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极经过17年艰辛，从八家共理国政中，将自己幼子托上皇帝宝座。然而，福临的皇位宝座在风雨飘摇中度过7年，才江山稳坐。
（1）即位登基
崇德八年（1643年，崇祯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为新皇帝即位，祭告宗庙。二十六日，满洲贵族以及蒙、汉各族大臣齐集笃宫殿，恭候新主登基。发布诏书云：“我太祖武皇帝，受天明命，肇造丕基，懋建鸿功，贻厥子孙。皇考大行皇帝，嗣登大宝，盛德深仁，弘谋远略，克协天心。不服者武功以勘定，已归者文德以怀柔，拓土兴基，国以滋大。在位十有七年，于崇德八年八月九日上宾。今诸伯叔兄及文武群臣，咸以国家不可无主，神器不可久虚，谓朕为皇考之子，应继大统。乃于八月二十六日即皇帝位，以明年为顺治元年。朕年幼冲，上赖诸伯叔兄、大臣，共襄治理。”这份诏书没有关于济尔哈朗和多尔衮辅政的意见，他表明十四日崇政殿会议结束时，多尔衮宣布福临即位被接受，而辅政问题尚有争议。但争议归争议，多尔衮实际上已走马上任。九月初九日，令济尔哈朗、阿济格率军征宁远。所谓“刑政拜除，大小国事，九王专掌之，出兵之事皆属右真王”。表明辅政王虽然以济尔哈朗为首，而实权在多尔衮手中。二十一日，“奉移大行皇帝梓宫敬安陵寝”。内部的权力分配，就此告一段落。
（2）风波迭起
崇德八年（1643年，崇祯十六年）八月十六日，固山贝子硕讬、多罗郡王阿达礼案件，实质是多尔衮争夺皇位重演。他取得辅政王地位，面对政敌豪格已是决定性胜利。这个结局，心中最不平的是肃亲王豪格，他是既悔又恨。悔的是不该糊涂，自动退让。恨的是多尔衮借机控制朝政大权，使自己处于臣子地位。他的矛头与多尔衮不同，他针对多尔衮，而福临说豪格是看穿了多尔衮的野心。
多尔衮心中明白，阻碍他美梦成真的最大威胁是豪格。然而，智谋、经验相对短缺的豪格，将这个时机过早地提到日程上来。进入顺治元年（1644年）多尔衮辅政的大势已成定局，济尔哈朗、阿济格率领八旗兵经过一个多月征战，已胜利地收服中后所、前屯卫等三城。不久，明朝宁远撤兵和中原的相关消息纷纷传来。满洲贵族尽管尚不知前途如何，而大学士范文程已明确指出，征明机不可失，与明朝之战“实与流寇角也”。如果满洲贵族再痴情内斗，将不堪回首。而此时豪格却仍沉浸在自身不平之中，大发牢骚地指责固山额真谭泰、护军统领图赖、启心郎索尼，“向皆附我，今伊等乃率二旗附睿亲王”。并放言：“睿亲王平素多病，岂能终摄政之事，此番出征，令我同往，岂非特欲置我于死乎？和硕眷亲王非有福之人，乃有疾人也，其寿几何而能终其寿乎？设不克终事，尔时以异性之人主国政可乎？”“塔瞻公乃我姨母之子，图尔格公素与我善，此辈岂忘我乎？”“我岂似彼病夫？尔何注目视我，我岂不能手裂若辈之颈而杀之乎？”
从豪格的牢骚中可以看出四个问题：其一，他悔恨崇政殿的失误。其二，恨多尔衮，认为他“平素多病”、“有疾人也”、“非有福之人”，将“不克终事”。尽管讲的都是事实，但从国家大局说，叔父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军事家，难得的治国人才，不应当诅咒他。其三，多尔衮派他从征中原，并非欲置之于死地，而是必须承担的责任。多尔衮可能有私心，但大局不错。其四，对谭泰、图赖、索尼等听从睿亲王指挥，认为是背叛自己的想法是个严重误解。我们不能否定谭泰等人趋炎附势，但国家面临机遇，图赖、索尼等两黄旗大臣不能不听指挥。所以，豪格的牢骚有相当的内容是个严重的政治错误。
因正黄旗固山额真何洛会及硕兑、胡式、凌土、喀木图、开禅、硕格、达古等联名告发豪格：“言辞悖妄，力谏不从，恐其乱政。”结果被剥夺所属7牛录，罚银5000两，废为庶人。内大臣俄莫克图、议政大臣杨善、甲喇章京伊成格、罗硕“坐附王为乱，不行出首”，受到“弃市”处分。何洛会再次受奖励，因为他原是正蓝旗贝勒莽古尔泰旗下大臣。天聪九年（1635年，崇祯八年），以告发莽古尔泰、德格类兄弟叛逆，逃避从逆罪，反而受奖，此次他再次得手。
当然，也有人对谁都不满，说：“主上幼冲，我意不悦”；对多尔衮和济尔哈朗“二王摄政之处，亦不合我意”。特别是动辄“迫胁盟誓”，心实不服，不得不面从。无奈之下，只得仰天长叹，希望“天地神明，其鉴察之”。这就是以宗室公艾度礼为代表的部分人的心态。总之，直到多尔衮逝世，满洲贵族政坛可谓风波迭起。
（3）平乱意义
皇太极在17年中创造了奇迹，使满洲贵族江山空前稳固，强盛。明朝辽东巡抚黎玉田感慨地说，满人地方早期不过相当于中原“一个大县”，军力无法与中原相比，而今天“铸炮造药已十倍于我”，兵马器械“百倍于我”，掠夺壮丁、兵民“不下十几万”，“辎重金帛又不止百千万”。最后他供认清人实力已“坐大”，具备皇太极预想的攒足我全部精神，一鼓夺取中原的实力。多尔衮作为铁腕人物，不管有多少错误，在七个月中使国家摆脱内扰，功不可没。同时，其他各旗贝勒，包括豪格都是功臣，因为他只发牢骚，而不曾操起枪杆子。换句话说，皇太极聚集的人才具有相当的凝聚力和进取精神。
满洲贵族皇权交替之际，形势十分危险。明朝边将曾看到有机可乘，鉴于“群酋争雄”，主张“密行间谍，迂出奇兵，联络李朝，跨海牵扯，使其自相猜忌，诛灭有期”。只因明朝国家机器不能正常运作，而不曾发生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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