适的晚年生活，却天不假年，仅过了三年云淡风轻的日子，便无疾而终。
无缘庙堂的高头讲章，无缘塞外的封功晋爵，那就相忘于江湖，野鸥闲鹤般度此残生，书画，对他们来说，是寄托，更是一种对生命格调的竭力维护。而恰恰是在这种无奈的一低头之中，一个时代为我们贡献了最精彩的艺术。
【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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