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范仲淹和包拯同朝为官，他做穷秀才的时候就心怀善念，后来做了宰相，还把自己的俸禄全部拿出来赡养贫寒之人。 他曾在南园买了一块地，准备安家。一位风水先生说，这可是块风水宝地，谁得了它，必定世代出公卿。范仲淹听后说，“我在这里安家，只我一家富贵；不如在此建个学舍，让吴中子弟都来受教育，大家一起富贵”。于是，他在这块地上建起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府学，请胡瑗“首当师席”，著名学者纷纷来苏讲学，一时间盛况空前，影响遍及全国。当年的府学，就是现在的江苏省苏州中学，中间一千年的时间里，它一直作为教书育人的学校存在。 范仲淹继承和发展了儒家正统的教育思想，把“兴学”当作是培养人才、救世济民的根本手段。在《上执政书》中，范仲淹明确提出“重名器”，“敦教育”，把当时科举以考试取人、而不在考试之先育人，比之为“不务耕而求获”，主张“劝学育才”，恢复制举并使之与教育相衔接。 庆历年间主政时，范仲淹再次提出“复古兴学校，取士本行实”，着力改革科举考试制度、完善教育系统、加强学堂管理，各地亦奉诏建学，地方学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时谓“盛美之事”。 《南京府学生朱从道名述》是范仲淹在管理应天书院时所作。范仲淹在文中借朱从道之名，阐明“从道”的含义，以及自己对书院育人的主张：书院育人，应培养有操守、有高品德，德艺双馨的人才，能把百姓的疾苦放在首位，以天下苍生为念。 范仲淹在文中说，所谓“道”，是“臣则由乎忠，子则由乎孝，行己由乎礼，制事由乎义，保民由乎信，待物由乎仁”。一个向学之人，如果能够追随此“道”，“然后可以言国，可以言家，可以言民，可以言物，岂不大哉？” 《邠州建学记》是范仲淹在邓州任上所作。此时的范仲淹，经历了多年的官宦生涯，治政和教育思想更加成熟；尤其刚刚经历了“庆历新政”的失败，心里有很多关于自己的从政思想的话要说。范仲淹庆历新政的主体部分是改造官员队伍素质、改变官员队伍组成结构，这也是范仲淹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之一。其中，创办学校、兴办教育被范仲淹视为最为重要的方式。《邠州建学记》开宗明义，说：“国家之患，莫大于乏人。”范仲淹的历史观非常超前，在人才问题上他不赞同厚古薄今的观点，而认为一切根源在于未能兴办学校、振兴教育、培养人才。 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最是为人称道，这也说明，每位成为教育家的人都有着“天下为公”的情怀。 师资选材上，范仲淹提倡明师执教、经实并重。范仲淹注重对教师的培养和选拔，把“师道”确立为教育的重心，他推荐的名师胡瑗、李觏、石待旦、孙复等，皆为北宋著名的教育家。教学内容上，范仲淹提倡“宗经”，以儒家经典培养能通达“六经”、悉经邦治国之术的人才；同时注意兼授诸算学、医药、军事等基本技能，培养具有专门知识、技能的实用人才。 范仲淹亦身体力行，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足迹所涉，无不兴办学堂，教泽广被；晚年又设义田、建义学，对族中子弟实行免费教育，激劝“读书之美” ，范氏义学在教化族众、安定社会、优化风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开启了中国古代基础教育阶段免费教育的新风尚。 范仲淹的四个儿子也继承了父亲的德行，各个道德崇高，跟其父一样，也喜欢舍财救济众人，地位也极高，全部都是宰相公卿侍郎。一直到现在，范仲淹的后人，还有许多非常优秀的人出现。 “德者，本也；财者，末也”，中国的儒家一直以来都是以人为本，对于财富，儒家的观点是：仁德才是真正的财富之源，正如《大学》中所讲：“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意思是说：有仁德的人用财富来发展、成就自身，没有仁德的人则利用自己的身心去聚敛财富。这里，财富只是修身的加持品和附带品，财富只有有利于“修己安人”，“正己化人”，才能有益于自己，否则的话，财富就只会成为自己的累赘。正如东汉大儒郑玄对这句话的解释一样：“仁人有了财富则务于施与他人，以此来立身立名;不仁之人则将身心投入到敛财中去，以追求财富的积累。”这个跟孟子提倡的“达则兼济天下”，孔子所讲“富而好礼”，也是异曲同工。 马厩失火了，孔子先问人有没有事，而后问马，这就体现了儒家以人为本的哲学观。问马本来是很多人的正常反应，而问人就是经过理性思考的，当然也有可能是人的正常反应，比如那些良知莹彻，心性极明的人。然而，以人为本，并不是说以人为一切的，马也是重要的，绝不会置之不理，只不过仁及万物也有个轻重厚薄，善推，致中和的过程。 孔子家的马厩失火了，退朝回来得知此事后，孔子说：“伤到人了吗？”没问马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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