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易解之一：“貌合神离”的北宋五子

有句俗话叫“应运而生”，人才也是这样。赵宋王朝“重文抑武”，赵匡胤和他的子孙对待读书人不错，因此造就了一个文风兴盛的时代，文人墨客层出不穷。

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张载）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五子”不仅都是饱读诗书的儒家学者，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构筑了各自的哲学体系，因此，被后世尊为“理学家”。其中，周敦颐被认为是理学的开山祖，而二程则是理学的奠基者。

不过，我们不能望文生义，把“理学家”当成“理科生”。之所以冠之以“理”，是因为他们思考和讨论的主要内容是“义理”之学，故称为“理学”。

很多人对“理学”为什么兴起在北宋感到不解，其实这是历史的必然。

在政治上，唐之后长期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社会秩序大乱。为了赵宋王朝的稳定和巩固，重整社会秩序和封建纲常，从思想上控制、从行为上杜绝所谓的“以下犯上”和“臣弑其君”这些活动，宋代统治者执行“重文抑武”的政策，通过倡导尊儒读经的方式，以图建立起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教思想，来保障统治。

在经济上，宋代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形成了颇为发达的民间文化。这一时期，印刷术已经成熟，图书出版也繁荣起来，在官学之外，民间也出现了书院。在这种文化发达的条件下，民智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受到佛教的影响，人们开始热衷于进行内心世界的探索。

从儒家自身而言，自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取得的社会的主导地位，成为了“国教”。不过汉晋之后五胡乱华，佛道兴起，极大地削弱了儒学的社会地位，儒家学者希望复兴儒学并重塑其影响力。

唐安史之乱后，这种运动就已经开始。儒家学者一面抨击佛道，一面复兴儒学。至北宋初年初具规模，产生了著名的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以及之后的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逐渐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理学。之后经过后世理学家的不断丰富和发展，至南宋理宗时成为官方哲学，并影响元明清三代。

本质上，理学是一种哲学化的儒学。经过理学家的改造，传统儒家道德信条式的说教成为了具有哲学意义的理论体系。与先秦儒学相比，宋明理学更哲学化，和董氏儒学相比，理学少了一点“政治味”，多了一点“人情味”。

为什么说理学是一种哲学化的儒学呢？

因为，它明确了回答了“宇宙的本原是什么？如何认识这个世界？”这些根本问题。

这些问题，无论是先秦儒学，还是董氏儒学都是不太关心的，或者是避而不谈的。汉晋之后，佛道的蓬勃发展，尤其是佛教当中关于宇宙和人类起源，对于心性问题的探讨，都强烈地吸引着大众，导致大量人才投向佛道，故时人有所谓“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的感叹。

儒学自身面临的困境，是理学产生的内在原因，而政治和经济上的变化，则是促进理学产生的外部因素。

纵观五子，周敦颐以“无极而太极”立论，邵雍以“先天象数”为基础，二程谈“理”，张载论“气”，各有千秋，都可谓是“其所自得多矣”，虽然不可避免地杂以佛道内容，但究其立论基础，都源于《周易》、《中庸》、《大学》、《孟子》儒家经典等，这恐怕也是程颢明知道邵雍的学问出于道门，但仍然称赞其“纯一不杂”的原因。

有趣的是，理学的开山祖周敦颐和邵雍一样，竟然也同出陈抟门下。

陈抟━种放━穆修━周敦颐

                 ┗━━━李之才—邵雍

大众对周敦颐的印象恐怕一直停留在他的《爱莲说》上，其实《太极图说》才是周敦颐的开山立派之作。

和我们现在常见的太极图不同，周氏太极图由多个小图组合而成，内含太极、乾坤、坎离、阴阳、五行等多种要素，用来解说宇宙的本原和万物的生成。这个版本的太极图来源于道门，周敦颐借鉴过来，以弥补儒学在这一方面的不足。

当然，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周敦颐提出了“无极而太极”的概念。相比《周易》中说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周敦颐在“太极”之上放了一个“无极”，看似有些画蛇添足，头上安头，但其实涉及到一个根本的哲学问题——宇宙的本原是什么？

这个问题就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是没有答案的。所以，对于这个问题，孔子干脆回避，“子不语怪力乱神”，老子回答的就比较巧妙——有无相生，也就是说宇宙的运动就像一个圆环一样，无始无终，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始终是在有和无之间循环。

现代的“大爆炸宇宙论”认为：宇宙是由一个体积无限小，密度无限大，温度无限高的奇点于137亿年前一次大爆炸后膨胀形成的。说实话，阿伟哥无法想象出小到什么程度算是“体积无限小”，其实，还是老子说得清楚——其小无内。

周敦颐从道家太极图中得到灵感，以《周易》立论。不过，周敦颐认为《周易》中的“太极”这个概念表达得还不到位，于是在太极之上又加上了一个词—“无极”。

我们注意到，周敦颐说“无极而太极”，并不是“无极生太极”，且在同一文中还说“太极本无极”，这看似矛盾的话，其实是将“宇宙本原”这个问题答案分割为两个，无极为体，太极为用，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

“无极”这个概念，看似周敦颐首创，其实老子才是真正的发明者，《道德经》中说：“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於无极”。所谓“知其白，守其黑”，不知道是不是后世创作“太极图”的灵感所在。

既然周敦颐已经开山了，是否意味着理学就正式创立呢？

还不能这么说。所谓开山，好比建一座房子，打好了地基，但不能说房子就建好了。那么，后世公认的理学创始人是谁呢？

是程颢、程颐兄弟。

二程曾经受教于周敦颐，按说二程理论应该受周敦颐影响才是，其实不尽然，因为，这哥俩成名以后，却不怎么认周敦颐这个老师。

二程兄弟相差1岁，哥哥程颢活了54岁，弟弟程颐活了74岁。大程去世的时候，小程写了一篇《明道先生行状》，“明道”是程颢的字，“行状”是生平简述。其中提到：

“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

周敦颐，字茂叔。不称呼对方的“名”，而称呼“字”，是一种礼貌的表现，但也仅相当于“你”和“您”的差别。作为曾经的老师，程颐直呼“周茂叔”，显然不太尊重，换言之，有些不认他。

当然，二程兄弟不认周敦颐，并不是不认可他的为人，而是不认可他的理论。

文中写到：程颢十五六岁，曾受教于周敦颐，于是有了求道之心，但“未知其要”，也就是说关键地方还是没有搞明白。从周敦颐那里找不到答案，于是遍寻各家，尤其是佛道，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最后才在儒家经典中找到了答案。

这个答案是什么呢？

这就是“理”。

“理”是二程思想的核心和基石。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把“理”上升到哲学最高范畴，是从二程兄弟开始的。就像程颢所说的“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程颢所言“自家体贴出来”的意思，并不是说他发明了“天理”这个词，而是指他最先体悟到了这个概念的深刻内涵，并把它置于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取代了儒家旧有的“天”的位置。

“天理”和“天”，一字之差，却表征着哲学内涵的深刻变化。

先秦儒学中的“天”，是对周文化中“天”的继承，兼具“自然”和“神化”两种属性，更多的时候是对宇宙自然规律的一种“人格神”化。比如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孟子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都是如此。

到了西汉，董仲舒推出“天人感应”的理论，将儒学中的“天”，彻彻底底“人格神”化为至高无上，主宰一切的“天”。人在“天”的面前，只有俯首听命的资格，获取“天”的旨意，只能依靠“感应”。

唐宋之际，佛教流行，禅宗兴起，佛教注重心性探索的内容，尤其是禅宗打倒偶像崇拜，不假外求，直指人心的思想给了儒家学者极大的启发。

程颢从儒家学问入手，后“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对各家的优劣一清二楚。于是又从儒家经典入手，挖掘出了“天理”这个概念，来弥补儒家的短板。

二程兄弟的“理”或者说“天理”，不同于先秦儒家和董氏儒学的“天”，既非自然的物象，也全然没有了“人格神”的意味，而是一种超自然的存在，可以靠“自家体贴”而得出。

二程兄弟所谓“理”，既包含着自然“物理”之理，也包含着人类社会的“事理”和“人理”。将哲学的最高范畴定义为“理”，再将“事理”和“人理”也纳入其中，如此下来，儒家的很多思想也就堂而皇之地被推上了“天理”的地位。

当然，这也是后世统治者重新将儒学拾起来，作为官方哲学的重要原因。因为，如此一番闪展腾挪，类似“三纲五常”这种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儒家思想，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绝对真理”，成为了至高无上的法则。

当然，二程兄弟在当初设计“天理”这个概念的时候，有没有替统治者作这番打算，我们不得而知。我们相信，他们做学问的态度是严谨和认真的。试想，当发现世界上竟然有这么一个牛X的东西存在，二程兄弟是多么自豪。在这种心态下，也怪不得不认周敦颐。在他们看来，“无极”这个概念既没有体现深刻的哲学内涵，还满满的一股“道家风”，不能算作是“纯一不杂”。

二程兄弟自我感觉非常良好，对同为五子之一的张载，也不是很认可。

曾说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张载也算是一个牛X人物，至少这四句话是牛气冲天。

张载是二程的表叔，整整大程颢一轮。张载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不安分的青年，喜欢军事，总想上马杀敌，报效国家。曾上书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的范仲淹，请求效力边疆。范仲淹也有识人之智，一看便知道这是一个有远大前途的青年，也可能觉得他不是学军事的料，劝告他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让他回去研究《中庸》。张载研究《中庸》以后，仍然觉得不满足。又试图从佛道中寻找灵感，经年累月，也没有什么进展，最后不得不又求之于儒家经典。

这个经历和程颢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出入佛老，返归六经”，几乎是所有宋明理学家的共同特征。

不同之处在于，张载更多地是从黄老道家中汲取了营养。张载说：“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在他的理论中，“气”是宇宙的本原和本体，万物都是由“气”化而来。“太虚”是指气散而未聚的原始状态，而“道”则体现在气的千变万化中。

显然，张载的理论有太过浓厚的“道家味”，而且同样没有将儒家最看重的“义理”反映出来，因此也被二程判为不合格。

不过，毕竟是自己的表叔，这话二程没有明说，而反映在二程弟子的一些文章中。

游酢在赞誉其师程颢的时候说：“（张载）既而得闻先生论议，乃归谢其徒，尽弃其旧学，以从事于道。”

按照游酢的说法，张载一听到程颢的谈论，就改弦易辙，尽弃旧学，这事儿听着怎么也有些夸张。好歹张载也是开门立派的大学者，怎么可能连一点自信都没有呢。

程颐的得意弟子尹焞说：“横渠（张载）昔在京师，坐虎皮说《周易》，听从甚众。一夕，二程先生至，论《易》。次日，横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为诸公说者，皆乱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横渠乃归陕西。”

尹焞说张载在京师设馆收徒，教授《周易》，一听二程论《易》，承认自己都是乱讲，立马败归陕西。这个颇有点踢馆比武的味道，怎么也不像文人学者的做派。

况且，从张载的言论看，似乎对二程的境界，也不是完全认可。张载曾说：“二程从十四岁时便锐然欲学圣人，今尽及四十未能及颜闵之徒。小程可如颜子，然恐未如颜子之无我。”翻译成白话就是:“二程兄弟从十四岁就立志学圣人之道，现在快四十了，连孔子弟子颜回和闵损的水平都没有达到。小程勉强像颜回，但恐怕也做不到颜回的无我。”

这种争执，中间没有掺杂个人的恩怨，而单纯是一种学术之争。俗话说，文人相轻，其实更多的时候体现的是一种对自己思想和理论的坚持和执着。

五子当中，我们说了四子，只剩下一个邵雍了。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理论各有不同，但却被同列为“理学家”，其原因在于后世认为五人都是儒家学者，都是从儒家经典立论，都对传统儒学的核心概念和最高本体进行了升级改造和重新诠释，从而使传统儒学再一次焕发了生机，并影响其后近千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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