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宛平城建于明末崇祯十年（1637年），当时正是明朝的战乱时期，建此城以屯兵守卫京城。明时称“拱极”城；清时改名为“拱北”城，当时并不叫宛平，明朝时的宛平县署在北京城内鼓楼附近。辛亥革命后，宛平县划归河北省，宛平县署正式迁到此地。 宛平这个城名的历史，有点意思。明朝、清朝在北京设置大兴县和宛平县，为附廓的两赤县。明永乐元年（公元1403），北平府改为顺天府，宛平和大兴属之。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明迁都北京，大兴和宛平为依郭京县。清代，宛平和大兴仍为依郭京县，隶属顺天府。清朝北京城内有两个县，称为京县。以前门大街中轴线为界，东面为大兴县，相当于现在的东城区，县衙在交道口附近的大兴胡同内。西面为宛平县，相当于现在的西城区，县衙在地安门西面东官房。那年人们常说，皇帝是坐在金銮殿，脚踩两个县。就是指皇帝的龙椅正好放在北京的中轴线上，而中轴线又是大兴，宛平两个县的分界线，所以皇帝坐在龙椅上时，正好一脚在宛平，一脚在大兴。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定都南京。1928年，南京政府决定将北京改为北平，原属各县并入河北省。城内的宛平县公署，迁至卢沟桥边的拱北城内，从这时起宛平县离开了北京城。
宛平城里其实没什么风景，不过来卢沟桥基本都要经过宛平，所以可以顺道转转。1930年，城东的大兴县署迁到北京城南的黄村，从此大兴就成了北京的一个郊区县。 也就是说，明清的时候，宛平县和大兴县其实是北京的2个区，大致是大兴是东城区，宛平是西城区。到了民国，觉得市下面不应该有县，才把宛平签到了现在的宛平城，大兴签到了现在的大兴黄村。 |
卢沟桥
卢沟桥是北京市现存最古老的石造联拱桥。卢沟桥全长266.5米，宽7.5米，最宽处可达9.3米。有桥墩十座，共11个桥孔，整个桥身都是石体结构，关键部位均有银锭铁榫连接，为华北最长的古代石桥。两侧石雕护栏各有140条望柱，柱头上均雕有石狮，形态各异，据记载原有627个，现存501个。石狮多为明清之物，也有少量的金元遗存。“卢沟晓月”从金章宗年间就被列为"燕京八景"之一。
乾隆题的卢沟晓月，燕京八景之一。桥上的石头狮子。桥下是永定河，过去叫无定河。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说的就是这条河。
永定河的上游是山西的桑干河，丁玲写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说的就是这里。卢沟桥过去车来人往，把桥上的石头都压的起伏不平了。卢沟桥下的永定河其实没水了，这些的水是奥运前引过来的水，下面还铺着防渗膜，这才重现了卢沟晓月的景色。
早在13世纪，卢沟桥就闻名世界。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过中国，他的游记里，十分推崇这座桥，说它“是世界独一无二的。”并且特别欣赏桥栏柱上刻的狮子，说它们“共同构成美丽的奇观!”说起来，乾隆爷有几个爱好，乱播龙种（六下江南），到处题词（如下），疯狂作诗（5000首，居然一首都没人传诵），还有在别人的画上盖上他的硕大无比的章，也是个活宝啊。
最后从宛平县城那里可以坐车回去。
卢沟桥作为著名景点和历史见证处，还是值得一看的，交通也听方便，离城区挺近。
顺天府
顺天府是指明清朝两代北京地区，顺天府的辖区在清初多有变化，乾隆八年(1743年)开始固定了下来，共领五州十九县。即通、蓟、涿、霸、昌平五州和大兴、宛平、良乡、房山、东安、固安、永清、保定、大城、文安、武清、香河、宝坻、宁河、三河、平谷、顺义、密云、怀柔十九县，又混称为顺天府二十四州县。
顺天府的辖区划分为四个厅。西路厅的同知驻卢沟桥拱极城分管涿州、大兴、宛平、良乡、房山；东路厅驻张家湾，分管通州、蓟州、三河、武清、宝坻、宁河、香河；南路厅驻黄村，分管霸州、保定、文安、大城、固安、永清、东安；北路厅驻沙河镇巩华城，分管昌平州、顺义、怀柔、密云、平谷。[1]
大兴、宛平二县倚郭，称为京县，以北京城的中轴线为界，城东部及郊区属大兴，城西部及郊区属宛平。
顺天府由于是首都的最高地方行政机关，所以府尹的职位特别显赫，品级为正三品，高出一般的知府二至三级，由尚书、侍郎级大臣兼管。正三品衙门用铜印，惟顺天府用银印，位同封疆大吏的总督、巡抚。顺天府所领二十四县虽然在直隶总督辖区内，但府尹和总督不存在隶属关系。但北京城垣之外的地区由直隶总督衙门和顺天府衙门“双重领导”，大的举措要会衙办理。北京城垣之内，直隶总督无权过问。?
清代北京城区行政管理体制最大的特点是满汉分城而居，分城而治。“旗人”均住在内城和西郊三大营，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居住在外城。外城分为五城十坊，故时人有“内八旗外五城”之说。
顺天府大堂
我们在影视作品中，常见有官府衙门审案的场景，宽敞的大堂，迎面正中一幅画，上面画有海水江崖，托着一轮红日，象征海晏河清，上悬金字匾额，上书:“清正廉明”四个大字。在实际生活中的官府大堂是什么样，现在到哪里还能看到它的遗迹呢？位于鼓楼东大街的东公街内，历经数百年的顺天府大堂现在仍然保留着，据悉，有关部门正在组织进行修缮。
据史料记载，顺天府大堂在鼓楼东大街路北，元代所建。七百多年前，元建都北京，建设了世界闻名的大都城，管理大都城的署衙称大都路。开始大都路署衙无处办公，只在一座大庙里凑合着，后来买了一个周姓人家的十九亩地，建起了这座署衙。该署衙明代经过重修，重修后有正堂、后堂各五间，中堂三间。前面大门三重，每重三间，加上东西配房等共五十八间。正统十四年兴工，景泰三年落成，共用了三年多的时间。
自辽朝、金朝在北京建都以来，辽称幽都府，后改称析津府，金称大兴府，元朝称大都路，后改称北平府，明代改称顺天府，清代沿用顺天府这个名称。辛亥革命后，1914年改顺天府为京兆地方，设京兆尹，直到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撤销京兆。从元至民国初年，这里一直是管理京城地方的首府，出入这里办公的、办事的“公家人”很多，以致这条街后来都改称东公街。
自古以来，对京师重地就非常重视，尤其清代雍正皇帝，亲自为顺天府题写匾额为:“肃清畿甸”，畿甸一般是指京城管辖的地区。雍正还为顺天府御书训辞:“畿甸首善之区，必政肃风清，乃可使四方观化。非刚正廉明者，曷可胜任”。在府尹的配备上，也很不同，要委派有威望的重臣或亲王兼任。另据《春明梦余录》载:“旧制，三品衙门用铜印，顺天府则用银印，诚重之也”。
按旧制规定，顺天府设府尹一人，府丞一人，治中一人，通判、经历、照磨各一人，下面管辖大兴、宛平二县。康熙十五年，将昌平、良乡等十九个州县划归顺天府管辖。顺天府的辖区划分为四个厅。西路厅的同知驻卢沟桥拱极城分管涿州、大兴、宛平、良乡、房山；东路厅驻张家湾，分管通州、蓟州、三河、武清、宝坻、宁河、香河；南路厅驻黄村，分管霸州、保定、文安、大城、固安、永清、东安；北路厅驻沙河镇巩华城，分管昌平州、顺义、怀柔、密云、平谷。 大兴、宛平二县倚郭，称为京县，以北京城的中轴线为界，城东部及郊区属大兴，城西部及郊区属宛平。 顺天府由于是首都的最高地方行政机关，所以府尹的职位特别显赫，品级为正三品，高出一般的知府二至三级，由尚书、侍郎级大臣兼管。正三品衙门用铜印，惟顺天府用银印，位同封疆大吏的总督、巡抚。顺天府所领二十四县虽然在直隶总督辖区内，但府尹和总督不存在隶属关系。但北京城垣之外的地区由直隶总督衙门和顺天府衙门“双重领导”，大的举措要会衙办理。北京城垣之内，直隶总督无权过问。 清代北京城区行政管理体制最大的特点是满汉分城而居，分城而治。“旗人”均住在内城和西郊三大营，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居住在外城。外城分为五城十坊，故时人有“内八旗外五城”之说。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北京开展了大规模的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现代化大楼鳞次栉比，顺天府大堂已很少有人提到。所幸的是，这顺天府大堂一直被保留着，后来，这个地方由东城教育学院占用，名为“府学胡同小学”。当时，这个署衙大堂，当做一个小礼堂，供开会使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常到这里开会，后来听说这个礼堂就是顺天府大堂，并见其东山墙上镶嵌着一方石刻，上书:“原顺天府大堂”几个大字，遂得到了确认。经仔细观摩，房顶、砖、木等主要结构还是原物，只是门窗改成现代玻璃钢窗，大堂面积约200多平方米，东西宽约20多米，南北进深10米左右，如果按照当时公堂的设施摆放，应是很宽敞明亮的。我在这里开会时思绪曾“开小差”，遥想当年，这里曾是决定着多少人命运的至关重要的所在地。昏官坐于大堂之上，在衙役们唬威声中，多少错案在这里铸成；清官坐于这公堂之上，秉公审理，多少冤案在这里得到昭雪……这一古迹的保存，将使北京地方治理的脉络清晰地传承下去，可算是一份无价的物质文化遗产。
北平府明洪武元年（1368年），废大都路，改置北平府，管辖大兴。领7县4州，其中在今北京市境者有：大兴县、宛平县（2县倚郭）、良乡县、昌平县、顺义县、密云县、怀柔县，通州及所领之漷县、蓟州所领之平谷县、涿州所领之房山县。
永乐元年（1402年）改为顺天府。
大兴县衙署与北京城隍庙
北京有句老话：皇帝坐在金銮殿，左脚踩大兴，右脚踩宛平。说的是金銮殿位于北京城的中轴线，东边是大兴县，西边是宛平县。
“大兴”指的是东城区大兴胡同，来源于北京郊区大兴县。其实，大兴县的得名，比老北京城得名还要早249年。
公元1154年，女真人建立了金朝，大兴县由此出现。“大兴”二字的寓意是“疆域广阔、兴旺发达”。金代北京被称为中都，内分两县，东为大兴（原来的析津县），西为宛平。元代在金中都的东北郊另建新城，即元大都，仍由大兴、宛平两县分管地方事务，明清沿袭。两县的辖区以北京城中轴线为界，包括城区和近郊。明代嘉靖年间修筑外城，大兴县界跨过南中轴线，向西到现在的南新华街，号称“天下首邑”。
自明洪武三年（1370年）在教忠方兴建大兴县署。后来，这里逐渐形成了一条胡同。由于大兴县署在这条胡同内是地位最显著的建筑，于是老百姓就把这条胡同叫做“大兴县胡同”。北京以中轴线鼓楼为界，分东、西两署。“大兴县治都城以东，与宛平县中分”。皇帝金銮殿上的龙椅正在中轴线上，所以有了“左脚踩大兴、右脚踩宛平”这句话。
明清地方上的县太爷通常是七品，大兴、宛平的知县却要高一级，为正六品。作为父母官，两县知县的权责颇为繁杂，断案、征税、选官、教育、祭祀，哪样儿都不能松懈。此外，虽然官阶高了一品，但这官做得风险也大。明清时期，皇亲国戚、重臣权宦多在大兴、宛平置有产业，知县有一点照顾不周，丢官还是小事，掉脑袋也说不准。当时有句谚语，说是“宛平城里做知县——跪着的差事”，大兴县令的境遇也差不离。但总有不肯摧眉折腰的，明朝嘉靖年间的大兴县令胡来缙就是个难得的清官。他对担这份差事的难处看得明白，但相信公道自在人心，得失不是一时可以计较的。胡来缙在任三年，不徇私情，秉公执法，连权贵也要怕上几分。
明洪武年间，大兴县署定址于后来的教忠坊界内，直到民国十九年（1930年），北京改属河北省，京兆尹撤销，将大兴县署迁至黄村，解放后基本确立了大兴县现在的辖区范围。1965年北京市整顿城市地名，将大兴县东胡同、大兴县西胡同并入后，改称大兴胡同。
从《乾隆京城全图》三排4列看，当时大兴胡同的格局基本得到保留，其中胡同中段路北的一组建筑，庭院开阔，进深较大。查阅《光绪顺天府志》，内中云“大兴县治，在安定门迤南教忠坊，南向”、“大门至署宅，共六层。土地祠、监狱，并在大门内”。比照此书记录的大兴县署座向及规模，图中大兴胡同中段路北的这组建筑，基本可以断定就是大兴县署，其位置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解放后被接管，近年拆改为东城分局大楼。
大兴胡同平直规则，多深宅大院，并没有想象中高大威严的古代衙署。大兴胡同在这里与南侧的文丞相胡同相通，形成一丁字路口，有老北京城隍庙一座，与大兴衙署相对。
历史上北京城内的城隍庙，主要有都城隍庙、江南城隍庙以及大兴、宛平两县的城隍庙等。其中都城隍庙创建于元世祖忽必烈时期，所奉主神被封为护国保宁王，在各地城隍中地位最高，由元至清一直香火不断，但只有一座寝殿保留至今，在金融街。位于南横街的江南城隍庙、丰台卢沟桥的宛平县城隍庙皆已被拆改，建筑格局保存最完整的唯有教忠坊内的大兴县城隍庙了。
明太祖朱元璋对城隍神特感兴趣，每年都有钱、米、衣服、棉被、医药、棺木等的施舍。除夕之夜，城隍庙戏台上还要上演木偶戏，人们可以到这里看戏“守岁”。
北京城隍庙位于交道口南大兴胡同18号（原30号），坐南朝北，原大兴县衙署对面。据上世纪50年代调查，主要建筑有庙门、前后殿及东西配殿。庙门三间，硬山筒瓦过垄脊，苏式彩画，内檐彻上明造，门两旁有同治十年（1871年）刻的石楹联：“阳世奸雄违天害理皆由己；阴司报应古往今来放过谁”，正间为穿堂。前殿三间，为过垄脊筒瓦顶，苏式彩画。后殿三间，硬山大脊筒瓦顶。东西配殿各三间，硬山合瓦顶，苏式彩画。庙内有民国九年（1920）碑1座，高2.4米，宽0.65米，厚0.19米，为《崔公德政碑》。记载崔公为北京大兴县县长，名麟，山东利津人，曾留学日本等。
据记载庙内原还有“清移建昭显城隍庙碑记”碑，额题“万古流芳”，刘永怀志，同治十一年（1872年）十二月立，碑阴题名，碑侧联语。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移建昭显城隍庙碑记》记载，大兴县的城隍爷，自明代以来一直委身在县署头门西壁的一间小屋里。清同治九年（1870年）冬，有个叫刘永怀的人，集资在县署的“坤方”购置了一块南北长二十六丈、东西十三丈的空地，用来兴建大兴县的城隍庙，两年后大功告成。碑中关于大兴城隍庙竣工于同治十一年的记载，又与山门式建筑楹联上注记的时间为同一年。
传说中的城隍为城市的守护神抵，原意为城漾。古称城堑有水者为池，无水者为隍。《周礼》中蜡祭八神中的第七神水庸，传即后世之城隍。城隍之论由来已久，南北朝时即有城隍神庙。明太祖曾诏令天下，府、州、县城隍之神，惟有司得祭，清代继之。此庙当即为大兴县之城隍庙。
明清时期，京城里有城隍出巡的习俗。所谓城隍出巡，即大兴、宛平两县的城隍前去拜见都城隍。农历五月初一（一说四月二十九），是大兴县城隍出巡的日子。每逢此日，大兴县众都要举行一套具有宗教意味的仪式。
出巡之时，城隍塑像端放于舆轿之上，八人抬轿。许下心愿的信众，则扮成各种角色，与轿随行，作为还愿。这些人有挥扇的，有牵马的，还有的打扮成罪人的样子，披枷带锁前行。这些枷锁虽轻，但据说都是从衙门借来的真家伙。许了大愿的那些人，伸平双臂，用铁钩穿过皮肉，钩上悬灯，据说心诚则不觉疼痛。虽然实际上铁钩挂肉并不太深，而且灯下端有红绳与手指相连以分担重量，但听起来还是让人有些头皮发紧。钩肉悬灯的“勇者”不光是男人，还有女子。清朝有竹枝词唱到：“可怜多少如花女，爱作披枷带锁人。”还有人扮成衙役、鬼差的样子，敲鼓鸣锣，排场与知县出行相当。沿途百姓纷纷送上茶水，或焚香恭迎。
城隍见毕都城隍归庙，才能开庙降香。塑像安放后，许愿者跪于阶下，“由一人唱名说某某人当堂开锁，于是即有人为之开锁去枷，脱去罪衣罪裙，愿心已了，方可安然回家。又对助善人说某某人当堂释放，于是牵马打扇提灯诸人亦有了交代。”
1985年调查访问时得知，过去每年农历四五月间举行城隍会，即城隍出巡，或者逢久旱不雨或连阴不晴之时，也有城隍出巡的活动，届时当地百姓将藤胎城隍像抬出，所谓的“出驾”，后面跟随由老百姓扮成的牛头马面、判官小鬼，还有由小孩扮成的鱼鳖虾蟹等水族。一些善男信女打着扇子搧风祈雨或求晴，队伍从大兴胡同西口出发，一路敲锣打鼓，香烟缭绕，绕交道口一圈再回来，把城隍像放归原处，此风俗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据1937年调查报告，庙内尚有道士五名，负责人名牛明德。
解放后，城隍庙改作民居，庙内原有建筑基本存留，山门已封闭，改成居民住房，外面的石联尚存，碑及其他文物皆无存。
现存山门建筑面阔三间，灰筒瓦硬山顶，中为门道，上方拱券雕刻五条祥龙，两侧各有一石联，上书“阳世奸雄违天害理皆由己，阴司报应古往今来放过谁”，并标记“大清同治十一年岁在壬申孟夏恭录”、“邑中后学姜伯麟薰沐敬书”。
在民间信仰里，城隍是城市的保护神，各地百姓一般把对当地有特别贡献的正人君子奉为城隍，如北京的于谦、杨继盛，上海的秦裕伯等。由于唐代以来形成的城隍神，与地方官分司阴阳的观念，双方在地理上也分庭抗礼。联系一下山门上楹联的内容，把大兴县城隍庙建在大兴县署对面，似乎也有警醒当政者的用意吧。
直隶，中国旧省名。宋制，地方行政机构以州令用劲，其直属京师者称直隶。元不属诸路及宣慰司或行省的府县，亦称直隶。明、清不属府而直属布政司的州称直隶州。特指今河北省。
顺治十五年（1658）为直隶建省之始，大名府（今邯郸市大名县）为直隶省第一个省会。顺治十七年（1660）直隶巡抚“移驻真定”，真定成为直隶省的第二个省会。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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