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的小说近年来很受欢迎，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更是风靡一时。然而好马也有失蹄的时候，在《风起陇西》这部小说写作10年后准备再版之际，马伯庸发现了其中的一些瑕疵，其中最大的一个史实上的错误，便是番薯引入我国的时间。《风起陇西》写的是三国故事，马伯庸带着自嘲的语气写道：“最为可笑的是，我还让书中角色吃到了地瓜，那分明是明代才引进的作物。”
马伯庸所谓的地瓜就是我们常说的番薯。由于地域不同和品种多样，番薯在我国有着多种多样的名称，甘薯、金薯、红薯、白薯、甜薯、地瓜、山芋、红苕……番薯原产于美洲中部的墨西哥和哥伦比亚一带，后来被西班牙人带到殖民地菲律宾种植，直到明代后期的万历年间才被引入中国。番薯既然是在明代才引进的作物，那又究竟是怎么引进的，又是由谁引进的呢？马伯庸的自嘲，引起了我对这个问题探究的兴趣。
关于番薯引进的说法有多种，但最主要的有两种：一是由越南引进的，最先引进的地点是广东；一是由菲律宾引进的，最先引进的地点是福建。
第一种说法很有故事性，也充满了跌宕起伏的情节。据说番薯在菲律宾广泛种植后，又被移植到越南。为了防止番薯流出，当局下了最严厉的禁令，只要发现将番薯的藤苗带出国的，一律以死罪论处。当年有一个叫林怀兰的老中医在越南游历时，碰巧医好了一位守护国门的将军，将军又推荐他去医好了国王的女儿。国王为表感谢，赏赐他一个煮熟的番薯。林怀兰借口说自己更喜欢吃生的番薯，于是国王又叫手下拿来一个生的番薯。林怀兰当面咬了几口，然后趁大家不注意，把大半个生番薯偷偷藏进了口袋。
第二天，林怀兰带着吃剩的生番薯来到边关，盘查他的刚好是那位将军。林怀兰知道瞒不过，于是便将自己要把番薯带回中国种植，以解决国人饥饿的想法如实告知。将军显得十分为难，说：“国王待我不薄，违背国王的禁令是不忠的行为；但是先生是救过我命的恩人，不允许你将番薯带回国又是我的不义。”左右为难，最后还是让林怀兰顺利过了关，而将军最后选择了跳江自尽。
林怀兰回到国内后，将那大半个吃剩的番薯植入地里，后来番薯便在广东一带大面积种植。后人为了纪念林怀兰，不仅将之称作薯公，还修建了一座薯公庙来祭祀他。最让人感怀的是，在林怀兰的身边，后人还塑有一尊将军像，一起接受人们的祭拜。
第一种说法固然很有看点，然而缺乏史料的支撑。而第二种说法则有充分的史料作为佐证。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和谈迁的《枣林杂俎》，对番薯入闽都有记载。在福建各地的地方志录或农书上，现在也能查询到相关文字。
孙机先生所著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一书更是详细记载了番薯入闽和番薯在八闽大地上广泛种植，并向全国蔓延开去的全过程：1593年，也就是明万历二十一年，在吕宋（今菲律宾）经商的福建长乐人陈振龙，看到当地大面积种植的番薯不仅产量高，也能抵饥饿，是一种很好的粮食作物，于是萌生了带回国内种植的想法。但是当时吕宋的当权者对番薯的出口管控十分严厉，凡是有违反者一律砍头论处。冒着极大的风险，陈振龙“取薯藤，绞入汲水绳中，遂得渡海”。
也就在陈振龙归国后的第二年，福建正好遇上大荒年，陈振龙的儿子陈经纶便向当时的福建巡抚金学曾推荐了番薯。各县大面积种植，使百姓顺利度过了灾荒。再后来，陈经纶的孙子陈以桂又将番薯传入浙江的鄞县，又由陈以桂的儿子陈世元传入山东的胶州，陈世元又叫他的长子陈云、次子陈燮将薯种传入到河南的朱仙镇和黄河以北的一些县；三子陈树传种到北京的朝阳门外和通州一带。
陈世元还写了一本《金薯传习录》，专门介绍番薯的栽培方法。之所以称作金薯，据说是为了纪念金学曾，因为当年没有金学曾的大力推广，番薯不可能在中国得到大面积的种植。后来福建许多地方都曾建立过“先薯祠”，以感怀陈氏一家六代人为番薯引入和推广所作的不懈努力。
番薯不仅适应性强，容易种植，而且产量高，“一亩数十石，胜种谷二十倍”。清代的周亮功在《闽小记》一书中写道：“泉（泉州）人鬻之，斤不值一钱，二斤而可饱矣。于是耄耋、童孺、行道鬻乞之人，皆可以食。饥焉得充，多焉而不伤，下至鸡犬皆食之。”番薯除了能够填补饥饿，是救荒的好作物，而且“润泽可食，或煮或磨成粉，生食如葛，熟食如蜜，味似荸荠”，所以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很快就在全国各地传播开来。
只要检索一下中国人口发展史，我们就不难得到这样一组数据：西汉时期，我国人口只有6000万，经过1000多年的繁衍，到明代末年也才刚刚达到1个亿。然而到了清朝乾隆时期，人口却迅猛地增加到2个亿，到了清朝末年又翻了一番，达到了4个亿。造成人口迅猛增长的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其中“番薯入闽”不能不说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番薯如今在我国已经是一种仅次于水稻、小麦、玉米的第四大粮食作物，中国的番薯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均已经占据世界的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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