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在《竹刻简史》提及的支慈庵是上海留青竹刻的又一代表人物。
支慈庵(1904-1974),字子安、号南村，苏州人。其姐夫是无锡金石家、竹刻家张瑞芝，在上海开雕刻艺坊。年方10岁的支慈庵随姐姐生活，16岁那年他初中毕业即从师于姐夫学艺。24岁时他创立“兰经石室”，自立门户，广交艺术友朋，并挂牌接单，以刻件谋生。
支慈庵(1904-1974)
1932年，“一·二八”战事爆发，张瑞芝举家迁回无锡，支慈庵却仍留驻上海。之后，他结识了画家、鉴赏家高野侯。曾任中华书局美术部主任的高野侯慧眼独具，看了他的作品后，指点他应走“清客”（指自画自刻）之路，别满足于当工匠，只有脱尽匠气方能步入大雅之堂。支慈庵顿悟，立志学好书画。1934年，支慈庵先后拜著名书画家赵叔孺和吴湖帆为师，领悟六法之妙。吴、赵两大师见他诚恳好学，便悉心授艺。之后，他又与画家江寒汀结为挚友，切磋画理交流心得，经十年研习苦练，他的书画艺术渐臻妙境，走上自画自刻的竹刻之路。
画家、收藏家李祖韩善竹刻，并藏有历代竹刻珍品，支慈庵常在李处欣赏观摩，眼界大开，获益匪浅。日后，支慈庵竹刻技法全面与他在李祖韩处所得历代珍品的神韵不无关系。他阴文浅刻、浅浮雕、高浮雕运用自如，刀法细腻全面，尤以留青浅刻更为出色，在竹皮、竹青之间能洒脱表现书画的阴阳浓淡。由于书画印基础扎实，他的作品大部分自己构思设计，工致雅净，极具大师风范。
1937年8月，日寇再度在上海发起侵华战争，支慈庵刻《蒲塘清趣*蚕叶图臂搁》。作品的正面，支慈庵用留青法刻荷塘景色，轻薄纤细的荷花花瓣、花蕊上飘飘欲飞的蜻蜓、舒展翻卷的荷叶以及叶面的筋脉纹理，极为精细入微。在臂搁背面，支慈庵用浅浮雕手法在竹上刻《蚕叶图》，桑叶上数条银蚕蠕动，叶面累累蚀孔，刻划得惟妙惟肖。
支慈庵《蚕叶图臂搁》
《竹人续录》的作者禇德彝见此作品，赞曰：“慈庵刻竹，今之希黄、松邻也。此秘搁刻蚕叶图，适强邻来侵，郡县皆遭残焚。未逐鲸吞，先为蚕食，此画为预兆矣。”朱松邻、张希黄都是竹刻史上开派立宗的领军人物，禇德彝在颂扬支慈庵将忧国之情溢于刀锋的同时，将他与朱松邻、张希黄相提并论，足见评价之高。王世襄也称颂此作“爱国之忱，溢于言表，弥足珍贵”。支慈庵在此件作品上运用技法独特，所刻全凹，层次分明，与物体凹凸完全相反，王世襄赞其“未见有运刀如此巧妙者”。《蒲塘清趣*蚕叶图臂搁》现被收藏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新中国成立后，支慈庵的竹刻技艺日臻完美。1952年，他加入新国画研究会。1956年，上海市工艺美术研究室成立，他受聘任竹刻艺术研究员。1957年，他出席第一届全国工艺美术艺人代表大会，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
支慈庵留青《鸟鸣高枝》
1956至1966的十年，是支慈庵的竹刻艺术光彩四射的十年，创作的《古琴臂搁》、《河山壮观臂搁》，在竹刻外形变化和大场面多层次方面都作了成功的尝试，作品被中国工艺美术馆收藏。另有《留青鸟鸣高枝》、《竹雕竹石牵牛》由上海博物馆收藏。
支慈庵留青《和平颂》
支慈庵一生的作品有上百件，早年以扇骨居多，中后期则主要为臂搁、挂屏、台屏、摆件等。支慈庵善用竹之皮青,表现画面花色的阴阳及层次关系。由于他擅长各种艺术手法,精书画篆刻,能雕善刻,因此作品内涵丰富，十分耐看。他在刻件《和平颂》中运用的留青技法,体现了海派竹刻的特色。在极薄的竹青(竹皮)上,用各种刀法,将中国画的笔法、意境完美地抒写表达,同时,对图中各种景象的刻画精细微妙,整幅画面中,花、鸟、树、石、水汇于一堂,层次清晰,极富质感,作者炉火纯青的技艺和对中国绘画的深刻理解在作品中得以充分体现。支慈庵的留青竹刻技艺,在现、当代已成为一个高峰,王世襄在《竹刻艺术》中对他的评价是:“已达到前人在此种刻法的最高水平”。
能书善画的支慈庵对海派留青竹刻艺术风格的形成影响巨大，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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