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 |《我在宝岛长大》
本世纪初的一个下午，我在台北永康街闲逛，瓢泼大雨突来，雨势甚急，匆忙避入一家茶行。茶行老板一人正在独斟独饮，看到我一身狼狈地进来，不免招呼一声：“来来来，来喝点热茶。”我也不客气，坐下就喝。
在台湾，茶行有一个规矩，买茶前可以先试喝，如果口味不适就扬长而去，没有人会说什么。这个规矩似乎只有 1868年开业的台南振发茶庄例外，进门后没茶桌试喝，大概是同业敬重它是全台最老茶行的缘故吧。
茶这个东西一杯为品，二杯为饮，再喝下去就是牛饮。雨势一直不停，就不免和老板侃起大山。中国人见面第一句话往往是吃了没，第二句就是哪里人。知道我生在台南，苗栗老家的老板就幽幽地说出一句：“你是吃甜的，我是吃咸的。”
啊，就一句吃甜的，让我回到了半个世纪前的台南眷村。
半个世纪前我在台南出生，在我幼年时代残留的记忆中，台南和现在大陆任何一个岭南一带的县级城市没啥两样，城里是矮矮的楼房，弯弯曲曲的马路与街边的骑楼，骑楼下高高低低的步道，随意走着穿着木屐逛街的人。
小城外是一个又一个的村落，村落间环绕着农田水塘，然而，这一幅农家景象在我上了中学后就消失殆尽，泥土路都成了柏油路，农田都成了一排一排的房子，闽南语称之为厝。
1996年 12月初，我人生第一次落地首都北京，记得那时候首都机场还只有一号航站楼。出了机场，上了刚建成的机场高速，机场高速尽头是三环，三环路估计也是刚建好，整条马路很宽敞，空空荡荡，不似现在车水马龙。迎面而来的是一辆驴车，没错，是驴车！驴子这家伙我在台北动物园才见过，现在居然让我在北京看到实物了。驴车上载满了煤球，但不是球状，而是圆筒状，中间分布着藕孔状孔洞，后来才知道大陆叫“蜂窝煤”。
30年前，我在台湾上小学时，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生煤球。生煤球是个技术活啊，得先掏空炉膛，拿把斧头劈柴，把柴火劈得细细长长的，在炉膛里架起来，底下塞张报纸，上头放些较大的木块，炉口对风，一把大蒲扇旁边备着，等到火苗从煤球孔中冒出，方才大功告成。
日后，我就凭着这一手生火绝活横扫各类野外露营活动，特别是童子军营队，每次野外露营……“等等，你们有童子军课程？童子军是不是像我们这里的少先队一样？每个人都打红领巾？”
“什么？内蒙有四省？东北有九省？四川省西边还有个西康省？”
“清华大学？你们还能来北京上学？不是？怎么你们那儿还有一个清华？这不是闹双胞了吗？”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头，在和同事朋友聊天时，由于身份的关系，不可避免地聊着聊着就聊到海峡对岸。由于当时台湾还未开放观光，大家对宝岛还陌生得很，所以朋友们最喜欢听的就是我怎么在台湾长大的事。
“眷村是怎么回事？”“台湾的注音符号是怎样的？”“禁歌禁书是怎么回事？”“老蒋死的时候，你们是不是都得跪地痛哭？”“从小就有流行音乐？”“你们有高考吧？” “台南为什么专出台独？”“保钓一代？民歌一代？野百合一代？你们真逗，为什么还这样分世代？我们这里就简单多了，50、60、70后……”“你带过兵？打过演习？来，说说看，解放军是不是一周就能解放台湾？”
好了，我就像是《一千零一夜》中那位自愿当一夜王后的宰相大女儿一样，一遍又一遍地诉说着过去我自己亲历过的人和事。说多了，我的好朋友兼成都老乡万夏就问：“为什么你说的故事和坊间许多关于台湾的书不太一样？”
我哪知道？作为多年专业训练的理科生，我只能就亲身经历发言，不敢凭空臆测，更不敢看了几篇报道就俨然成了专家对台湾说三道四，好似成了代言人。
万夏和黄利就怂恿着我把这些故事写下来，不仅要写，还得出版，给大家看一看，也给自己作个交代。就这样我这个理科生被赶鸭子上架拿起了笔，做了一回讲故事的人，讲这些台湾三十多年来的大时代背景下，我们这些普通人的故事。
本书以幽默谐趣的语言，世故而不失真诚地记录了台湾60年政治巨变、大时代背景下，作者30年亲历亲闻，压抑中有创造，嬉笑中有真诚，愤慨中有审思，讲述了普通老百姓生活中好玩有趣、让大陆同胞好奇不已的方方面面，勾勒出一幅生动的台湾市井生活长卷，读后不禁让人惊呼：真实的台湾，比正史有趣，比野史可靠！
亲历台湾30年政治剧变
普通人的大时代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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