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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经济学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他于1776年发表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被认为是近代经济学诞生的标志。斯密创建了劳动价值论，论述了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社会财富的积极作用及对工人的不利影响，分析了与资本主义社会三个阶级相应的三种收入，从而形成了涉及当时经济理论的所有范畴和内容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
 
 
大卫·李嘉图是古典经济学的又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他在斯密学说的基础上，在价值理论、货币理论、收入理论、对外贸易理论等方面都做出了新的贡献，其代表作是1817年完成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在大卫·李嘉图同期及其后，一些经济学家如西尼尔、约翰·穆勒、马尔萨斯、萨伊等学者的研究则有所不同，他们基本脱离了劳动价值论，而是分别提出了经济学方法论、人口论、“生产三要素”论、供求平衡的“销售论”、节欲论等。其中，约翰·穆勒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上述从斯密到萨伊的所有理论的综合，这本教材在很长时间内对欧洲的经济学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
 
 
新古典经济学19世纪70年代，三位经济学家几乎分别同时提出了边际效用论，他们是维也纳学派的门格尔、数理学派的杰文斯和瓦尔拉斯。随后，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又提出了边际生产力理论。边际效用论反对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的形成以物品的稀少性为前提，而以物品的效用为必要条件；价值是人对稀缺产品的效用的一种主观评价，边际效用是衡量价值量的尺度。边际效用论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边际分析法，边际被定义为数学上的变量，边际量就是总量函数的一阶导数。这样，数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就获得了切入点和路径。
 
 
这就是经济学史上所谓的“边际革命”，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在1890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这是第二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教科书，他由此成为经济学说史上第一个真正的集大成者，是剑桥学派的创始人。马歇尔把古典经济学的供给分析与边际学派的需求分析加以综合，提出了均衡价格理论，并为经济学研究创立了一套分析工具和方法（边际分析、局部均衡分析等）。马歇尔的学说是对古典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既坚持了古典经济学的市场主导和自由放任的思想，又有理论和方法创新，因此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为微观经济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马歇尔开始，政治经济学的名称就被经济学所替代。截至20世纪30年代，微观经济学在许多方面都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包括张伯伦和罗宾逊夫人的垄断竞争理论，帕累托、希克斯等人对序数效用论和一般均衡论的拓展，福利经济学的形成等。
 
 
现代经济学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粉碎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机制能自动调节供求从而达成充分就业的神话，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改变需求不足的根本途径在于政府干预。在研究方法上，凯恩斯开启了总量分析的先河，建立了不同于微观经济学的宏观经济学。这就是经济学史上的“凯恩斯革命”。
 
 
面对凯恩斯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或者说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在理论、方法和政策上的分歧，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1948年出版了《经济学》教科书，试图对二者进行梳理、调和与综合。萨缪尔森所谓的“新古典综合”，就是把凯恩斯的就业理论同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论和分配论加以综合与贯通，并以微观经济学来服从宏观经济学。新古典综合理论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广泛流行于西方经济学界，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新正统。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滞涨”（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局面，暴露出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的弊端，这为各种反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流行提供了客观条件。
 
 
一开始是货币主义最有影响，后来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性预期学派）影响较大。为了答疑这些反对学派，新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即在凯恩斯主义基础上吸取非凯恩斯主义某些观点与方法而形成的理论。不管新凯恩斯主义和非凯恩斯主义进行怎样的争论，二者都致力于为宏观经济学构筑微观基础，因而在客观上推动了现代宏观经济学乃至微观经济学的发展。在现代宏观经济学发展的同时，微观经济学在深度和广度上也得到拓展，为此做出贡献的有新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