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张帆《中国古代史（下）》的课堂实录“元朝的统治”系列，感谢张帆老师的支持。更多北大史学课堂内容，请点击上方tag或在文末私信中回复“书单”或“实录”后查看。
“元朝的统治”系列内容包括：①治国方针的转折；②经济与社会的变化；③征服与和平——元代的对外关系；④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⑤汉化迟滞问题。本讲为“元朝的统治Ⅴ：汉化迟滞问题”，张帆老师从皇位继承制度、统治者的汉化水平、八思巴字、硬译公牍文体等角度解读了元朝的汉化迟滞问题，分析了元朝汉化迟滞的原因。
元朝的统治 Ⅴ ：汉化迟滞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张帆
本文共3800字，预计阅读时长12分钟
元末，社会矛盾不断积累，爆发大规模动乱，元朝就灭亡了，好像是按照中国古代的“王朝周期律”又走了一遍。但是，作为疆域空前辽阔的大一统王朝，而且是一个基本没有外患的王朝，元朝统治一百多年就崩盘了，实在早了一些。因此它灭亡的原因就具有一定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有可能要从文化背景方面去寻找。
我认为，元朝的短命而亡，主要是亡于统治集团与被统治地区的文化差异未能弥合，亡于汉化迟滞。由于这种文化差异或汉化迟滞，元朝统治者无法对社会危机作出敏锐和准确的反应，在及时疏导社会矛盾方面很不成功。
一、皇位继承制度
元朝的皇位继承不太稳定，一直出现各种各样的风波。下面这张图描述的是忽必烈以下历代皇帝的传承情况。
忽必烈以后元朝所有皇帝都是忽必烈皇太子真金的后代。皇太子真金比忽必烈死得早，留下三个儿子。一开始接班的是老三，老三死后，皇位转到老二后代手里，后来一度转到老大后代，最后又转回到老二的后代。传接次序很乱，因为元朝没有确立前代中原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这说明元朝接受汉族制度文化是不到位的。历史上凡是汉族王朝，原则都采用嫡长子继承制，少数民族王朝对这个制度不太认可，但也会逐步接受。倒不是说嫡长子继承制有多么正确，只是说这套制度比较有利于政权的稳定。如果没有一个基本固定的继承原则，皇位争夺就太容易发生，对国家损伤严重。
元朝从忽必烈算起一共十个皇帝，在位时间差别很大。忽必烈在位三十多年，最后的元顺帝在位三十多年，中间八个皇帝加起来一共也才三十多年。皇帝在位时间短，导致皇位更迭频繁，皇位争夺不停地出现，加剧了元朝的早衰。
由于元朝统治者不太接受嫡长子继承这种观念，所以一直保留着草原旧俗，皇位继承要经宗亲贵族开会确认。即使前面的皇帝立了皇太子，开会这个程序也不能缺少。开会定人选，就增加了很多变数，大则引发政变甚至内战，小也激化许多矛盾。最终结局确定，新皇帝即位，宗亲贵族们还得大吃大喝好多天，然后各自回归草原。有诗描写吃喝场景说：“万羊肉如林，万甕酒如泽。国家富四海，于以著功德。”铺张浪费相当严重。
皇位更迭频繁，还更容易导致权臣专政。皇帝在位时间不长，有些大臣却连任几朝，拥有实力和人脉。他们很容易搞政治投机，把宝押在某个人身上，帮他夺取皇位。一旦得逞，自己有拥戴之功，地位就更高了。这些权臣为把持和巩固手中的权力，拉帮结派，不择手段，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元顺帝时，一个叫伯颜的大臣就是典型代表。他的官名长达几百字，除本职（中书右丞相）和一些荣誉头衔外，主要是各种兼职。兼职多了徒具形式，等于没有兼职，这么长的头衔其实显示了此人政治水平的低下。
简单来说，元朝中后期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政局不稳，一方面皇位更迭频繁，另一方面朝中大臣内斗不休。进而催生权臣专权、财政危机，促使元朝统治走向终结。
二、统治者的汉文化水平
蒙古统治者的汉文化水平不高，势必使其在统治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帝国时感到捉襟见肘。不光汉文化水平低，在文化取向上也与汉族文化相去甚远。我们看几条材料：
先生（许衡）每有奏对，则上（忽必烈）自择善译者，然后见之。或译者言不逮意，上已领悟；或语意不伦，上亦觉其非而正之。
——《元朝名臣事略》卷八《左丞许文正公》
许衡是元初大臣，也是个理学家，名声很大，所以忽必烈对他比较重视。这则材料是说，每次许衡要去汇报工作，忽必烈都事先安排一位高水平翻译，然后才接见他。有时候翻译的人结结巴巴译不出来，但是忽必烈已经听懂了；有时候翻译译得不太准确，忽必烈也能发现并纠正。这则史料非常形象，展现了忽必烈和许衡这样的汉族儒士是如何交流的。到元朝最后面的文宗和顺帝，汉语水平才达到可以与汉人自由交流的程度。
第二则史料是元末一位宰相说的话：“臣素不读汉人文书，未解其意。”（《元史》卷139《阿鲁图传》）意思是，我这个宰相从来不读汉人的书，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意思。
第三则史料是有关元末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的。这位皇太子还没有即位，元朝就被推翻了。他曾经跟人聊天说：“李先生教我儒书许多年，我不省书中何言，所言何事。西番僧告我佛法，我一夕便晓。”（权衡《庚申外史》至正二十二年条）也就是说，皇太子学习儒家经书多年，也不知道里面说些什么；但是学习藏传佛教理论，一下就懂了。
这些材料说明，以皇帝为代表的蒙古高层统治者汉文化水平不是太高，而且也缺少学习兴趣。前者是文化素质的问题，后者是文化取向的问题。这种情况，对统治的效果产生了很大影响。
三、八思巴字
在元朝，蒙古语广为流通，也造出了一套相应的文字，叫八思巴字。本来，成吉思汗统一草原后已经让人创造了蒙古文。到忽必烈时代，他觉得以前的蒙古文不够气派，于是让吐蕃高僧八思巴在藏文字母基础上改制出一套新的字母，即八思巴字。这套字母首先用来拼写蒙古语，但也被用来拼写汉语和其他语言，相当于同时给汉语造了一套拼音字母，这种想法是很超前的。八思巴字在元朝被定为“国字”，普遍推行，重要的文件都使用这套文字，汉字居于辅助地位。今天我们见到元朝的授官文书，就是委任状，上面写一行八思巴字，再写一行对应的汉字。元朝印刷的《百家姓》，也有八思巴字、汉字对照版。
但是，这套字母不好用，因为它很难兼顾不同语言的发音体系。因此到元朝灭亡，就废弃了。八思巴字的创制和推行，说明元朝并不想跟汉地文化完全融合，而是想保持并发展自己的特色文化。当然这不能说不对，我们只是顺便指出这个现象。
四、硬译公牍文体
上面提到，元朝皇帝的汉语水平基本不过关，大部分人无法用汉语熟练地与人交流。所以在元朝的御前国务会议、就是大臣向皇帝汇报工作的场合，都用蒙古语交流，蒙古文（应当是八思巴字蒙古文）记录。参会的蒙古人自然没问题，那色目人和汉人怎么办？他们早就学会了蒙古语。如果不会蒙古语或没学好，在元朝是做不到高层管理岗位的。
但是，把会议文件发到下面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因为汉族老百姓，包括很多基层官吏，大多不懂蒙古语文，得给他们翻译。翻译的话又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蒙古语和汉语的语法规则有很大不同，如果精雕细刻地翻译很费事。于是，元朝发明了一种新的办法：主要把文字翻译过去，语法规则不一定全部转变，有时间就多变点，没时间就不变。简单来说，就是把蒙文翻译成蒙语风格的汉文。学者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硬译公牍文体”，也有叫“蒙文直译体”的。这种文体的产生，说明元朝上层统治者和汉文化之间还是比较有距离的。他们开会时既不用汉语讨论，也不用汉字记录，因为要给老百姓看，才把文件勉强变成汉字。这是元朝独有的一种文件，别的朝代没有这类文件。
举个典型的例子。上图是元朝皇帝发给地方一个寺院的圣旨，作用是保护这个寺院的财产和权益，不要让其他人骚扰、侵占。同时，也提醒这个寺院不要做违法的事情。大家阅读一下这个圣旨，我相信很难看懂它在说什么。这还是加了标点，没有标点更难懂。可以说，由于上层统治集团对汉文化接受程度不高，导致本族文化与汉文化相融汇，形成了一种新的、独特的文化产品。
上图是明修《元史》保留的一份元朝“硬译公牍文体”皇帝即位诏书。一般来说，皇帝即位这样的大事，不应该使用“硬译公牍文体”，还是要由汉族文士起草一篇典雅的汉文诏书，抑扬顿挫，对仗用典。因为这代表王朝形象，不能随便糊弄。但是有一次出现意外情况：泰定帝在草原即位，身边没有汉族秘书，只能写蒙文诏书，再硬译为汉文。这份诏书保留到了《元史》里面，大概是历代正史当中唯一一份白话诏书了，而且还是带有蒙语风格的白话。大家可以阅读一下，这个文件翻译得稍微好懂一点，没有上一份蒙语色彩那么重。
一直到清朝乾隆年间，重印二十四史，乾隆皇帝觉得这段硬译诏书有些土，让翰林院替元朝把它改成规范文言文。上图就是改后的样子，里面只保留了一些音译的蒙古语词汇，语法已经全部变成汉语了。大家可以对照阅读。
这种文体到了明朝也没有马上消失。朱元璋在位期间，曾经给青海某部落发过一份诏书，就是上图呈现的《谕西番罕东毕里等诏》。内容是恐吓该部落：“你们赶紧来朝贡啊，不来朝贡我可要去打你。我要打你，你后悔就来不及了。你好好想一想。”威胁利诱并用：“你只要是主动来朝贡，咱们就和平相处，我还给你赏赐、官职。不来的话那非常危险，我们军队过去你可糟糕了。”颠来倒去地说这样一些话。大家可以看一下，基本还是元朝风格的，以后就逐渐没有了。
元朝中期，朝廷找一些汉族官员学者给皇帝开设讲习班，学习汉文化，这就是之前讲过宋朝创立的“经筵”。不过，宋朝的课两天上一次，元朝却是十天上一次，可见元朝皇帝的学习带有较大象征性。学习内容也非常简单。现在能见到一两份当时的讲稿，上图就是其中一份讲《通鉴》的，内容是汉高祖入咸阳约法三章。这个故事十分简单，按说都不用解释，但元朝不行。得把它先从古文译成白话，加一些讲课人的白话发挥，再将这份白话讲稿译成蒙古文，才能和皇帝讲。可惜蒙古文翻译稿现在看不到了。
五、汉化迟滞的原因
与北魏、辽、金、清等北方民族王朝相比，元朝的汉化为何显得迟滞不前？我认为大约有三个原因。
第一，蒙古族在进入中原以前从事比较单纯的游牧、狩猎经济，对汉族农业文明几乎全无接触和了解。认识农业经济的重要性、接受相关的一套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对他们来说相对比较困难。他们不像女真族那样有自己的农业基础，也不像契丹、鲜卑那样，建立政权前已经在汉族边缘生活了一段时间，对汉族农业文化有所了解。
第二，蒙古建国后除汉文化外，还受到藏传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乃至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对本土文化贫乏的蒙古统治者来说，汉文化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药方。换句话说，蒙古统治者的眼界比较开阔，觉得各种复杂文化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点，对汉文化谈不上有多么崇拜。
第三，尽管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已经分裂为元王朝和四大汗国，但在相当长时间里，元朝在名义上一直还是蒙古世界帝国的一部分。漠北草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存在着一个强大而保守的草原游牧贵族集团。这就使得元朝统治集团仍不能摆脱草原本位政策的影响，长期难以做到完全从汉族地区的角度出发来看问题。这种情况也是其他北方民族王朝不完全具备的。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