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时代，社会的不平等是否愈发加剧？当我们发现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在不安的时候，世界的格局已经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一些国家的债务水平因为蔓延的疫情而不断飙升，乃至陷入艰难境地；还有数以亿计的人因为疫情丢失了工作、失去了向前行的动力。不论是在国与国之间，还是不同阶层之间发生的变化，都让我们无法假装闭上双眼忽视那些如火山喷发般的不平等问题。
在面对、接受和尝试改变之前，恐怕我们需要首先知道这背后最初的成因为何？布朗大学经济学教授奥戴德·盖勒（Oded Galor）在《人类之旅——财富与不平等的起源》中讨论了人类和其他物种之间的不平等、殖民主义、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等问题，帮助我们追根溯源，理解不平等的深层次原因。
在书中，盖勒提出了两大问题：第一，为什么人类是唯一摆脱了生存困境的物种？第二，为什么人类之间又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在他看来，由于技术进步、人口规模变化等因素，导致了在过去两百年里，人类历史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用任何合理指标测算，生活水准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飞跃。全球人均收入提升了14倍，预期寿命翻了一番多……生活水准的提升不尽意味着更好的健康与更高的收入，技术进步还带来了童工劳动的减少，危险与繁重职业岗位的转型，人们可以在遥远距离外相互沟通与开展贸易，大众娱乐与文化空前繁盛，而我们的祖先们对此根本不可想象。”然而，如我们所见所知，技术进步和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并没有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平等地分享，国与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那么，这些差异背后的根源是什么？是历史的偶然因素还是社会结构性的决定因素？
为了解释这其中的缘由，作者举了两块草坪的例子。尽管两块草坪彼此相邻，但为什么其中一块比另一块更为青翠茂盛呢？你可能会猜测影响草坪生长的是浇水量、光照、土壤质量等等和大自然相关的因素，而其实这些表面的生长差异都来自于某些文化、地理的深层因素，比如草坪背后不同社区的管辖治理风格、草坪主人维护草坪时不同的生活习惯等等。对此，盖勒进一步分析指出，“和两块草坪区别类似的是，各国之间财富水平的巨大差异源于一系列因果关系：表面上是若干直接因素，如各国在技术和教育方面的差异；核心则是更深层与终极的因素，是一切表象的基础，包括制度、文化、地理与人口多样性等”。其中，地理特征是决定文化、制度和生产率演化走向的部分终极因素，影响着人类发展旅程的走向。
地理决定论并不是一个新鲜的提法。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也回答过类似的问题，即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富有差异的现代世界是如何形成的。而这其中，环境对于不同文明发展轨迹起着决定性作用，在环境适宜的情况下，动植物驯化促进了粮食贮存，从而人口规模扩大，带来了一系列更深远的影响。在人类的整个历史上，制度和文化都受到地理因素与人类多样性的深刻影响，但它们也容易遭受突发的历史波动冲击，会偶然地改变各国的命运。
自古以来，技术进步都是社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技术创新促使食物产量上升，进而提高了人口增长率，直到生产力收益被新增人口的粮食需求所抵消，令生活标准回落到勉强维生的边缘。这在经济学中被称为“马尔萨斯陷阱”——人口增长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源仅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化掉，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
直到十九世纪，势如破竹的技术进步抵达了一个拐点。工业革命的到来将人力资本的价值抬高到了某个临界点，这时候在人口结构上出现了一个大的变化：男女薪酬差距缩小，女性不再愿意为生育付出太多的代价，于是父母开始选择少生孩子，转而在抚养、教育方面加大投入，让孩子成长为能够适应快速变革技术环境的高素质劳动者。这时候，人们才真正跳出“马尔萨斯陷阱”。
这其中，教育（即人力资本）在社会系统中扮演着关键性角色。正如美国公立学校之父贺拉斯·曼恩所言，“教育超越人类其他任何方法，是人类环境伟大的平衡器，即社会机制的平衡之轮”。特别是在愈发分化的社会裂痕之下，教育可以让所有人更加了解自己并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优势，真正掌握自己的人生而不是任由其他因素摆布。同时，教育也帮助我们认识到世界的多元化与不平等，尊重差异的价值观，这些都将驱动着人类发展旅程的巨型齿轮继续运转，也能够促进人们相互理解，让不同的思想交流碰撞，实现更强的社会凝聚力。
在过去两百年里，人类经历了若干重大灾难：西班牙大流感、经济大萧条、政治极端主义、两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性影响等等。每一次的浩劫都给无数个人和家庭造成了严重伤害，但从更广的历史视角来看，人类整体的生活水准在每次灾难之后亦都得到了恢复。因此，盖勒乐观地预计，从短期看，由于新冠疫情造成的增长进程很容易遭受巨大创伤，但在更长的时间线上却难以影响人类发展的宏大路径。换言之，人类的不懈征途依旧是不可阻止的，终究会共同跨入新的发展阶段。
《人类之旅》这本书从人类最初的脚步出发，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回顾了历史，再剖析了财富与不平等的深层原因。身为经济学家，盖勒创建了“统一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制度、文化、地理等因素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为我们认识世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找到过去的根，是为了更好地设计未来”。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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