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已由家庭利益为重转变为个人利益为重？
经济和社会改革30年以来，中国家庭的价值观和关系受到了诸如就业、住房、育儿、健康照料、养老和教育变迁的影响。孝道受到日益盛行的个人主义（尤其是在独生子女群体中）的挑战， 但同时家庭集体主义也是需要和有价值的。中国家庭成员需要面对个人利益和家庭集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在转型时期，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的冲突仍在继续，那种中国家庭中个体第一的结论为时过早。这体现在：
（1）家庭成员更多通过相互依赖来克服生活中的困难。在中国文化中长大的孩子，父母倾向于干涉他们的教育、工作和婚姻选择。孩子从上大学到买房以及结婚的花费，都有赖于父母的经济支持。没有结婚的成年孩子仍然住在父母家。年老的父母也期望成年的孩子给他们以精神、物质和情感的支持。这在中国家庭很常见。
（2）家庭的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孝顺是中国的传统美德。研究表明，当代中国家庭仍然具有亲密的家庭关系，家庭成员间相互依赖。比如，对福建和上海的调查显示，20多岁的年轻人在选择工作、生活地点、恋爱等问题上有责任将他们的大家庭考虑进去，也需要对父母和兄弟姐妹给予经济支持。而家庭成员很可能干涉他们的婚姻选择。
中国人婚姻的重要性下降了吗？
经典现代化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和个人财富增长将使社会倾向于民主。新的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与文化变迁，以及后工业社会日益重视自我表达和自主相联系。在工业化国家中，同居是伴侣可以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这在中国也一定程度上有所体现。在中国，同居现象虽然还少见，但是已经产生了。那么中国的婚姻是否越来越不重要了？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部分研究了来自中国最近几十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和一些大规模的调查数据。这些研究数据表明：
（1）大多数中国人会结婚并且初婚年龄在推迟。结婚被看作是中国人的一个理想归宿。最近的一些研究显示，大多数中国人将婚姻看作是他们重要的和首要的选择，认为无论如何都应该结婚，幸福的婚姻对个人生活非常重要。但是，人们结婚越来越晚。
（2）越来越能接纳婚前性行为但仍排斥同居。改革开放后，婚前性行为和同居行为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不再是人们道德品质的判断标准。不过中国几千年文化中有关性和婚姻的价值观和信仰仍影响着人门的性行为。恋人们仍会注意保护自己和家人，以免丢脸。另外，中国法律不保护同居者的权益，非婚生孩子在健康照料、养育和教育上同婚生孩子不具有同等的权益，这些同样影响着人们的态度和行为。因此，中国的同居比例仍比较低，同居是边缘化的行为。在中国，同居、婚前性行为和非婚生育、同性婚姻这的合法化仍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仍然存在对于单人家庭、丁克家庭、单亲家庭的偏见和污名化。
（3）尽管白头偕老仍是很多夫妻追求的理想，离婚率却在不断上升。中国经济改革开始后，人们对于离婚的污名化有所减弱。当经济改革带来财富的增加，使得人们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时，感情幸福更加重了要，中国夫妇开始更加关注婚姻关系的质量。同时婚姻法开始不追究离婚责任，使得离婚相对不再那么困难。统计数据显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一传统观念不再流行了。过去30年，中国的总离婚率不断升高。不过相比其它国家，中国总离婚率仍然保持在比较低的水平。有关数据显示，1998年中国的总离婚率在86个国家中排名第58位，2006年在84个国家中仍排名第58位。不过，中国的婚姻仍然是比较稳定的，中国人仍在追求长期的婚姻关系。大多数中国夫妇关注离婚对孩子的消极影响，他们会为了孩子而维持婚姻。
结论和讨论
在过去30年，伴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家庭结构、价值观和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后，中国住房、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带来了机会、选择和财富，也给处于社会转型中的家庭带来挑战和压力，个体需要其婚姻和家庭的支持。这些变化加强了代际间的联结，家庭集体主义和相互依赖比个体主义更占优势，并仍然是主要的家庭价值观。
经验研究表明，大多数中国家庭不再受大家庭领导者的控制，现代中国核心家庭比其他形式的家庭更加常见。但是大家庭也没有没落，为家庭成员的需求提供着强大的支持。在家庭生命周期中的育儿和丧葬阶段，大家庭扮演着关键角色。中国由于还没有发展出一个新的健全的公共支持系统，仍保留着旧的支持系统。处于奋斗中的家庭的资源是有限的，需要大家庭的帮助。来自大家庭网络的人力、财力和情感支持成为他们面对挑战和压力时最可靠的资源。大家庭是一个其成员相互间具有责任和义务的网络。这样以来，无论家庭成员处于单人家庭、核心家庭、扩展家庭或其他状态，中国家庭结构实际上是扩展性的。中国家庭不同于西方家庭，在个人长大前，成员间关系密切，核心家庭和大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也很密切。由于社会和经济转型带来的不稳定性并没有削弱婚姻和家庭的重要性，反而使婚姻家庭在当代中国具有很重要的功能。
当代中国家庭有多种多样的形式，比如祖父母主导的核心家庭、单亲家庭、单身家庭等等。这些新的家庭形式还没有成为家庭组织的主要形式，并且或许会继续演化。这种多样化意味着中国家庭的现代化带着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烙印。也就是说，家庭的演变不仅仅受到几千年历史文化的影响，也受改革开放和政策变化，以及所有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中国家庭的转型不像西方现代化理论所预测的那样是线性的、分阶段式的，中国家庭的特征是形式多样的，是一种临时性的组织，具有流动性，处于动态的转变之中。
另外，既有研究没有检验经济改革和发展如何影响中国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和地位，以及女性的自我表达。在过去60年中，无论是经济改革之前还是之后，中国一直处于二元经济体制之中，城乡地区的住房、医疗保健和福利政策都有所差异。然而，有关城乡家庭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结构、功能和关系差异的研究仍然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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