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听到“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时候，我心里都是很膈应的。
每次听到“现代人越来越冷漠了”的时候，我心里更是痒得难受。
我特瞧不起那种“过去的才是好的”、“现在越来越糟糕”的说法，从心底里瞧不起。
对于前者，我仅能用“人类社会在进步，也会有对应匹配的道德观”、“现代社会的道德水准因为吃饱喝足一定是比古代高的”来辩驳一二。
对于后者，我没有一丝头绪，只好甚至我也认为“现代人越来越冷漠了”，只能说服自己这可能就是社会进步的代价吧？
直到今天我看到了一本书，提出一个非常妙的视角来解释这件事，看得我哪怕直呼“绝了”。
各位可以先尝试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为什么现代人越来越冷漠了？
表现为：不再重视家庭、邻里关系；不再频繁人情往来；不再重视宗族长辈……甚至感觉父母和子女之间的联系都淡了？
好的，那我们开始。
不止是人情
家庭、亲戚、宗族、邻里……在农业社会中，不只是人情那么简单。
一个十三四岁的年轻人，正要准备自食其力的时候，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自食其力的条件。
要种地，地从哪里来？
父母或者家族分配。
要盖房，砖木从哪里来？
父母或者家族分配。
要娶媳妇，老婆从哪里来？
有了地有了房，还是需要父母去提亲……
没有父母或者家族，一个年轻人从零开始的难度太大了，现代社会还有些地方可以打个工卖个苦力，农业社会哪有那么多工作岗位？大家都要种地的，没地？连努力土里刨食都资格都没有！
除非打算找个大户人家卖身，也要看人家看不看得上。
家庭和家族在旧社会承担着极大的经济互助责任，启动资本（土地和房子）、人际关系都是继承自上一辈，毛头小子想白手起家，可不是靠一腔热血就能实现的。
子孙辈接收长辈的遗产，就要听长辈的安排，也要负责长辈的养老。
亲戚间有困难可以互相帮助，盖房垦地收麦子，挖渠放羊看孩子，都可以互相帮忙，打架都可以撑腰。
婚丧嫁娶，亲戚邻里随个份子钱，就是一种经济上的筹集启动资金。
家族集体办学堂分田地，不就是一种小型化的企业吗？
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社会里常见的保险、借贷、融资、养老、教育……都可以通过家庭和家族关系来实现。
作者如此写到：
「有一点是肯定的，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单个人生存下去的能力是很低的，天灾人祸、生老病残时你都需要其他人的帮助。所以，为了能够更顺利地活下去，也为了生命的延续，个人必须跟其他人进行跨时间、跨空间的利益交换，即人与人之间的金融交易是人类发展的必要行为。比如，原始社会时期，人靠捕获野生动物、采集野生果蔬养活自己。在那种生产方式下，个人时常会数天捕不到猎物，如果不是在部落之内人人共享狩猎采摘成果，亦即部落成员之间隐性地进行跨时间的价值交换，许多个人会很快饿死。
因此，人际金融交易是任何社会都必须进行的，只是实现人际金融交易的形式很不一样，今天我们熟悉的外部市场提供的金融证券只是其中之一。在原始社会里，部落公有制是一种实现形式。在那种安排下，个人没有自己的空间，没有自己的财产，但好处是所有劳动成果都共享，让群体活下去的可能性最大化。
在农业社会里，人际金融交易也以人格化的隐性方式实现，其交易范围缩小到家庭、家族这些血缘体系内。家庭、家族之内不分你我，养儿就是为了防老，子女即为人格化了的保险品、信贷品和养老投资品；亲戚间“礼尚往来”，就是我说的跨时间价值交换的代名词，得到一份礼就让你欠一份人情，下次回礼时你才还了那份人情。所以，那种金融交易安排下，交易头寸是以“人情”记录下来的，而不是以显性金融合约的形式记录的。
当养育子女是实现跨时间价值转移的最主要方式时，农民规避风险和养老的境况就不是由保险产品的好坏、股票的多少、基金的投资组合决定，而是由儿子的数量和质量决定，也就是传统所说的“多子多福”。“四世同堂”之所以是一种理想境界，也因为这样进行人际隐性金融交易的范围就可以尽可能地大。所以，越传统的农业社会，越会在粮食产量允许的条件下尽可能地让人口膨胀。
中世纪时期的欧洲，教会是血缘之外或者说与血缘网络并行的互助结盟组织，其结盟的基础不是血缘，而是对上帝的共同信仰。教会跟家族、宗族类似，一方面起到经济上的互助、互保作用，也就是实现成员间的跨时间利益交换，即金融交易；另一方面促进成员间的情感以及其他非物质交流，给成员提供安身立命的信仰基础。」
那么问题来了，如此重要的组织结构，为什么越来越不重要了呢？
更高效的金融
古代社会的“互助集体”通常以家庭和家族形成，家庭和家族也尽量变得庞大，这样互助效率才会更高。
比如说保险，三五人互保一定没有三五百人互保的效果好、风险低；比如教育，请个老师教家里的三个孩子肯定没有教全村的三五十个孩子效率高……
既然是越大越好，为什么无法形成比家庭家族更大的经济互助组织呢？
因为信任。
如今我们走在街上很少会担心被抢钱，大半夜吃个宵夜马路上瞎溜达心里也不会发慌，但在古代，法治跟不上，社会安全没有保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就无从谈起。
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法治基本上只维护统治者利益，都是纳税、谋反之类的罪名，只有在现代社会法治中，才会有民事纠纷的部分，古代社会这部分都只能有宗族、村落的长者按照习惯来仲裁。
这种非共识、小范围的社会规则，自然无法让一个广西人和一个东北人互相信任，而不信任会愈演愈烈直至激化。
最终导致，信任只在家庭和家族中小范围存在，陌生人＝不信任。
古代社会建立了小圈子的互助，是因为只能建立起小圈子的互助，因为广泛的立法执法还没有建立，大圈子互助无从谈起。
作者的表述也非常精妙：
「现在我们熟悉的由金融市场提供的信贷、保险、证券、基金等金融产品，并非人际跨时间、跨空间金融交换的唯一形式，只不过，它们是超越血缘、超越社团组织的非人格化的实现形式。在金融市场上，那些金融公司不管你姓什么，是谁的儿子，读过多少书，有什么意识形态，持什么政治信念，信过什么宗教，只要你具有交易信用，有支付能力，它们就会跟你做金融交易。
那么，为什么并非所有的社会都选择发展外部化、非人格化的金融市场呢？为什么在传统的中国没有出现现代证券市场呢？这又涉及人际金融交易的性质、所要求的信用支持架构。仔细思考一下，我们会发现，正因为金融交易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人际价值交换，是把交易双方在不同时间的收入进行互换，那么，彼此信任是交易能否成功的关键，信用和交易安全是核心。换言之，金融交易跟一般商品交易有本质差别，商品交易往往是现货，以现金交易，所以，交易双方即使素不相识，问题也不太大；但是，金融交易一般不是现货交易，而是价值的跨期支付，不能是一锤子买卖，所以，没有互信、没有保证金融契约执行的制度基础，就没有金融交易的发展。
现代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等，是伴随着现代法治制度的出现而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没有支持陌生人之间交易的现代商法、合同法、证券法等方面的发展，就不会有今天我们熟悉的那些外部化了的金融证券市场；反之，金融证券交易在陌生人之间的深化过程，也带来了更多、更深层次的法治要求，促进了后者的演变。在这个意义上，人际金融交易范围的不同，对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对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要求也会不同。
这就是为什么现代之前，几乎所有的农业社会都有立足于血缘的文化和社会秩序，传统的儒家文化也不例外。血缘关系是一种个人出生之前和出生之后都无法选择的关系，出生在哪家、谁是你的父母、谁是你的兄弟姐妹、谁是你的爷爷奶奶等等，这些都不是你能挑选的，也是你一辈子不能改变的。这种稳定和不可选择性，对于还没有外部非人格化、建立法治体系的传统社会来说，最有利于建立并维护诚信，血缘关系的永恒就是信用。所以，从金融的视角来看，传统的“育儿防老”是一种基于血缘的跨时间、跨空间的人际利益交换安排，而“三纲五常”所规范的“名分等级”秩序则是支持这种交易体系的文化制度保障。在“三纲五常”的安排之下，社会中每个人都有其名分、等级，越位就是“犯上”，甚至朝廷法律也明文规定不孝子该杀。这种刚性秩序当然能增加“孝道”下的人际隐性金融交易的安全，父母不用担心在子女身上的投资会没有回报，兄不用担心弟的回报。因此，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人们普遍对儒家建立的这种刚性交易体系“放心”，家庭、家族内的金融交易风险小，这也是这一体系能运作2000多年的原因。」
说回冷漠
现在我们知道了，是因为我们没那么依赖家庭和宗族了，好像我们没有那么有人情味儿了。
那这是一种好事还是坏事呢？
我倾向于认为，很多人脑海中的美好时光，都是加了个人滤镜的，现实可能非常窝火。
如果你喜欢的是温情的人情味，现代社会也应该是更好的选择，因为没有那么多“不得不”的利益绑架，让感情变成单纯的感情。
需要经济互助的部分交给专业的金融，让家庭回归单纯的感情，不是一种更有人情味的方式吗？
作者如此写到：
「只不过，这种刚性体系过于偏重父母、兄长作为“投资者”的权利（甚至权力），压制子女、年幼者的权利。只要你出生的时间晚，哪怕只晚一点，这一辈子的地位就永远低于先于你出生的人。特别是在这样一种隐性金融交易的安排下，“养儿防老”等于把子女当成了经济工具，家庭的建立、子女养育等，都过多地受利益驱使，使利益和感情无法分离。
因此，虽然家庭、教会、金融市场都能提供人际的跨时间利益交换，这几种交易安排之间也的确有极强的替代性，但是，它们的利弊差异极大。比如，在“养儿防老”体系下，人更多的是作为投资、保险、信贷交易的载体而存在，人首先是经济工具，而人性价值、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被牺牲太多。一个人可以因“不孝”而被处死，等于在说人存在的金融工具作用，就是体现“养儿防老”，不承认超越金融交易载体的人权。
相比之下，非人格化的金融市场发展之后，压在家庭、家族之上的经济交易功能逐步从家庭、家族剥离，信贷、保险、投资功能都可由金融市场来承担。这就是为什么我说金融市场正在把中国家庭从利益交换中解放出来，让家庭的功能重点定义在情感交流、精神世界上，家应该是情感的天地，是精神上安身立命之所，而不是利益交换场。」
一个案例
作者还列出了一个经典的案例，我们一起看下：
「2005年，刘教授来耶鲁大学访问一年。他对我讲到他的亲身经历：2004年，他在上海的内弟小王准备结婚，要花120万元买150平方米的房子。小王和未婚妻都在金融公司工作，年收入加在一起18万元，他们手头的积蓄有30万元，还缺90万元。那90万元怎么找到呢？
一种可能当然是小王去银行做按揭贷款，如果做30年到期、年息5%的按揭，小王今后的月供大约4832元，年供不到6万元，他们当然能支付，但占小王夫妻未来年收入的1/3。
不过，小王和未婚妻不愿意做按揭贷款。他们跟父母说，如果做按揭贷款，不是让他们一结婚成家就背上月供的包袱吗？小王的父母想想，觉得也是，不能让年轻夫妻背上这么重的包袱！他的父母60岁出头，已退休，手头有60万元养老用的积蓄。就这样，小王父母拿出手头60万元的积蓄，刘教授夫妇把手头仅有的20万元积蓄贡献出来，另一位亲戚出10万元，给小王买上了150平方米的房子。
当然，刘教授讲的故事对中国人很普通，没有什么稀奇。只是这种安排改变了小王大家庭的关系和性质。
第一，刘教授现在一想起这事就恼火。作为历史学教授，他的收入不高，20万元的积蓄是他当时所有的钱。他说自己在广州的房子还不到70平方米，凭什么他要用自己所有的积蓄供他内弟买那么大的房子？所以，从那以后，提起他内弟，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过去的积蓄，而不是他跟内弟的感情有多么好。况且因为那笔钱，刘教授跟夫人的关系也变得紧张！
第二，本来，小王父母可以把自己的60万元养老钱做投资理财，若干年后自己能有钱养活自己，也能有自己的尊严。但是，现在钱都给了儿子，今后的养老就要很大程度上依靠儿子、女儿了。也就是说，不管今后跟儿媳、女婿是否处得好，都没有别的选择，只好跟他们一起住，或者靠他们供养，等着他们给钱。这样，本来可以自立养老的小王父母，今后就只能看别人的脸色养老了，不能有自己的自主生活空间，不能想怎么花钱就怎么花了。
第三，同样糟糕的是，正因为小王这么容易就得到90万元的帮助，他无法感受到靠自己劳动养活自己的责任，那看似“免费午餐”的90万元，只会培养懒惰。
而如果小王通过按揭贷款获得90万元，表面看会给小王夫妇带来月供压力，但是，这种压力不是坏事，会迫使小王奋发向上，增强责任感。同时，这也让其父母留住养老钱，不需要看子女的脸色。另外，对刘教授夫妇来说，他们的关系就不会出现紧张，当然也不会让刘教授一想起内弟就想到自己失去的积蓄。
实际上，这两种安排，给每个人带来的自由度也截然不同。试想，小王拿了亲戚的90万元买了大房子，他们夫妻俩今后消费什么东西，亲戚自然有权过问、有权管，就像刘教授抱怨小王的房子比他的大很多一样！等小王父母更老、靠子女的钱养老时，他父母花钱也会受到儿子、儿媳、女儿、女婿的监督，花别人的钱能那么自由吗？」
金融塑造自由，自由必然冷漠。
完！
我是揉揉人人，这是我的第371次成文，是他又一小部分平凡而无聊的人生，也是他又一点小小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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