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的军事理论中，能够识别可靠的饮用水并加以利用，始终是克敌制胜的重要一环。《孙膑兵法》中就有敌军“食氾水者，死水也，可击也”之说，《墨子》则主张守城时要将城外水井“尽窒之，无令可得汲也”。这两条史料点出了攻、防两种状态下饮用水的军事价值之所在。时至北宋，在集历代兵书之大成的《武经总要》中，更强调保障饮用水的重要性：侦查时，“令候骑前持五色旗，见……河桥揭白，水泉揭黑……以告大将”，确保将帅及时了解当地水源状况。行军时，“凡军至处乏水，则视沙碛中有野马黄牛路踪，寻其所至，当有水；凡野外鸟兽所集或水鸟聚处，并当有水；凡地生霞苇菰蒲并有蚁壤处，其下皆有伏泉也”。即通过观察自然物候寻获水源。下营时，“择地为先……不居无水及死水，恐渴饮致病”，保障营地用水安全。取水时，“防毒有五：一谓新得敌地，勿饮其井泉，恐先置毒；二谓流泉出于敌境，恐潜于上流入毒；三谓死水不流；四谓夏潦涨霪，自溪塘而出，其色黑，及带沫如沸，或赤而味咸，或浊而味涩；五谓土境旧有恶毒草毒木、恶虫恶蛇”，在防范敌军人为下毒的同时避免自然因素致毒。守城时，“城外五百步内悉伐木断桥，焚弃宿草，撤屋埋井，有水泉，皆投毒药”，即通过破坏城外水源削弱敌方战斗力。
鉴于饮用水在维持官兵生命活力和影响部队作战效能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其军事价值自然不容忽视。然而迄今为止，学界前贤似乎大多未能将宋夏战争中的饮用水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加以讨论，笔者以为其中的原因可能有二点：其一，在传统的军事史视野下，比之于生产、征调、购置粮草、装服、兵器等军需物资，补给、保障饮用水容易给人以无须赘言的印象；其二，除非是发生了针对水源地的直接冲突，否则在一般情况下，比之于更高层次的战略筹划或者战术实施，控制、利用饮用水往往被视为军事行动的基础环节。在上述两点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后来的研究者便容易陷入观察上的“盲区”。有鉴于此，本文将饮用水视为一种具有独立军事价值的因素，重新梳理并考察宋夏战争期间宋军为保障饮用水安全所采取的措施、宋夏围绕饮用水展开的较量以及宋军对饮用水军事价值认知、利用水平的发展趋势等问题。不当之处，伏望方家指正。
宋军补给、保障饮用水的途径或方法
掌握发现、获取、控制饮用水的技术能力，是实现其军事价值的前提条件。宋夏战争期间，营建水寨或挖掘水井是宋军较常采用的做法，此外为了提高补给能力，西北宋军还曾发明了若干便携补水的工具或方法，可以说在技术层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1. 营建水寨，控制地表水
利用地表河流以补充饮用水，对宋军而言自然是最便捷的方法。因此，在建立要塞的过程中，河川沿岸通常是优选之地。然而为了确保城基足够坚实、防止丰水期河水涨溢淹毁建筑，要塞选址多不会紧靠河流，加之外墙工事普遍呈闭合形态，因此城寨与河流之间多间隔一段距离。这种做法平时固然无妨，可一旦开战，这段“空白”便极易成为饮用水保障上的“死穴”，给城中守军造成生理和心理压力，因此一种专门用于保卫水源的“水寨”应运而生。
水寨一般建于主体要塞之外，且多有独立的防御工事。例如咸平五年（1002年），李继迁兵围麟州（今陕西神木县）。麟州地处宋、夏、辽三方交界之地，“据河外，扼西夏之冲”，“因山为城，最为险固”，然而城中却素因“无井”而“乏水”。宋真宗虽知“麟州据险，三面孤绝，州将戮力，足以御贼”，但担心城中缺水，“城外虽有泉水，列寨为防，而垣墙阔远，难于固守”。果不其然，开战之后，水寨即为夏军所占。又如宝元二年（1039年），知麟州朱观请求“筑外罗城以护井泉”，宋廷从之。再如元丰五年（1082年）永乐城之战中，其城“依山无水，下滨无定河”，城外有水寨，“为井十四，筑垒营之”。然而西夏进攻之际，宋军守将因吝惜军粮不愿收纳寨外役卒，致其“持耰锸掘垒为磴道”而争相逃入，夏军尾随，“遂夺水寨”。上述记载，皆可印证水寨的功能是保障主体要塞供水，在空间上有独立性，需要专门营建、专人守卫。不过其工事难称坚固夯实，永乐役卒仓促之间竟能以普通工具于外墙凿出“磴道”即为例证。
从水寨向主体要塞输水的方式，应当是通过水渠引流。《武经总要》中虽然记有在“水泉有峻山阻隔”之地建设汲水、输水设备的办法，但这些器材在宋夏战区是否易于获得，此类技术能否实现，史无明载。然史籍中记载了庆州（今甘肃庆阳市）“据险高，患无水，盖尝疏引涧谷汲城中，未几复绝”的情况，表明宋军由“涧谷”向“高城”输水的技术尚不成熟。元丰六年（1083年）十月，权知秦州（今甘肃天水市）吕温卿提出，鸡川寨“沙浅无源”，应“别修水寨”。然至次年年底，秦凤路经略司便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就下修筑……遇贼围闭，外乘高险，下瞰水寨，不利守御。欲止开水渠，引水入城，凿池贮之，省功而可守”。这段材料反映出水寨是通过水渠向主体要塞输水，同时也表明水寨容易成为敌军围攻的目标。
2. 掘井汲水，利用地下水
比之于营建水寨，在要塞内掘井汲水是宋军更常采用的方法。这样一来能更便捷地获取饮用水，二来可以避免夏军在上游投毒或截流，三来也能在地表河流不发达的地区通过汲取地下水更灵活地实施部队调度。至道二年（996年）七月，宋军五路并举直指灵州（今宁夏吴忠市），王超所部“初抵无定河，水源涸绝”，虽无法判定其原因是局部地区气候变化还是西夏的人为破坏，但“军士病渴”的恶果已然显现，幸而“河东转运使索湘亟辇大锹千枚至，即令凿井，众赖以济”。元裕三年（1088年）八月，环庆路经略使范纯粹已将挖掘井泉与修整城壁楼橹、筹备兵器粮草等事项，共同列为加强环庆路防御的基础工作。元符元年（1098年）四月，神泉寨（今陕西佳县）即因“凿井有青蛇，如金色，水甘泉源壮”方得赐名，颇有几分神秘色彩。若驻地水质不佳，宋军还会以医药调补。如咸平五年十月，宋廷“遣使赍药赐镇戎军将士，以其地潟卤早寒，人饮水多疾故也”。水井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此外，勘掘水井还需特定的工程技能。如咸平五年六月，李继迁围攻麟州，知州为居实“遣使于河东部井匠至州开凿”。康定元年（1040年）五月，元昊攻安远、塞门寨，种世衡请修故宽州城（今陕西延安市北），因其“东可通河东运路，北可扼虏要冲”。然“城中无井，凿地百五十尺始遇石，而不及泉，工人告不可凿，众以为城无井则不可守”。种世衡不为所动，“命工凿石而出之，得石屑一器酬百钱，凡过石数重，水乃大发，既清且甘，城中牛马皆足”。凿一井而勘掘之难、耗费之众竟如此，若如史载“边城之无井者皆效之，皆得水”，其工程总量可想而知。治平中，孙长卿知庆州，“凿百井”才解决“州据险高，患无水”之难。麟州素来缺水，城外唯有一眼“沙泉”，“其地善崩，俗谓之抽沙，每欲包展入壁，而土陷不可城”。熙宁中，“吕公弼帅河东，令勾当公事邓子乔往相其地，子乔曰：‘古有拔轴法，谓掘去抽沙，而实以炭末，墐土即其上，可以筑城，城亦不复崩’”。吕公弼从之，才“城坚不陷，而州得以守”。其工程难度之大可见一斑。元裕七年（1092年）五月，范育在讨论筑堡结珠龙川（地近今甘肃兰州）时，称该地“少驻兵则不足以捍贼，多驻兵则川谷无水”，故“屯兵数万，非穿井数百无以给也”。其所言虽是虚数，但仍不失为估算部队规模与凿井工程比例的大致凭据。政和五年（1115年），夏军“侵定边，筑佛口城”，种师道出战，“始至渴甚，师道指山之西麓曰：‘是当有水。’命工求之，果得水满谷”。所谓“匠”“工”者，当是专业的井工。挖掘供应大军的水井，其工程量往往也很大，前述王超所部需“大锹千枚”方足凿井之用，考虑到轮替施工的可能，动员人数之多不难想见。
当然，由于技术水平的局限，挖掘井泉时出现失误亦在所难免。元裕四年（1089年）正月，孙路奏称：“龛谷寨新踏寨基……四新井，皆在质孤河内涞水，别无泉源，缓急必见阙用。”这很可能是井泉选址不当所致。元符元年三月，种传为策应平夏城之战，准备于浅井建置堡寨，先言“本川土脉膏腴，井泉甘美，已破土修建”；旋改奏“浅井泉源不壮”，诸将亦称“水源伏流，势难决引，恐难成进筑事”，种传遂因“奏报反复”“所陈失实”遭到宋廷处分。元符二年（1099年）七月，章楶袭取天都山，“开十井，皆百二十尺至百五十尺，并未见泉”，唯再开“深一百八十余尺”一井，方才见水。整体而言，尽管掘井汲水受到诸如地质条件、施工技术等因素的限制，但相较之下，仍不失为一种比较可靠的供水方式。
3. 随身储备，携载饮用水
除了上述两类“就地取水”的办法之外，宋军还曾在单兵装备中配发专门的容器以便储运饮用水：“每人将葫芦子，或竹筒、皮榼，可受三升者，料前程之水即盛行。”这类容器密封性好，有能开闭的水口，既便于饮用，又可防止泼洒。但考虑到野外环境及行军作战对官兵体能的消耗，“三升”的储量虽然已是上限，却仍然稍显窘促。元丰五年五月，范纯粹就曾以宋军新经第二次灵州之败反对仓促举兵，认为“七月行师，方是苦暑”，“负重力役”之际恐“渴饮难周”。鉴于史籍当中常有北宋军政官员表达类似担忧，可知随军运水、随身携水的艰难。
有鉴于此，宋军也采取了一些办法，如行军时配发止渴佐食，“每人将油麻半升，如渴，取三十粒含之，立止，亦可将乌干酪行”。但这些只能起到临时的甚至是心理层面的作用。此外，宋军还配发无须和水就食的干粮：“近代边兵远行，则有麋饼、皱饭、杂饼之类……如路行及战阵中干食之，味美不渴”，应当也能减少烹饪对水的消耗。冬季行军时，还能“各持冰片，可以备渴”。为防止随军牲畜脱水影响机动能力，骑兵部队还会“将干酪与马，恐渴乏”。宋军甚至曾批量买水。咸平五年五月，环州（今甘肃环县）洪德寨“去井泉樵苏极远，薪水之价倍他郡”，“每月别给缗钱”；元符元年四月，“兵马至浅井以来，虽无水而适有雪，以此无渴死者。然水，每担七百，雪，半袋四五百”。大致而言，宋军随身携带的饮用水或佐食，主要还是短时应急之用。
除此之外，降雨对身处西北地区的宋军而言，也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饮用水补给方式。例如素以“乏水”著称的麟州，史籍中多有在围城之中以“暴雨沾洽，人皆置器凿池以贮之”，或是“掘地以贮雨水”的记载。收集雨水对于西北地区民众的生产生活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只是由于降雨时间及降水量有不确定性，因而宋军在利用此法补充饮用水时，应当多是随机应变。
宋军对饮用水的认知与利用水平的发展
宋军对各种战争因素的认知水平与利用能力，是随着实战经验的积累而不断提升的，其中自然也包括饮用水。宋初至宋真宗时，宋军对敌我情况的掌握不够准确，对饮用水军事功能的认知较为模糊。宋仁宗至宋神宗时，经过艰苦的战争磨炼，宋军虽然开始扭转颓势并逐渐意识到保障饮用水安全的重要性，但观念中的“有无意识”与实战中的“能否善用”，仍然存在着相当的差距。宋哲宗绍圣、元符以降，随着“浅攻扰耕”战术的实施，无论宋廷高层还是前线将领，皆已将饮用水作为军事部署时的重要因素考虑进去。可以说，宋军对饮用水认知水平与利用能力提高的过程，与宋军在战争中由被动转为主动的轨迹基本上是一致的。以下即结合各阶段的典型战例，考察宋军对饮用水军事价值的认知与利用情况。
1. 宋初至宋真宗时期：昧于实践
自安史之乱以降，中央王朝对西北的控制力持续减弱。至宋太祖时，为集中力量统一中原和南方，对于西北的经营更显消极。此后宋太宗又因处理李继捧“入朝”问题失当，导致李继迁出走、双方兵戎相见。在此时代背景之下，宋廷对西北的军事地理情况势必了解有限，尹洙就曾慨叹：“国朝自继迁之叛，弃碛西之地……图书亡逸，故其道里之迂直、山川之险易，世人罕有详悉者。”相关研究亦指出，“宋方将领不熟悉陕北前线地形、军事地图缺乏”，正是北宋在战争初期失利的原因之一。因此，宋军对当地饮用水源的分布及水量，不太可能有准确的了解，更遑论善加利用。第一次灵州之战期间，宋军的这一“短板”就暴露无遗。
灵州系西北重镇，地处黄河之畔，其地虽可耕牧但难以长期独立支撑，需要内陆支援。但灵州与环庆路素为瀚海所阻，“自环抵灵，瀚海七百里，斥卤枯泽，无溪涧川谷”，“七百里沙碛无邮传，冬夏少水，负担者甚以为劳”，极端缺水的荒漠严重阻碍了宋军的支援。至道二年五月，参知政事张洎以“盛暑之月，水泉乏绝”为由，力主弃守灵州：“甲马行役，粮草飞挽，军须所急，莫若井泉”。将士“荷戈甲而受渴乏……安能与贼群争锋”？“当盛暑之辰，涉不毛之地……水泉从何而卜射，茫茫沙塞，千里而遥……不战而自溃矣”。
“关中到灵州的道路有数条之多，但宋军却固执地试图从旱海路突破夏军的封锁，宋真宗时期尤其如此”。从地图上看，环庆路马岭水上游的白马川过青冈峡（今甘肃环县北）后虽与黄河支流的灵州川相去不远，但这些河流能否作为可靠的水源？韩茂莉从干湿条件出发，认为“即使有时滨河川而行，但干旱地区的河流大多数季节性有水，一年中多数时间河床是干涸的”。王元林从水质入手，提出“从环州至灵州，路经旱海，不但难得水泉，即使有水，也‘碱不可食’……今环县以北的河水诸如清平沟、耿湾川水（即古归德川）、马坊川、罗山川、代城沟等水皆不可灌溉，环江在洪德城以北也不能灌溉，这里水质盐碱含量大，矿化度高，水是难以发挥作用的”。虽然具体原因的解释有所不同，但是自青冈峡入瀚海再往灵州的路线缺乏充足的饮用水补给，却是事实。
可惜的是，宋廷高层始终固执于图上作业的远近，不能根据战场情况调整部署。其中淳化五年（994年）宋琪的意见就颇能说明一些问题：
灵武路自通远军入青冈峡五百里，皆蕃部熟户。向来人使商旅经由，并在部族安泊，所求赂遗无几，谓之“打当”，亦如汉界逆旅之家宿食之直也。此时大军或须入其境，则向导踏白，当如夏州之法。况彼灵州，便是吾土，刍粟储蓄，率皆有备，缘路五、七程，不烦供馈，止令逐部兵骑，裹粮轻赍，便可足用。
这里的“通远军”，应当是环州治所的旧称。从此地去青冈峡沿途虽有熟户，但商队与军队在补给上的难度显然无法同日而语。宋琪讲完“自通远军入青冈峡五百里”后，径言“况彼灵州，便是吾土，当粟储蓄，率皆有备”，容易给人造成环州至灵州一路通途的印象。后面宋琪虽又做了补充，但依旧轻描淡写：“缘路五、七程，不烦供馈，止令逐部兵骑，裹粮轻赍，便可足用。”宋太宗就此“密写其奏，令李继隆、王继恩等择利而行”，可知宋琪之建言受到了重视。同样位于此线的清远军（今宁夏同心县东），虽“据积石岭，在旱海中，去灵、环皆三四百里”，但当地“素无水泉”，并不利于重兵驻防。宋廷却执着于维持此路。淳化年间，郑文宝“发民负水数百里外，留屯数千人，又募民以榆槐杂树及猫狗鸦鸟至者，厚给其直”。无奈当地“地舄卤，树皆立枯。西民甚苦其役，而城之不能守”。
与此同时，随着对辽战争的失败，宋太宗的对外政策开始收缩，“息兵安民”“修德致远”之类的反战论亦趋于高涨，这无疑也会对西北战局产生消极影响。如前述张泊所言云云，归根结底也不过是“圣人以天下为度者，不以细过为嫌，则弃地戢兵，事非获已，乃从权之道也”。至咸平四年（1001年）九月，清远军被攻陷，宋军援灵的主要路线被彻底切断；次年三月，久处重围的灵州最终失守。在此阶段，宋廷对于战区中饮用水匮乏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反应迟滞，无疑是其第一次灵州之战败北的重要原因之一。
2. 宋仁宗至宋神宗时期：波折中探索
宋仁宗初期，宋军虽不乏出城与西夏展开野战的勇气，但因指挥失当、实力对比等多种原因，接连数次惨败；此后宋军转向防御，双方战线逐渐稳定。但即便是在防御作战中，宋军对饮用水的认知与利用仍然难称理想。明道元年（1032年），泾原路副都部署高化竟于“盛夏出兵”攻击明珠族，“一日行几百里，兵素不整，涉险皆困乏，既与贼遇，首尾不能相救，遂自奔溃，骑士渴死者又三之一”。此役堪称罔顾自然规律而盲动致败的典型，而定川寨之战中宋军对水源的轻视更是令人震惊。庆历二年（1042年）闰九月，西夏军将葛怀敏部引入定川寨，“毁版桥，断其归路，别为二十四道以过军环围之”，“又绝定川水泉上流，以饥渴其众”。宋军突围时又陷入埋伏，损兵折将近万人。元昊由是得以“长驱直抵渭州，幅员六七百里，焚荡庐舍，屠掠居民而去”。王尧臣在总结此役时直斥“贼马壅定川水泉上流，将佐无觉知者”，其痛心疾首、匪夷所思之情溢于言表。
庆历元年（1041年）八月，夏军“纵骑钞麟、府间”，二州勉强招架，“闭壁不出”。麟州被围27天后，“士卒渴乏”，“黄金一两易水一杯”。危急之际，知州苗继宣“取污沟之泥以饰埤”，元昊见此情景竟被误导，认为“城中无水，何暇涂积”？遂解围而去。府州（今陕西府谷县）城中无井，居民唯“取河水以饮”，夏军遂出兵阻击，试图困死守军。通判张旨“夜开门，率兵击贼少却，以官军壁两旁，使民出汲”，方才化险为夷。与此同时，麟、府间原本已被攻破的宁远寨，虽素来被视为“策应兵马宿顿之地”，然“其中无水泉可守”，由此引发是否应予修复的争论。知并州（今山西太原市）杨偕认为此举“徒费国用”，建议弃守麟州，“于岚州合河津黄河东岸裴家山”重新布防，并特别强调该地“四面绝险，有水泉”，希望通过退守黄河东岸以收缩防线。尽管杨偕意识到了麟州不易防守的症结所在，但其解决方案太过消极，质言之，杨偕仍未把握好利用饮用水的“火候”。幸而宋仁宗下令：“麟州古郡……非不可守……宁远寨宜谕偕速修复之。”麟府防线由是趋于稳定。然而西夏退兵之后，宋廷明知麟州的饮用水安全存在重大隐患，却仍然无法解决，其原因除地形因素造成的施工难度大之外，更在于“庆历和议”签订以后，宋廷“故态复萌……对西夏一力维持现状，以不求生事为原则”。“展城包泉”虽能缓解麟州乏水之困，但势必引发西夏的强烈反弹，宋廷因此而投鼠忌器。直至宋神宗时，方由吕公弼以“拔轴法”筑井固泉，解除了后顾之忧。前文已述，这一办法源自古法而非新创，延宕如此才“对症下药”，不过是吕公弼顺应宋神宗的拓边战略因势利导罢了。麟州的饮用水安全保障工程，至此才在现实军事需要与整体制夏政策的拉扯之间得以完成。
当然，在这一阶段的战争中，也出现了宋军通过有效控制水源而取胜的战例。天圣三年（1025年），环州羌民叛乱，洪德寨主赵振“抵平远寨，夺取井泉，七日夜，率敢死士破围，斩首数千级”，羌民求援于西夏，“德明守境不应”，加之宋军诸将戮力同心，羌民唯有投降，“西边以平”。赵振等能收此事半功倍之效，可谓利用水源灵活作战的典范，只可惜纵观这一时期西北宋军的整体战况，赵振的事迹仍然仅是个例。
宋神宗时，北宋开始扭转被动防守的局面，宋军通过实战不断探索进攻战法，在为其后宋哲宗朝全面反攻积累经验的同时，也提升了对包括饮用水在内的各种资源的认知与利用能力。如熙宁五年（1072年）四月，知延州赵离请于绥德（今陕西绥德县）界外“乘夏人不意，占据生地筑堡寨”，宋神宗与王安石担心“遽出不意占据生地，非计也”，令其“具析利害以闻”。赵禼遂请“筑堡寨于界内”，宋廷特别指示应于“要便有水泉处修置堡寨”。此类专门强调保障水源安全的指令在此之前并不多见，但自神宗朝开始，类似记载出现的频率却越来越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宋廷对饮用水军事价值的认知度与敏感度的提升。
然而降服西夏并非朝夕之功，血气方刚的宋神宗又急于求成，不愿从根本上改变“将从中御”等军事体制的痼疾，因此这一时期的三次大战—啰兀城之战、第二次灵州之战和永乐城之战，仍以宋军的失败而告终。特别是在永乐城之战中，双方对饮用水源控制权的争夺成为影响战局走向的直接因素。
元丰五年的永乐城之战，是宋夏双方为夺取横山一线战略主动权而展开的一场会战。已有学者提出，“在地形位置上，永乐城唯一可指责的恐怕就是城中缺乏水源”；但又强调城外已筑水寨，城中凿井亦得“浸润”，因而“若非势迫，试用种世衡的破石法再行深凿，其井水亦可望涌而出之。可见，以永乐城缺乏水源来指责其位置的选择，理由亦不甚充分”。宋军永乐城之败绝非单纯的选址不当所致，而是西夏全力来攻、宋军将帅不睦、一线兵力不足、主帅轻敌误判等诸种原因共同造成的。永乐城选址不当导致的饮用水匮乏，仅是若干致败原因中的一种。从这一角度言，前引观点自有其合理性。
然而，永乐城守军在水寨失守后曾试图掘井汲水，“城中掘井三，及泉，仅足饮将领，于是士卒渴死者大半”，以至出现“绞马粪、食死人脑”的惨状。可见城中出水之处实已寥寥，水量更是杯水车薪。沈括又因兵力不足放弃援救、退守绥德，而西夏的攻势愈发凌厉，“蚁附登城者，积尸如山，践之以登”。在这等内外交困中，为求得一线生机，一切可能奏效的方法想必都已被守军试过了。所谓“井水亦可望涌而出之”，恐怕只能是一种想像了。宋军“扶疮忍渴”十余日后彻底断水，“惟禧、舜举有水两壶，诸将绝饮已三日”，夏军获报后立刻攻城，加之当夜“大雨濡城”，“城遂陷”。
战前，不论徐禧、沈括还是种谔，多从宏观角度论争永乐城的位置优劣，至被围之后，大将高永亨才提出“城小人寡，又无水，不可守”的问题，然而却被徐禧以“沮众”之名“械送延狱”。夏军攻城，曲珍亦以“城中井深泉啬，士卒渴甚，恐不能支”为由，劝说徐禧“乘兵气未衰，溃围而出”，但依旧未被采纳。对此，笔者并不认为是一众将帅不懂水源安全的重要性，而很有可能是其观念当中存在某种“误区”，即忽视了永乐城饮用水的“存在形式”或“补给途径”。宋廷因徐禧奏请“永乐盖以小川为名，城前正据银州大川，乞赐名”，遂改其名为“银川寨”。加之城外已经“为井十四，筑垒营之”，或许在彼时彼地的诸将看来，临河而建又保有水寨的永乐城应当不会出现重大的供水危机。然而，永乐城外的滚滚大川并不能直接作为饮用水补给城中驻军。前述元昊围攻府州时截断宋军出城汲水之路，便是基于类似情形的战术选择。假如这种“认知误区”果真存在，那么无论将其称之为麻痹大意还是心存侥幸，最终引发的军事灾难都远远超过任何人的预见。结合这一时期宋军不断反攻却屡屡功败垂成的态势来看，宋廷上下对包括饮用水在内的战争要素，其观念中的“有无意识”与实践中的“能否善用”还存在着相当的差距。
3. 宋哲宗至宋末：熟稔利用
元祐时期，保守派对熙丰变法的各项措施展开清算，拓边西北自然被视为劳民伤财的反面典型。不过在笔者看来，这一阶段北宋对西夏妥协的消极影响，主要还是在双方的政治关系方面。就宏观的军事情形而言，除北宋主动交割的四寨之地，双方的战略态势实际上并无重大变化，因此北宋才能在绍圣、元符年间战端重开之际很快重建优势。而宋军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真正认清了饮用水在西北战场的军事价值，并且在实战中真正掌握了善加利用的战术战法。
元祐五年（1090年），宋夏双方为绥州划界相持不下，有的官员出于政治考量，坚持“须打量足二十里如约，不可令就地形任意出缩……朝廷所坚守不易者，约故也”，但前线将帅却更注重界地划分及堡寨建置中的军事便利。最终宋廷提出：“元约分画疆界，以二十里为定，卓立封猴者，为分别汉、蕃界……其彼此修筑堡铺，各于界内取水泉地利为便。”在强调“各不侵出封堠之外，即是并为本界，不可别生事端，害讲和之意”的同时，指示郡延路“于二十里相照接连取直为界……或相度于界堠内三五里，择稳便有水泉去处占据地利修建”。即在保证“二十里”等符合条约的前提下，选择“稳便有水泉去处占据地利修建”堡寨来满足布防要求。从战略角度上讲，军事部署依旧服从政治需要，但以战术层面而言，依托水源设置要塞恰能弥补政治妥协导致的防御不便。
元祐七年，西夏攻环庆路，知庆州章楶事先“刺其举兵所向”，故而一面“贼进一舍，我退一舍……衔枚由间道绕出其后，或伏山谷，伺间以击其归”，一面针对“境外皆沙碛，近城百里有牛圈，所潴水足以饮人马”的环境，“夜遣置毒”。开战后西夏军“围环数日，无所获而归”，侧翼驻防洪德城的折可适则趁机杀出，夏军不利，遂退至牛圈之地，“饮其水且尽，人马被毒，而奔迸蹂藉，堕壍谷而死，重伤而归者，不可胜计，梁氏几不得脱，尽弃其供帐襜褕之物而逃”。这次防守反击战给夏军造成重大杀伤，章楶对水源的利用功不可没，此役也成为宋军活用水源而出奇制胜的典型战例。
如果以饮用水为切入点观察宋军在绍圣、元符以后的对夏战争，可以发现至少两点明显不同：其一，在宋军此后展开的主要战役中，几乎再无因饮用水问题而酿成大败的记载；其二，宋军愈发注意参酌战区内的水源情况，并将之作为部署的主要依据之一。由于相关事例颇多，故只列举关键信息如下。
地属兰州、原系“极边控扼冲要之地”的龛谷寨，因“乏水”一度被废为护耕堡。至绍圣三年（1096年）九月，因其“四井见水”而致“居民千余口，更添屯人马千余骑，可以给足”，由是复建为龛谷堡。同年十月，宋廷令陕西、河东沿边堡寨勘察地势以强化防御，凡有“地形不便控扼、形势不尽或无水泉合废并者，亦相度改作要切城寨”，以备“经久无虞”之须。绍圣四年（1097年）二月，章楶以“善征、泊伯去得胜寨百余里，水泉绝少……未见可城之利”，请求于“没烟前峡建城、古高平上下建堡以接熙宁，石门建寨、褊江川建堡以接怀远”。元符元年三月，河东路经略司上奏称，“葭芦寨西北榆木川北岭上寨地，去葭芦寨二十里，周围据险，南有小沟，泉脉涌壮，可以开井”，请求于此修筑寨堡，既可控“贼马来路”，又可保护“乌龙谷、韦子川一带耕种地土”。此建议获得宋廷批准。同年四月，鄜延路郝平奏请进筑芦关，其行动理由同样在于控制水源：“西贼入汉界，至芦关百三十里乃有水，水源在芦关。若据之，则西贼往还二百六十里无水。”宋廷令鄜延路经略司“详定、保明以闻”。同年七月，环庆路李兑提出，“本路进筑兴平城及之字平等处，皆地狭无水，瘠卤不便”，引起宋廷重视，遂令其“更切具利害以闻”。元符二年二月，鄜延路吕惠卿请于“米脂东北四十里，去神泉寨约六七十里暖泉山”建置要塞，以“包占天都山一带地土百里”。宋廷批准，指示其“相度地形险固，可以控扼贼马来路，及有水泉，合行进筑”。同时由于河东路提出“乌龙川、北岭地形险固，堪充守御城寨”，宋廷遂令郡延、河东协同布防，“如委与神泉寨、米脂、葭芦寨缓急声援相接，可以控扼，及有水泉，即及时兴工进筑”；“相度险固控扼，水泉足用，经久决可守御，即用工修筑”，一再强调保障饮用水源的重要性。
综上可知，随着绍圣、元符时期宋军反攻的推进，饮用水的作用已日益受到重视，“切具利害”“及时兴工”等指令的密集出现，势必会对宋军的实战部署产生直接影响。其后直至宋金战事激化之前，北宋始终保持着对西夏的战略优势，加之史籍当中鲜有这一时期宋军因饮用水保障出现问题而致战败的典型战例，因此可以推论，宋军对于宋夏战区当中饮用水的认知水平与利用能力，大致保持在一个相对理想的状态上。
饮用水在北宋对夏战争中的军事价值
在宋夏战争中，饮用水无疑是一种具有重要军事价值的自然资源。通过本文的梳理与分析，可以发现宋军对饮用水的认知水平与利用能力，是随着实战经验的积累而提升的。在技术层面，宋廷上下对饮用水保障给予了相当大的投入，实施了大量的修筑水寨、勘掘水井工程，还开发了若干便于储运的装备和办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考虑到这一时期宋夏战区的环境特征以及时代局限，恐怕已很难再提出更高要求。在实战层面，北宋军政官员虽多有重视饮用水安全的概念，但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地善加利用，还是经历了一个相对漫长、波折的过程：从宋初至宋真宗时期的懵懂无感，到宋仁宗、宋神宗时期的日趋关注、反复探索，直至宋哲宗以降的认知准确、运用纯熟。从宋军对饮用水认知与利用的情况，既可管窥北宋军事观念和作战水平的变化，也能考察彼时彼地自然环境因素与人类军事活动的关系。
除此之外，假若宋代的军政官员在认知饮用水军事价值的过程中，曾经存在某种“错位”，那么在现代研究者的观察视阈中，是否也会出现类似问题？笔者以为答案恐怕是肯定的。例如，很多论著常以“地处干旱半干旱地区”描述宋夏战区的干湿环境，但这一概念主要是基于年均大气降水量，其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农业层面；而在宋夏两军交战之际，此类数据恐怕并不适合作为评估饮用水堪用与否的指标。再如，学界前贤早已经注意到宋夏战区中的河川在军事地理方面的重要作用，但正如前文所注意到的，“河水”转化为“饮用水”，需要满足一定的时空、技术甚至战术条件；而在既往的研究中，河川虽常被提及，但或是被作为一种环境条件笼统套用，或是将其“生物——饮用”“地理——作战”“经济——水运”等不同层面的属性及其功能混为一谈，这样就很容易模糊研究者的观察视角与讨论思路，试举一例以论之。熙宁四年（1071年）二月，韩绛称，“河东所修四寨，皆难得水泉；又其田膏腴，乃必争之地，向去必难固守”。如果对水的概念不加区分，对于这段材料的理解就会出现矛盾：“难得水泉”何以“其田膏腴”？又怎么会成为双方的“必争之地”？这就需要根据水在不同军事层次中所体现出的作用来细化其概念内涵。约略而言，可以划分为：在具体战斗中，官兵维持生命所必需的饮用水；在特定战区或战役中，为部队调度、部署提供地理依托的河谷川途；在后勤军需运输中，围绕各类水体而开展的水路交通等。本文因研究主题所限，无法展开详细论述，但若按照这样的概念层次分析上述材料，其中的矛盾便有了一种可能的解释：所谓缺乏水泉而田地膏腴，可能是当地有可供灌溉的河流分布，且通过整治河道、开发水利能满足耕战之需，因而战略位置重要；但当地饮用水的开采条件或者水质较差，战时容易出现供给困难，这就需要通过技术甚至战术手段加以排除。地理意义上的有“水”和生物意义上的有“饮用水”，在实战中是两个颇为不同的概念，故而其军事作用不宜混为一谈。
在本文的最后，笔者还想指出的是：尽管在当前世界的某些地区，出现了不同政治实体之间为争夺饮用水源而引发矛盾乃至冲突的情况，但是这与宋夏战争中双方围绕饮用水而展开的军事行动的性质不应等量齐观。首先，宋夏双方都有各自的战略纵深，某一水源地的易手不会造成当地重大的资源或经济危机，难以由此引发重大的生态或社会失序。其次，宋夏双方围绕饮用水展开的攻守争夺终究还是立足于“军事需要”，这种控制权的确立是一种“战术手段”，而非“战略目标”，相关行动通常是更大规模军事部署的组成部分，或是实现更高级别军事目标的阶段任务。这是考察饮用水在宋夏战争中的作用时需要格外注意的问题。
原文载《史学月刊》2019年第2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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