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辉）大禹是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伟大历史人物。大禹治水的精神成为华夏民族排除万难的民族精神，大禹治水的功绩成果，促进了华夏民族从渔猎文明走向农耕文明，使人民安居乐业，积累了物质财富；促进了文化的产生，产生了国家文明形态。
大禹是中国国家形态中的标志性人物，大禹治水的故事遍及中华大地，大禹故里的传说也是众说纷纷、毫无定论。关于大禹故里基本有三种，分别为大禹出自中原、出自东夷、出自西戎。其中的大禹东夷说，因东夷地区比较广大，并无大禹的具体的生活地点，并无学者深入认真研究，成为一直存在但最不被认可的学术观点。
东夷、中原、西戎本是古中华的地域概念，随着相互之间频发的战争，东夷、中原、西戎也成为相互对立的族群概念，成为后世人们区分华夏民族正统传承的部族概念。因为大禹在华夏民族中的特殊地位，大禹属于哪里人，也成为中华民族历史的一个未解之谜。
大禹因治水成功，造福民众，受到各氏族部落的拥戴，建立了夏朝，成为中国国家概念的最初形态。大禹父子前赴后继的治水，所建立的功勋，成为华夏部落形成建立的基础。那么大禹治水的最直接受益部落，淮河涂山上下游氏族，就成为大禹承继帝位最有力的支持者。
《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第六》中：“禹三十未娶，行到涂山，恐时之暮，失其度制，乃辞云：吾娶也，必有应矣。乃有白狐九尾造于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证也。涂山之歌曰：绥绥白狐，九尾痝痝。我家嘉夷，来宾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际，于兹则行。”记载了大禹在涂山治水，娶涂山氏女为妻，得到涂山氏族的支持，大禹对涂山的钟情、在涂山成王成帝的前因后果过程经历。可以说，大禹为东夷人，“我家嘉夷，来宾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是最有说服力的史料与证据。
大禹治水，传说很多，但能得到证实的地点，有史料明确记载的，唯有淮河流域的荆山涂山区域。《怀远县志》记载：
“旧县志：淮河在县东南二里，源发豫之胎簪山，至桐柏山而始大，书曰遵之，东行数百里至于荆山，至淮浦入海。水经云：淮水出荆之左，迂回以入涡，麓高水汇为患，禹鑿（凿）荆涂二山之峡，使淮出于其间，水乃安流。所鑿（凿）处有遗迹，冬月可见”。
“按名胜志谓，淮水初从荆山西麓迂回入涡，禹疏二山水乃安流，今老河口上至石羊霸，遇盛涨，淮每由此入涡，意即迂回入涡旧迹也。”
“断梅谷在荆涂二山间，或曰二山本为一脉，禹以桐柏之流泛滥为害，乃鑿山为二以通之，今两山之间有断梅谷，滨淮为胜。”
以上三处县志记载，对荆涂二山地区淮河水患形成的原因，对上下游造成的危害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对大禹治理荆涂水患的具体措施，大禹凿山导淮的具体位置，导淮前后淮河水道的走向等都有详细的记述。《怀远县志》“邑之有志，盖古史之；流所以周，知其邑之”，其历史史料的真实性与可靠性，是无可置疑的。《怀远县志》的真实性与可靠性甚至超过我们所熟悉知的众多文史资料，相信在全国范围内的县志，能够如此自信地“流所以周，知其邑之”无有其二，其历史文化的悠久绵长，绝非史学界与考古界所能想象。而那些人所共知的传世名著，因受到历代统治者的干扰，焚书禁书不断，在远古史的史料方面极有可能被篡改，以达到统治集团的政治统治需要。而地方县志因影响力小，其原始信息保存下来的可能性更大、更可靠。因此，笔者对《怀远县志》中关于大禹事迹记述的真实性深信不疑，对夏文化研究极为难得、珍贵，是研究夏文化的第一手史料。
通过《怀远县志》关于大禹凿山导淮的记载，以及淮河在荆涂位置流向的变化、荆涂二山周围的地理环境，我们可以得出许多令我们吃惊的历史信息：中国上古神话与传说，都有其历史根源，都是对历史重要事件的真实反映。
那么，大禹父亲鲧与大禹，父子两人为何前赴后继地以堵以疏的两种不同方法，治理当时的水患呢？
相信读过《史记》的读者，对尧舜为了治理水患，先是命鲧治水，鲧以堵治水“负命毁族”九年而不成；舜又继续命大禹治水，大禹吸取父亲鲧以堵方法失败的经验教训，改为以疏通的方法，最终成功治水，获得了众多氏族部落的拥戴而承继帝位。
大禹成功治水之前，淮河流水受荆涂二山的阻挡，“麓高水汇为患”，被迫迂回西流，在荆山西麓折向北流。荆山以北为广袤低平的淮北平原，如果不对淮水进行封堵，将直接北流冲向正北方的四方湖古城。四方湖古城在四千年前的大禹时期，已经是个至少有二千年历史古城，距今不少于六千年的历史，是大禹与父亲鲧氏族部落的聚居地。在此情况下，鲧的氏族部落必须采取一切办法，阻滞淮水的北流，造成对四方湖古城的威胁。这种阻挡淮水北流的方法，就是修筑堤坝堵住淮水北流。在后世流传中，以堵治水就成为鲧治水的标签。因为淮水在荆涂二山南麓的水汇抬高，无论鲧如何修筑加高堤坝，也无法保证每年不同降雨不同水位对堤坝的冲击，而治水失败。
大禹面对这种年复一年淮水对四方湖古城的威胁，只能动员全氏族、全地区的人员力量，在不为原始淮水水道的荆涂二山之间，开山凿石，长年累月地开辟了一个人工水道，也就是现在淮水通过的荆山峡。“禹鑿（凿）荆涂二山之峡，使淮出于其间，水乃安流”，淮水顺利通过荆涂二山向东而流入东海，避免了淮水北流对四方湖古城的年年水患威胁。
从以上县志记载，历史史料、荆涂二山和淮水的历史走向，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合情合理，符合自然利害关系的结论：鲧与大禹为四方湖古城部落人士，因年年遭受涂山西麓淮水北流的水患，而使得鲧不得不年年筑堤堵水；大禹为彻底解决淮水对四方湖古城的威胁，对古城地区农耕生产的影响，在荆涂二山之间开辟水道，使得淮水自然东向通过荆涂二山，解除了淮水对四方湖古城的威胁，成为大禹以疏河治水为成功标签的大禹治水。
“禹鑿（凿）荆涂二山之峡，使淮出于其间，水乃安流”不仅解除了四方湖古城的常年水患威胁，而且随着荆涂二山之峡的开通，上游水位下降，大片良田也得以耕种。“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人，虽欲耕，得乎？”（《孟子滕文公上》），由此可见，大禹治水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淮水水患对农业生产的严重影响，是为了本人、本氏族部落、淮水中下游部落的正常农耕生产；也就是解决了“然后中国得而食也”的问题。
大禹父子前赴后继、任劳任怨地治水，根本的原因，是本部落氏族人解决本地区存在的生产生活问题。很难想象在当时比较原始的情况下，鲧与大禹和治水的人民，能够从千里之外的黄河地区或者西戎地区，来到淮水的荆涂地区凿山导淮，长年累月地去完成如此艰巨辛苦的工程。唯一合情合理的原因，就是本地人解决本地事，本地人办本地事，自己的事情自己办。鲧与大禹对淮水的治水，完全可以确定鲧与大禹就是涂山本地人，更精确地说是四方湖古城人。
“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坏城平池，散财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宾伏，四夷纳职，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淮南子原道训》）。四方湖古城的历史与规模、文化与文明的深厚，远远超出我们的认知。其在中华历史与文化中的地位最终确立解决，还是需要如同大禹治水遵循的天然法则：本地问题本地解决，本地人解决本地事，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如此。
在任何历史背景下，在任何情况下，不论对于个人、地区还是国家，所遇到的难以克服问题，只有当事者才能全心全力地去加以解决。面对困难，有的选择逃避、有的选择远离，有的选择面对、有的选择克服重重困难加以解决。在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各地区各时期产生的许多文明形态，最终都消失不知所踪；只有淮河流域四方湖古城地区、荆涂地区的华夏氏族，在大禹父子前赴后继、坚持不懈、克服重重困难，战胜自然灾害，赢得周围氏族部落的钦佩与崇敬，从而形成了以华夏文化为影响力，得到人民普遍拥护认同的国家形态，建立了夏朝。这就是华夏民族的民族精神，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延绵不断的中华精神。（作者：赵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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