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我认识杨华先生时，他正在写作博士毕业论文。礼制问题当年在学术界还是一个相当冷僻的领域，然而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要揭示中国文明的内在结构和核心价值，根本不可能绕开它，尤其是考古发掘和研究。
相对于其他邻域，专门从事礼制研究的学者仍然人数很少，原因很简单，难度太大。历代经学家、礼学家为之皓首穷经，清代学者更是集其大成，留给后来人的学术空间非常狭窄。要超越传统经学，无非在两个方面下功夫：一是新方法，二是新材料。随着考古发掘的广泛开展，尤其铜器铭文和简帛材料的出土与研究，为礼制研究带来了生机。对礼制研究者来说，可谓躬逢其盛。
《古礼新研》
作者：杨华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12年3月
定价：58元
《古礼再研》
作者：杨华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21年4月
定价：128元
杨华先生就是利用简帛材料研究礼制问题的代表性学者。他先后出版了《先秦礼乐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新出简帛与礼制研究》（台湾古籍出版公司，2007年）、《古礼新研》（商务印书馆，2012年，以下简称《新研》）、《古礼再研》（商务印书馆，2021年，以下简称《再研》）。除了与其他学者合著的几种《中国文化史》著作之外，其他著作都送给了我。
有一位学术前辈曾经直白地对我说，考古发掘人员对自己的发掘所见，非常缺乏礼制方面的认识。我自己参加过一些考古发掘，深深感觉到这一点。拜读《新研》和《再研》时，会时常联想到自己参加过的一些考古发掘，加深自己事后对这些考古发掘的认识。阅读其他学者的发掘简报和考古报告时，也会有这样的联想，深深感觉到考古工作者需要加强礼制方面的文献修养。
台湾出版的《新出简帛与礼制研究》，包括《新蔡简所见楚地祭祷礼仪二则》《新蔡简祭祷礼制杂疏（四则）》《楚简中的诸“司”及其经学意义》《出土日书与楚地的疾病占卜》《“五祀”祭祷与楚汉文化的继承》《先秦血祭礼仪研究》《先秦衅礼研究》《楚地水神研究》《襚·赗·遣——简牍所见楚地助丧礼制研究》《<序宁祷券>集释》等15篇文章，除了3篇未收入后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古礼新研》中，其他内容基本都在其中了。只要细读《新研》和《再研》，便很容易将二书涉及的礼制问题与自己的考古发掘相结合，并且用来指导随后的考古研究。
《新研》和《再研》的主要侧重点，是用新出的简帛材料讨论上古礼制问题。作者将简帛记载，尤其是卜筮祭祷简、日书等材料与古人的生老病死过程结合考察，进而研究当时人的疾病状况、死亡过程、丧葬仪式、崇拜对象等。在这一系列研究中，他时常拿“三礼”文献的记载与考古发掘进行对证，对于数千年来争论不休的老问题，例如“六宗”、祭祷、楚先、庙数、用血等，都得出前人未有定论的新说。关于“五祀”（即门、行、户、灶、中霤等五种家居小神），古代礼学家向来存在着两种见解：一派认为按照天子、诸侯、大夫、士的等级，贵族们分别祭祀七祀、五祀、三祀，具有等级差别；另一派则认为不分等级，恒祭五祀。近现代学者如章太炎等人，也对之争论不休。《新研》在《“五祀”祭祷与楚汉文化的继承》中，通过排列楚简、秦简中的祭祀签牌和祷祠名称，认为古人祭祀这五种小神时从来没有等级差别。这对于“恒祭五祀”的观点，可谓一锤定音。
众所周知，《仪礼》《周礼》和《礼记》是儒家的经典文献，它们不一定完全实用于当时的现实生活，也不一定完全在考古发掘中得到呈现。但是，杨华先生的《新研》和《再研》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并且将这些礼制材料与考古发掘之间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可以说踵武前贤，渊源有自，是两册具有学术性、思想性与通识性的著作。下面从这两部专著中选取几例略作说明，便可一目了然。
2005年底，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倗伯”及夫人墓葬M1，出土了罩在棺木上绘有图案的丝织品，此即“三礼”文献上的“荒帷”。此墓下葬时间在西周中期，说明那时贵族丧葬仪式与《仪礼》的记载大体相同。这种“荒帷”在新郑及江陵的战国墓中也有所见。可见这种礼制在先秦时期相当流行，且在汉代前期的南方墓葬中仍在延续。西周时期的有铭铜器如小孟鼎、虢季子白盘、敔簋等铭文中，也有所反映。张亚初、刘雨先生合著的《西周金文官制研究》说明礼制在墓葬的使用上，至迟可上推到商代。杨华先生的《再研》中有《叶家山曾国墓地所见西周早期丧葬礼制四则》一文，通过考察叶家山墓地中的丰碑和桓楹、毁兵和毁器、族墓与都城、族徽与助丧这四种葬俗，指出西周早期居于南方汉水流域的曾国，其丧葬礼制与同时期其他各国并无大异，而且特别说明，春秋战国时期的《仪礼》内容反映了西周早期的丧葬礼制，这对于研究儒家的起源问题也具有学术价值。
宋镇豪《从花园庄东地甲骨文考述晚商射礼》（中国文物研究》2006年第1期）一文，特别研究了商代的用弓和弓法，认为商人视所获猎物有无废矢而品评优胜与否，并且在射后实行享祭先祖之礼，这与文献记载的周代射礼具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中国早期的甲骨文、金文记载的多是祭祀祖先的内容，最早的青铜器，也是祭祖礼仪的法器而不是生产工具。这正是中国早期文明区别于他国文明的地方之一（详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99年版）。王国维《释礼》一文指出，繁体字“禮”字就是向神奉献祭品的象形。上半部象二玉之状，下半部则是笾豆供奉的器形。文献中的礼制活动都配有音乐，早期文明中，诗、歌、舞、乐合为一体，西周春秋时期宫廷所用与礼制相配的音乐，被称为“雅乐”，它主要是钟、鼓、磬等打击乐，后来才出现丝弦乐（详杨华《先秦礼乐文化》）。周一良先生《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文物》1985年第7期）已指出，礼制实际上是深入平民百姓之中，由平民而流传。
杨华先生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方法，把古文献中的礼制问题活学活用于考古发掘中。可以说这两部专著对考古发掘所见的礼制问题大体都有涉及，这屡屡见于他的引述之中。若读他的《新研》和《再研》，自然会使读者联想到在现场所见的考古发掘，从而加深对这些考古发掘的认识。这说来简单寻常，实则非经一番精研覃思，是很难达的。
20世纪以来，是先有考古发掘所遇到的现实问题，才出现对礼制问题的重新研究，这与传统礼学中的经学研究方法是完全不同的。陈公柔、沈文倬二位学者的著名争论，就是这种方法的表现。《仪礼》的士丧礼、士虞礼等记录了上古时期的丧葬仪式，在目前发掘的东周墓葬中，大都得到了证明。如江陵马山战国楚墓M1所出土的女墓主，包裹尸体的方法和层数（21层），就与《仪礼》《礼记》等古文献记载大体一致。其他南方楚墓中出土了大量的卜筮祭祷简，记载着墓主生前祭祷神灵的时间、地点、仪式、神灵名称，这些与古文献上的礼制记载也大体吻合，埋葬棺椁中的赗书（吊丧时送礼的清单）、遣策（所有随葬物品的清单），已有大量出土的实例，与礼制记载也能大致相合。这些都在杨华先生《新研》的各篇中分别进行了讨论。
《新研》和《再研》这两册著作中的各篇文章、各个角度，其基本方法是将“三礼”文献与考古发掘相结合，需要具备文献学、考古学、历史学等多方面的功底，要下大力气、大功夫才能融会贯通，这并非易事。细读二书，对于我们的考古发掘工作一定会有不少启发。在《古礼再研》的后记中，杨华先生自称想赓续旧章，再写作《三研》、《四研》之类。我们期待这《三研》《四研》早日出版！
作者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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