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被称为红军之父,我军永远的总司令,十大元帅之首。我军建军之初,就被称为“朱毛红军”。朱毛、朱毛,朱德和毛泽东从来都是不能分开的。
在很多影视剧里,朱老总的形象都是一个和蔼的老大爷,很多并不了解军史、党史的朋友们提起朱德,只能回忆起小学课本那篇《朱德的扁担》。对于他究竟做了什么,指挥了什么战斗,都一无所知。
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期间,年过6旬、精力衰减的朱德更是隐藏于幕后,不似彭德怀、林彪、刘伯承、粟裕那样指挥千军万马、纵横驰骋于各大战场。抗战之后,朱德已经很少在一线指挥战斗了。
然而到了1947年,朱德却在毛泽东的委托之下奔赴华北,前往了晋察冀根据地。而久未出手的他,决定再露一手。而这一招招妙手,竟在三个月内彻底扭转了局势。让此前骄狂万分、屡屡得手的傅作义彻底吃瘪,最终走向了起义之路。时间还要从内战开始前说起。
晋察冀解放区地跨山西、察哈尔、河北、热河、辽宁五省,它西依五台山,北枕恒山、燕山,东临大海,地形险要、沃野千里,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它包围和威胁着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太原、张家口、大同、承德等大中城市以及平汉、北宁、津浦等铁路交通干线。
这是我军经过多年奋战,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的祖国土地。而这一片区域,也引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觊觎。
然而让首长聂荣臻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晋察冀解放区最强大的对手,并非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而是杂牌中的杂牌——傅作义集团。
我军通常对付国民党军,一般先从地方杂牌下手。相比于中央军,地方杂牌无论是装备、训练还是后勤,都要差上一些。然而晋察冀所面临的情况却恰好相反,作为地方杂牌的傅作义集团,竟然比中央军还要难打。
傅作义出身于晋绥军系统,23岁时毕业于保定军校,归属于阎锡山集团,并在北伐战争中立下了卓越的功劳。其后,傅作义参加了长城抗战,并在百灵庙之战中重创日军,粉碎了日寇吞并满蒙,进而灭亡中国的计划。
抗战期间,傅作义带领自己所部兵马,陆续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忻口会战、太原战役。1940年傅作义在河套地区大破日军,赢得了五原大捷的胜利。
作为一个名将,傅作义不仅善于指挥,同时也非常擅长于政治工作。在政治方面,傅作义处处学习八路军,重视与人民的鱼水联系,因此他的部队也有“七路半”之称。由于傅作义思想过于左倾,因此蒋介石还曾一度怀疑他与共产党暗通款曲。
内战爆发后,傅作义在私心以及蒋介石的逼迫下,成为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马前卒。
1946年8月,晋察冀联合晋绥解放区,对山西重镇——大同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总兵力达到20万之多,兵力占据了绝对优势。蒋介石唯恐大同有失,于是他卖了个人情,将原属于阎锡山的大同,划归在傅作义的地盘之上。
蒋介石命令一下,对大同垂涎已久的傅作义积极响应,他带领自己嫡系部队——35军以及2个步兵师、4个骑兵师,共3万多人,兵分三路,向卓资山和集宁进犯。
9月5日,傅作义进袭卓资山。一开始,我军低估了傅作义部队的进军速度,以为敌军不会那么快来增援大同,即使出动少量兵力,我独立第一旅也能至少守3天。
谁料傅作义以卡车、骑兵为先导,如同风驰电掣一般到达卓资山,在人数上占据了绝对优势。仅用了8个小时,傅作义便占领了卓资山。
战局变幻如此激烈,作为指挥官聂荣臻和贺龙都是措手不及。现在中路门户大开,傅作义到底要北上进攻集宁、包抄张家口,还是南下凉城援救大同,或者在卓资山观望战局,必须尽快做出决断。
说时迟,那时快,傅作义在占领卓资山后,又向集宁方向突袭。此战之中,傅作义骗过了我军侦察员,瞒天过海,竟指挥3个师的兵力,神不知鬼不觉地到达集宁城。而这一情况,也是我军指挥员所没能料到的。
9月10日,傅作义发动总攻。此战之中,我军虽然奋力抵抗,消灭傅军近一万人。但由于人数、装备上的悬殊,被迫于9月13日放弃了集宁。集宁之战失利后,使傅作义能够集中兵力向大同增援,我军只好忍痛撤围。
大同、集宁之战失利后,晋察冀解放区的首府——张家口也完全暴露在傅作义集团的枪口之下。而张家口,也被蒋介石许给了傅作义。对于此地,傅作义可谓是志在必得。
傅作义侥幸获胜,一时间小人得志,竟猖狂地与我军打起了嘴仗。9月20日,傅作义得意洋洋地在《奋斗日报》中发表了一封给毛泽东的公开信:
“……被包围、被击溃、被消灭的不是国军,而是你们自夸的所谓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贺龙、聂荣臻所部的全部主力。”
字里行间中所露出的得意以及对解放军的极度轻视,让晋察冀军区的指战员们怒火中烧、愤慨至极。与此同时,这封信通过广播,还传到了朱德总司令的耳朵里。
朱德拿着这封信,对一位部队领导同志说:
“把它向连以上干部宣读一下,这叫激将法。人家骂我们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也不过如此。我们倒是要奇文共赏。”
或许在此时,朱德的心中已经酝酿出击破傅作义的计划。但在此时,傅作义的猖狂进攻还并未结束。此时,傅作义集结了大队人马,开始向张家口进发了。
由于敌众我寡,张家口已无险可守。经过了痛苦的思索,聂荣臻最终忍痛决定放弃这座好不容易从日寇手中收回来的大城市。
而就在此时,傅作义又故伎重演,他以700骑兵为先导,突袭并占领了张家口的屏障——张北。随后,傅作义又带兵直扑野狼沟。见此情况,聂荣臻只好加快了撤离的速度。10月11日,我军机关、部队在教导旅的掩护下,陆续撤离了张家口。
张家口沦陷后,傅作义为蒋介石再立战功,不仅威名提高了,地盘也扩大了。他狂妄地通电毛泽东:“这不是一个军事上的胜利,而必须称之为人民意志的胜利。”
傅作义已经猖狂到这个地步,看来到了必须要收拾他的时候了。在晋察冀的山区里,聂荣臻不断开会,给大家打气,试图振奋士气、重振军队。他告诉大家:张家口肯定是守不住的,它是一个大包袱,放下它回到山区根据地,就可以: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在运动中歼灭更多敌人。毕竟,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活的灵魂。
就在我军默默养伤,准备重整旗鼓之时。晋察冀边区突然来了一位强援,而这位强援不是别人,正是我军的总司令——朱德。
朱德原本和毛泽东一起,转战于陕北的千沟万壑之间。但为了保证安全,中央还是决定将中央书记处的五大书记分成两套班子: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精干机关留在陕北,指挥全国作战;以刘少奇为书记,朱德、董必武、彭真等人为常委的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东渡黄河,前往华北,担负中央委托的工作。
在黄河渡口,毛泽东在与老战友朱德依依惜别之时,还特意嘱托:“请将晋察冀军事问题解决好。”
到达晋察冀之后,朱德并没有直接批评晋察冀军区的领导,而是频繁地与晋察冀的指挥官们进行交谈。他从冀中失陷一直聊到张家口和涞源,很快就弄清楚了很多事,但他把一切都放在心里,没有表态或责难。
在朱德看来,我军之所以屡次败给傅作义,输就输在“机动和灵活”之上。机动作战、集中优势兵力,原本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然而在初始的作战中,傅作义却反而是更加机动的一方。
傅作义部队多为骑兵,其嫡系部队——35军,虽然是步兵部队。傅作义却大花血本,为其配备了400辆崭新的美制道奇大卡车。其目的,就是为了加快部队行军的速度。由于敌军在速度和机动上超过了我们,因此敌军才会屡占先机,屡次打败我们。因此朱德所要做的,就是重新整编部队,让我军也快起来,机动起来。
在冀中干部会议上,朱德强调了打歼灭战的三大要诀:
一、集中兵力,主动作战。所谓主动就是让敌就我,而我不就敌,我能调动敌人,而不受敌人调动;二、打敌之侧背,包围歼灭敌人。打侧背需要胆量,要练出“欲打”敌人跑不了,“欲退”敌人追不上的本领。要发扬迅速、秘密、坚决的红军传统;三、要利用有利地形,将敌人消灭掉。
朱德所讲的一切,恰恰是晋察冀部队在正太战役以前,许多重要战役、战斗没能打成歼灭战的重要原因。
为了让我军彻底机动灵活起来,朱德做出了以下几个部署。
1946年6月,晋察冀军区曾经成立了野战军,但是作战效果并不是很明显。于是在当年12月,晋察冀军区撤销了野战军,晋察冀野战军指挥机构和晋察冀军区合并,作战由军区临时组织前方指挥所,只留下了3个野战纵队。
野战纵队和野战军是极为不同的。野战纵队主要依附地方生存,而野战军则独立于地方,拥有自己独立的保障机构,能够随时随地跨区作战,一切都由军区地方统一供应。相比于野战军,3个野战纵队的作战和调遣并不是十分灵活,后勤供应也做不到统一。
晋察冀军区之所以迟迟没能组织野战军,也是有历史背景的。抗战期间,晋察冀军区是日寇重点扫荡的地区。为了保证根据地的生存,晋察冀军区允许各分区指战员化整为零、便宜行事。
这种做法,使晋察冀仅用8年的时间,就从2000多人扩展到20多万人。然而这种形式,在协同作战、物资供应等管理层面上,却做不到统一指挥、统一调动,这也是解放战争初期,晋察冀缺乏全局指导能力,很长时间打不开局面的根本原因。
朱德曾对杨成武说:
“在这种形势面前,需要加强战争机构。晋察冀的野战部队还需加强,需要一个更强你的野战军指挥机关,野战军要适应打运动战和歼灭战的需要,使之成为一个更有力的拳头”
面对这种局面,朱德当机立断,决定恢复了野战军,重新组织晋察冀野战军的组织机构。新组建的晋察冀野战军的情况是:
司令员:杨得志,第一政委罗瑞卿,第二政委杨成武,参谋长耿飚,政治部主任潘自力。
野战军下辖三个纵队,第二纵队以陈正湘为司令,李志民为政委,下辖4 、5 、6三个旅;第三纵队,司令员是郑维山,以胡耀邦为政委,下辖7 、8 、9三个旅;第四纵队司令员为曾思玉,政委是王昭,下辖10、 11、 12三个旅。
另外,晋察冀军区还首次编成炮兵旅,将火炮集中起来使用。
从指战员的选择来看,朱德选贤任能,其原则只有一个:能者就上,不能者下。
这一举措,朱德分清了军区和野战军之间的权责,杜绝了扯皮。让野战军的动员速度,大大地加快了。
兵无粮则不能战。要重组野战军,就必须建立与之配套的后勤系统。
在朱德到来之前,各纵队、各旅甚至各团,都有自己的后方保障体系,都是进行独立核算。每个团都有自己的经济单位和店铺生意,而这也是抗战时期留下的老问题。
当时日寇进行扫荡,根据地被切割地十分零碎没法连成一片,物资补充极度困难,部队只能散开搞生产。我军在种地之余,也要发展一些油坊豆腐坊之类的生意。用以赚钱来补贴伙食等开销。归根结底,这是游击战争中的无奈之举。
但到了正规战时期,这种后勤形式就跟不上形势的变化了。武器装备、被服、物资都没法统一供应,后方勤务臃肿不堪,使部队难以轻便、灵活地作战。
于是朱德下达命令,所有军区和野战军全部退出经济生产,建立专门的后勤机构统一管理,各单位军归军、民归民,同时给干部家属提供相应待遇,供应按标准发放;各部队的军械弹药也要归公,不许私自截留小金库。
为此,朱德成立了军区后勤部,晋察冀军区参谋长赵尔陆兼任后勤部长,军区副政委黄敬兼任政委,统一领导晋察冀军区部队的供应、卫生、兵站、军工生产、交通运输、补充新兵、训练俘虏等工作。
在朱德的改革之下,任何一支晋察冀军区的部队,都可以凭手续,从就近兵站领取给养和武器装备。
后勤得到简化之后,野战军指挥机构更为精干,形成为适应打大歼灭战的有力拳头。与此同时,地方军的兵力也有所增加,晋察冀军区的总兵力已经达到23.8万人之多。
朱德所做的第三大举措,就是搬迁指挥所。晋察冀军区的总部长期都在阜平城南庄。但是朱德发现,阜平地区大多是山区,村庄小而分散,同外界联系不便。
当时之所以将指挥所设在阜平,是为了防止日寇的扫荡。但在解放战争之中,以阜平为指挥所就不合时宜了。
经过仔细勘察,朱德将目光标准了平山县的西柏坡。此地坐落在太行山东麓,此地交通便利,地势险要、四通八达,适合同各大解放区进行联系。
针对晋察冀军区的不利形势,朱德并没有接管指挥权,而是改变晋察冀军区指挥架构。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晋察冀军区之所以败给傅作义,其主要症结在于没能及时从游击战转向正规战,不能适应大兵团作战的需求。
而朱德所要做的,仅仅只是重新整军,让晋察冀野战军重整旗鼓,在短时间内成为一支能打歼灭战和大兵团作战的正规部队。
朱德之所以能成为当仁不让的十大元帅之首,不仅仅在于他智谋百出、指挥若神,更在于他具有高屋建瓴的顶层思维。南昌起义之后,朱德正是依靠他的整军能力,为中国革命保留下一颗小小的火种,最终在井冈山和毛泽东会和,最终形成如今的燎原之势。朱德,是当之无愧的“人民军队之父”。
晋察冀整军完毕之后,这支抗日强军的战斗力成几何式的飞跃。傅作义惊恐地发现,我军又一次成为了那支“”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的部队。我军的机动性上来之后,被动挨打的,反而成了傅作义集团。
1947年6月12日,我军发动青沧战役,仅用三天时间,我军便攻克青县、沧县、永清三座县城,消灭三个保安总队;月底又攻克徐水、固城,吃掉十六军、九十四军各一个团。
此战之后,晋察冀解放区和华东解放区沟通了联系,造成对天津的威胁,并震动了北平、天津的傅作义集团。
晋察冀野战军的反败为胜,让朱德颇为激动,他立即赋诗一首:
“国贼难逃千载骂,义师能奋万人心。沧州战罢归来晚,闲眺滹沱听暮砧。”
朱德到达晋察冀军区之后,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扭转了战局。他在给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的信中写道:“晋察冀工作,这三月已有改变。现在野战军已完全组成,所委人员已到职,人员补充正在进行……后勤已经组织好,支援前线已较前合理而有力,兵工大有进步。”
到了当年10月,我军发动清风店、石家庄战役,并一举攻克石家庄,成为我军在解放战争中第一个解放的大城市。与此同时,此战还将北京以南的国军一扫而空,傅作义被迫龟缩在北平、天津、张家口等大城市,成了瓮中之鳖。此时的他,已经再也狂不起来。到了1949年,傅作义只好带领数十万大军投降。
反观我军,却越战越强,晋察冀全军上下顿时士气大振:张家口的失利算什么,我们有石家庄大捷!
粟裕曾高度评价朱德:“朱德元帅手把手教会了我们打仗。”虽然没有直接指挥任何一场战斗,朱德却依然是我军中最杰出的将领之一。能够缔造和指挥百万大军、让无数将帅服气敬礼的老帅,绝不是靠资历那么简单的,更因为他拥有力挽狂澜、成为军中支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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