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辉）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增强，中国做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文化传承没有中断的国家与民族，探寻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的文化研究，也成为中华民族与国家的重要任务。为此，我国在2001年启动了“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简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经过二十年的辛勤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通过综合研究，我们现在已经基本可以肯定，中国史前农业萌芽于上万年之前，但是经过漫长的积累、发展，直到大概距今6000年或者稍早一点，成为了一个相对成熟的农业体系，这个体系也就成为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西辽河流域这样一个广大地区内，人们主要的生产、生活活动的内容，也是他们社会发展的一个最主要的基础。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从距今6000年左右我们看到了相关区域里各地方文化向文明化发展的加速度过程。”（北京大学文博学院院长、先秦史教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赵辉）。在距今5000年前，我国已进入文明阶段，出现了国家，进入“古国时代”，这就是中华文明历史——上下五千年的来历。
到目前为止，中华大地上发现的具有代表性文化遗址类型有：1、距今约7000年至5000年，持续时长2000年左右位于黄河中上游地区的仰韶文化；2、距今5300-4500年左右，分布的中心地区在钱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3、年代距今约6500—4500年，延续时间约2000年左右，分布地区东至黄海之滨，西至鲁西平原东部，北达渤海北岸，南到江苏淮北一带的大汶口文化；4、年代为距今4500年至4000年，源自大汶口文化，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龙山文化。5、年代约为公元前1750—1530年，距今3750年-3530年位于黄河中游的二里头文化；6、距今约3600年-3050年，位于黄河下游的殷商文化。
下图为近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址：
通过上图，我们可以看到在所有的文化遗址类型中，这些文化遗址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都是间断性的、区域性的，只是以出土的石器、陶器、玉器等考古材料确定的一段时期内的文化类型。这些文化遗址屏蔽了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从采集生活方式过度到漫长的渔猎文明，逐渐走向高度的农耕文明过程中，人类对自然地理环境的依赖，其对破解中华文明起源的意义，大打折扣。以此为标准解读的中华文明起源说，也就显得片面而零碎，彰显不出高度文明的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形成的历史与人文缘由。
人类文明的形成绝不是一群孤立的、间断性的、容易受到各种外来因素干扰情况下能够形成的。那些在自然环境恶劣、容易遭受外族势力打击下的族群，是很难积累并形成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文化，并进一步形成人类文明。这种情况在游牧民族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在居无定所，四处漂泊，四处杀戮的部落冲突中，生存已经是不容易的事情，更谈不上文化的形成与文明的发展。稳定的农耕文明才是文化的形成基础。
历史研究表明，农耕文明本质上需要顺天应命，需要守望田园，需要辛勤劳作，它不需要培养侵略和掠夺的战争技艺，而是需要掌握争取丰收的农艺和园艺；它无需培养尔虞我诈的商战技巧，而是企盼风调雨顺，营造人和的环境。尽管农耕文明也不都是田园牧歌，也有争斗和战乱，但较之于游牧文明和工业文明，具有质的不同。农耕相对于游牧的好处就是，能大幅度提高生产力，这样一来，才会有一些吃饱了没事做的人去想吃饱之外的事情，如研发科技，发展文化等等，而不是想着如何去掠夺、如何去杀戮。四大古国，中国，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埃及就是农耕文明的典型代表，是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上形成的文明古国。
因此，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心区域，应是一个气候自然条件优厚，地理环境多样，土地肥沃，气候温暖，水源充沛，地理环境稳定，适合人类从采集生活到渔猎文明，再到农耕文明多样生活方式的地区。从考古学上，应是包含所有文化时期，包含各种文化类型的人类文明遗址。只有这样的人类生存生活遗址，才可能是华夏文明形成的中心区域。但目前为此，在考古领域，还没有发现具有这种特征的文化遗址，这也是目前考古界在夏文化探索中，没有发现夏朝国都遗址的根本原因。
中华文明探源工作目前把对华夏文明起源地区的寻找，集中在黄河、长江、西辽河区域，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做为气候、自然、地理条件极为优厚的淮河流域，是采集文明、渔猎文明、农耕文明稳定发展自然过渡的得天独厚的人类生存环境。平原地区自然条件，在各个方面都是人类生存的适宜地区，而淮北平原富饶的土地、充沛的河流湖泊水源，温暖的气候，更是早期人类生存发展的优先选择。如果在这样的地区，有一个包含了中华大地各个文化时期的文化遗址，那这样的人类文明遗址，才最有可能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才是夏朝国都遗址的第一选择。
根据笔者的实地考察考古，位于淮河流域淮北平原的夏水北淝河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就包含了中华所有文化遗址类型的各个时期：仰韶文化时期、良渚文化时期、大汶口文化时期、龙山文化时期、二里头文化时期、殷商文化时期。古城遗址丰厚的华夏先民生活遗存，尤其是陶器这一代表人类文明从原始走向文明的标志，是其他任一文化遗址所无法比拟的，代表了华夏民族文明发展的全过程。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周围的远古先民的水利系统，更是代表了夏朝农耕文明高度发达的标志。是夏朝文化与文明发展极高程度，成为四方部落学习膜拜的对象，而逐渐形成了相对统一的王朝，这也是四方湖的名称能够流传下来的根本原因。
做为“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涂山地区的四方湖畔古城遗址，笔者可以负责任地宣布，夏水北淝河四方湖畔古城遗址是夏朝国都的唯一选择，对其他地区其他遗址做为夏朝国都的考量，都是缘木求鱼，结果只能是徒劳无功。那些孤立于人类发展基本规律，抛开采集文明、渔猎文明、农耕文明发展过程的孤立遗址考古，而形成的夏文化研究结论，必然无法为中华文明探源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可靠的、让人信服的依据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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