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者的沉默、自我欺骗与恐惧

◎宗城

2021年10月7日，瑞典学院宣布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英籍坦桑尼亚裔小说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以表彰“他对于殖民主义、文化和大陆鸿沟中难民命运的毫不妥协和具有同情心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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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谁？

在此之前，古尔纳两度入围布克奖，但没有获奖。中国没有一本古尔纳的长篇小说中译本，只有译林出版社编过一本非洲短篇小说集，收录了古尔纳的小说。以至于古尔纳的获奖引发争议：“他是谁？他凭什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好在，诺奖加快了世界各国翻译古尔纳小说的步伐，诺奖授予后，上海译文出版社买下了古尔纳小说的版权，邀请译者，翻译了《天堂》《海边》《来世》《赞美沉默》《最后的礼物》，据说古尔纳剩余的小说也会被译文社陆续翻译。

对于作家来说，最无奈的或许就是外界用几个标签定义他的写作。比如当我们想到“英国移民作家”三杰：拉什迪、奈保尔、石黑一雄，诸如后殖民叙事、移民写作等词汇就会扑面而来，但这时候作为读者我会好奇，他们的写作有什么不同？他们的文本具体的魅力——那个击中人心的点又在哪里？显然这是无法被标签所概括的。

对于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也是如此。他是2021年诺奖得主，但在此之前我们对他一无所知，就像一个陌生人突然进入你的视野，又是顶着一项巨大的荣誉。其实，一些作家已经不需要诺奖来证明自己。比如说阿特伍德，她注定是当代会被记住的作家，她杰出的将文学与公共议题结合的能力，已经不需要诺奖来再一次提醒读者。在这场一年一度的诺奖评选里，与其说是作家们要分个高下，不如说是推广那些技艺卓绝但尚未进入公众视野的作家，或者说他已经小有名气，但他的文学能力值得让他被更多人看见。古尔纳就是这样一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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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来自哪里？

1948年，古尔纳出生在东非的桑给巴尔，这是一片四处旅人交汇之地，混合着不同的语言状态。早在公元10世纪，非洲大陆、阿拉伯、南亚、葡萄牙、阿曼甚至东南亚地区的商旅就来到这里，大航海时代，桑给巴尔被葡萄牙殖民，又先后被阿曼、阿拉伯半岛的侵略者征服。城头大旗交替，桑给巴尔人习惯了这种流动的活法。和许多人想象的贫穷、粗糙的刻板印象不同，桑给巴尔地区既有那刻板印象的一面，也有它丰富、国际化的一面，而古尔纳青春期经历了故乡的动荡时刻。

1963年，英国结束了在桑给巴尔的殖民统治；1964年，桑给巴尔与坦噶尼喀合并，成立了坦桑尼亚共和国。可共和国的成立并没有让稳定迅速到来，1968年，桑给巴尔发生暴乱，古尔纳作为难民来到英国，从此在他漫长的余生，他习惯了这种和故土分离的生活，在英国他建立了自己的写作和学术事业。但流亡者的客居感如影随形，而当父亲病重时，他返回故乡，感受的又是另一重陌生。大历史的变化，使他成为一个“没有故乡的人”，一个永久的精神意义上的流亡者。

在动荡与撕裂重新喧嚣的年代，诺奖评委会奖将荣誉赠予古尔纳，或许是看重他精准地书写一代人身上的流亡感，那种普遍的“身在祖国却宛若难民”的情绪，如夜晚蔓延在古尔纳的小说里。

在《海边》，古尔纳曾详细谈论过自己的故乡：“在我离开时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人们被关押，几乎没有能够让人活动、工作、发展，甚至仅仅是让人能够自由公开地表达不满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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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了什么？

这本小说还有个有意思的点，那就是在主人公流亡时，他采用“假装不会说英语”的策略，让自己“更有可能寻找到庇护”。这个微妙的细节不仅表现出宗主国对于前殖民地难民的刻板印象，也体现了流亡者内心深处的特殊文化创伤。古尔纳注意到，欺骗与自我欺骗已经成为移民常见的保护策略，它不只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生活和价值取向。

如果说《海边》和《多蒂》（此书描绘了一位黑人妇女在英国的生活）还比较符合人们想象中的难民文学，那么古尔纳的第四部小说《天堂》（1994年）就是另一种写法。它既有对于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的重述和改写，也有大段大段非洲史诗般的丰富描绘。《赞美沉默》讲述的则是一个匿名逃亡者，他逃离了故土桑给巴尔的恐怖统治，在英国开始了新生活，记忆中的梦魇却挥之不去，反而使他开始编造记忆，陷入自欺欺人的游戏，直到再一次重返非洲时，他不得不面对内心深处的深井。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古尔纳的写作领域很广泛、写作武器库也非常丰富。在这几部小说里，我最喜欢《赞美沉默》，这部小说具有鲜明的自传性色彩，将个人记忆与公共叙事、历史与现实的部分融合得很妥帖，除了小说最后一部分稍显勉强，其余篇章具有让人一口气读完、沉浸其中的魅力。

《赞美沉默》宛如为现代多余人写的墓志铭。十九世纪俄国有一类多余人形象，他们是贵族二代，有理想有抱负，却与社会格格不入，夹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而大航海时代以来的殖民战争造就了新的多余人，那些因为战乱或政治迫害而离开故土的人，在新的地方却无法真正建立自己的应许之地，无论他怎么试图融入当地，一种根源性的流亡感和异乡感仍然缠绕着他的灵魂。就像古尔纳小说里的主人公，他的故乡在桑给巴尔，可时过境迁，那里对他来说已一片陌生，那里的人们也并不真正欢迎他这样“离开祖国的人”。而他在英国又不是真正的本土公民，即便他熟悉了英国人的审美，阅读莎士比亚和乔治·艾略特的作品，会说一口流利的英文，他的肤色、记忆和行为习惯依然出卖了他，他努力想要遗忘的东西，正是他最在乎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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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他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陈寅恪的《忆故居》写道：“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古尔纳书写的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生活境况，一场大型中年人精神危机现场，忍看朋辈成屠夫，自我囹圄成异乡。在婚姻里你陷入泥泞，在故乡你一地鸡毛，童年时殖民、战争、政治斗争让你背井离乡，在历史的洪流中你如同浮木，被冲刷，被拍打，习惯了与动荡分离作为朋友。

当一个人成为国家和生活意义上的双重难民，当他无法麻痹自己的内心，诚挚地面对过往他所经历的生活，他会成为午夜的幽灵、人群中的刺猬，但他的故乡已经永久遗失在童年深处。无怪乎瑞典学院在对古尔纳授奖的评语中写道：“古尔纳在处理'难民经验’时，重点是其身份认同。他书中的角色常常发现自己处于文化和文化、大陆与大陆、过去的生活与正在出现的生活之间——一个永远无法安定的不安全状态。”

古尔纳的长篇小说具有一种沉郁、内向的气质。不同于许多社会批判意识先行的左翼作家，他的小说里少有一个确定的、坚硬的腔调，取而代之的是犹疑、婉转、缠绕与天空笼罩般的雾色。

阅读古尔纳的小说会让我想起另一位迁徙作家，那就是温弗里德·塞巴尔德，他们的文字都有一种心灵的废墟感，对于旧日的回望，对于梦魇的深入。我疑心古尔纳阅读过塞巴尔德和英国现代主义的代表作家约瑟夫·康拉德，他的写作质感和《黑暗之心》《移民》《奥斯特里茨》一脉相承，但康拉德与塞巴尔德毕竟一个来自于英国，一个来自于德国，而古尔纳聚焦的是第三世界流亡者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生存体验，他很在乎流亡者灵魂深处的沉默、自我欺骗与恐惧。

正如同《海边》写道：“如今，我坐在瑞秋和难民委员会为我找到的房子里，里面的语言和噪音很陌生，但我感到很安全。有时如此。有时，我会觉得太晚了，如今是一个闹剧的时代。在时间悄悄流逝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恐惧，仿佛我一直站着不动，在同一个地方徘徊，而周围的一切都从身边流过，成了过去，有时会全然不理会我，有时会无声地嘲笑像我这样麻木的、被遗弃的人。”

《海边》就是一个关于人类如何面对记忆的故事。小说由两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的叙述者萨利赫是一位来自桑给巴尔的穆斯林，他拿着以宿敌的名义伪造的签证，在英国开启新的生活。第二部分的叙述者拉提夫也来自桑给巴尔，但是和萨利赫努力回忆的姿态不同，拉提夫想做的却是竭尽全力遗忘。在现在和过去的交织中，迁徙者的客居生活与第三世界曾经历的苦难交织，但这不是一出简单的伤痕文学叙事，古尔纳的技法更加现代性，他无意于纠缠控诉苦难，而是深入到两个“亲历者”与“逃离者”内心，探寻公共灾难到底在一个人内心深处留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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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如何处理语言的差异？

倘若要漫游在古尔纳的文学世界，语言的分歧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切口。在2010年的一次访谈中，古尔纳提到哲学家德里达对自己的影响，其中就包括讲述者的语言中所暗含的“差异”和对于“差异”是如何形成的探寻。不同于恩古吉·提安哥张扬本土主体性的斯瓦西里语写作，古尔纳采用了更含混的叙事策略，那就是在英语写作中混合斯瓦西里语的单词。他其实不是为非洲本土读者写的，他最主要的受众就是流亡者，这种流亡不仅仅是指身体上的流亡，它也是精神意义上的。

除了难民题材、后殖民主义，古尔纳也写信仰、泛性恋、神秘主义、知识分子生活和青年人的精神状态。目前，他已经写有十部长篇小说和若干短篇小说，除了已经出版中译本的《天堂》（Paradise）、《海边》（By the Sea)、《来世》（Afterlives）、《赞美沉默》（Admiring Silence) 、《最后的礼物》（Last Gift），他的代表作还有《朝圣者之路》（Pilgrims Way）、《抛弃》（Desertion）等。

他本人不只是小说家，也是学者。1985年，他开始在肯特大学英语系任教（现已退休），主要研究殖民主义和后殖民写作，其间曾担任两卷《非洲文学文集》（Essays on African Writing，1993，1995)的主编、英国文学刊物《旅行者》(Wasafiri）的副主编。

同时，他还是拉什迪、奈保尔、索因卡研究专家，拉什迪常年是诺奖赔率热门，但都没有获奖，如今反倒是研究他的人得了诺奖。不过，拉什迪也是一个不需要靠诺奖证明自己的作家了。

通过古尔纳的这几本小说，多少也能知道他写作的边界。语言可能有翻译影响，因此无法下准确定论，但从这几本的写作题材、材料组织能力、经验与想象力的融合水准来看，古尔纳是一位擅于调动自己生命体验的作家，对于异乡体验、身份危机、后殖民叙事、知识分子、中年危机等与自我贴近的部分，古尔纳能够写得惟妙惟肖，故事好看，分析深入，但他不是像莱姆、博尔赫斯那样的想象力驱动型作家，也不能像波拉尼奥那样驾驭超级长篇，古尔纳是一个杰出的手艺人，但难言开宗立派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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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移民三杰”有何异同？

世人常将古尔纳与英国“移民文学三杰”相比，三人之中，跟古尔纳比较具有切近感的是石黑一雄，他们都喜欢探索记忆与遗忘的主题，也不屈从于单一的帝国叙事、革命叙事或后殖民叙事，而是希望以迁徙者的精神生活为主体，去构建故事架构。古尔纳的写作像是在记忆的争夺中为迁徙者找寻一种主体性，也即属于迁徙者自身的，而不是服务于某种意识形态的叙事方法，一部建构迁徙者主体性的精神史。

这使得古尔纳的小说具有一种复杂的矛盾感。正如古尔纳的研究者张峰所说：“一方面，出于对非洲故土的某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感到不满甚至痛恨，流散者们希望在英国找到心灵的寄托；另一方面，由于非洲文化根基难以动摇以及英国社会的排外，他们又很难与英国的文化和社会习俗相融合，因而不得不在痛苦之余把那些埋藏在心灵深处的记忆召唤出来，不停地在现在与过去、现实与回忆之间协商，试图找到一种平衡。”

说到底，他们的生活太复杂，是没有办法被概括的。而小说家提醒世人，重要的不是急于分析，而是感受、理解、接纳。那是生活中无法用对错表达的部分。古尔纳的小说呈现的就是他所理解的生活。

我很喜欢《囚笼》与《海边》的两段话。《海边》里他说：“有时我觉得，生活在破屋的残骸和混乱之中就是我的命运。”而在《囚笼》里，古尔纳用平静的口吻诉说道：“既然不知道要去哪儿，就没必要害怕，反正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这么一想，心里反倒坦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