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文：御笔。中吕满庭芳。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曰苦无多。坐见黄州载闰，儿童尽楚语吴歌。山中友，鸡豚社饮，相劝老东坡。云何？当此际，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元佑六年十月二日眉山苏轼书。
款识：康熙丁巳对临。
钤印：乾坤体元主人（朱）万几余暇（朱）广运之宝（朱）
鉴藏印： 钦训堂世宝御笔书画臣永璥恭记之章（朱）守素园世宝御笔书画臣奕涞恭记之章（朱）憨斋鉴藏（朱）共栽桃李寿山河（朱）
签条： 圣祖御书对临苏轼满庭芳一阙，钦训堂世宝。钤印：子孙保之（朱）钦训堂世宝（白）
出版：《憨斋珍藏书法集》P60-61,岭南美术出版社。
展览：展览：1.“憨斋珍藏书法展”，广东美术馆，2006年2月26日-4月2日。
2.“憨斋珍藏书法展”，汕头市博物馆，2007年3月1日-15日。
说明：1.清宗室永璥、奕涞收藏。 永璥题签。
2. 原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收藏。
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1654-1722）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有作为的皇帝，其文武双全，在治理国家的同时，留心翰墨，可以说书法伴随了康熙的日常生活和政治活动。康熙在少年时期即受其父顺治的影响，仰慕汉文化，积极学习汉人的相关礼仪习俗，幷逐渐对书法产生浓厚兴趣，他在书法上表现出独特的勤奋与聪慧。除了是受汉文化的影响，康熙学习书法更多的是出于对书法艺术的喜爱。
康熙九年，沈荃因善书被招入宫中，后又入值南书房，专教康熙帝书法，之后数年间，又陆续招张英、高士奇、王士祯等饱学善书之士进入南书房，与皇帝共同研习书法。
康熙于书法用功极勤，他曾有一句座右铭：“无一日不写字，无一日不读书，义理自然贯通。”（《清圣祖御制文》）在谈及自己学书经历时，康熙曾谓“朕幼习书，毫素在侧，寒暑靡间。历年以来，手书敕谕、诗文、跋语以及临摹昔人名迹，屡盈笥箧。”（《懋勤殿法帖序》）“朕自幼好临池，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凡古名人之墨迹、石刻，无不细心临摹。积今三十余年，实亦性之所好。”（《东华录》）“朕自幼嗜书法，凡见古人墨迹，必临一过，所临之条幅手卷，将及万余，赏赐人者不下数千。”（《庭训格言》）其用功之勤，由此可见一斑。
康熙早年学书取法较广，“二王”、颜真卿、“宋四家”、赵孟俯等皆有涉猎，尔后则集中精力学习董其昌书法，幷最终形成董字面貌。
康熙早年的书法流传下来的不多，目前多集中在各大博物馆。康熙御笔《临苏轼中吕满庭芳》为楷书绫本手卷，款署“康熙丁巳（1677）对临”，时康熙二十三岁。该卷所临原本当为《石渠宝笈》卷七著录的素绢本大楷书《宋苏轼书满庭芳词一轴》，在乾隆朝编辑《石渠宝笈》时，苏轼原作裱边上已有了康熙时南书房诸臣如张英、张廷讃、孙岳颁等人题识。苏轼原作当在顺治时期即已进入清廷，《石渠宝笈三编·干清宫藏一》著录有《世祖章皇帝（顺治）御临苏轼书满庭芳词》一卷，内容及形制与康熙所临一样，可见康熙所临苏轼法书为顺治所遗留。
《石渠宝笈三编》所著录的顺治、康熙父子《御临苏轼书满庭芳词》三件的尺寸极为相近，无论纸本亦或是绫本，纵长都在一尺三寸三分到一尺三寸五分之间，横长则都在一丈九尺二寸到一丈九尺六寸之间。康熙《御临苏轼中吕满庭芳》一卷的尺寸为纵47.5厘米（约一尺四寸三分），横642厘米（约一丈九尺三寸），尺寸与著录的三件也极为相近。苏轼原作我们今日已无从得见，但这些临作的尺寸与苏轼原作的尺寸应当是较为接近的。据此我们可以推测，康熙临前人法书时，在尺寸上也是要求与原作相近的。
在《御临苏轼中吕满庭芳》一卷上，康熙共钤印三枚，分别为：广运之宝，朱文方印；体元主人，朱文圆印；万几余暇，朱文方印。康熙一生有宝玺120余方，均收录于《康熙宝薮》之中，此三玺亦收录其中。《康熙宝薮》中所收之印，均为原印钤盖，部分印蜕下方还注明用法及用途。如“万几余暇”一印，宜用于御临旧人字帖上，居中及前后俱可用；“体元主人”“万几余暇”在一起出现时，用于御笔大幅，引首不拘用哪一方，俱可与引首相配；在御笔上不记年月的，则用“康熙御笔之宝”。康熙的用印，部分印文是重复的，但在印文尺寸、字体、篆刻形式上均有不同，“体元主人”、“万几余暇”等就属这一类。
康熙早年学书以楷书为主，在众多书家中，尤以临苏书为多，仅临苏轼《中吕满庭芳》就有数件，目前所知的见诸于著录的有三件：《石渠宝笈三编》著录有康熙辛亥（1671年）所临两件，分别为纸本和绫本；《懋勤殿法帖》（八册本，康熙三十八年刻成）第五册也收有康熙《临苏轼中吕满庭芳词》一件。《康熙起居注》还记载了康熙十六年（1677）三月十九日，康熙皇帝“以御笔临苏轼楷书手卷一轴赐（与起居注官喇里沙）”一事。康熙《御临苏轼中吕满庭芳》也是作于1677年，可见这一时期康熙临苏书之多、之勤。
在1677年的《御临苏轼中吕满庭芳》这件手卷中，我们可以大致看到康熙二十三岁时书法的面貌。在这件临苏轼的作品中，康熙较好的体现了苏书的特征：用笔丰满肥腴，结字扁平，笔划舒展，轻重错落，跌宕生姿。苏字向右上倾的结体，表现的极为到位。康熙曾评价苏轼：“其平生所书以跌宕取势，以雄秀取态。”在临摹这件作品的时候，康熙很好的把握了苏书的这些特点。比起1671年孟夏所临的中吕满庭芳来，康熙大概不会有“愧不能仿佛东坡万一耳”的感慨了吧。但毕竟康熙不是专业书家，他的主要时间和精力还是放在处理政务上，书法只是他在“万几余暇”时的爱好，而且还是在二十三岁的时候，对于苏字的具体细节把握得还不是很到位，整件临作结字规整，部分字稍显生硬，笔划柔弱，略显稚拙，个别字还有复笔的痕迹，这也透露出了康熙在临摹此作时的小心翼翼，力图做到忠于原作，以至于有些拘谨。但恰恰是这些现在看起来的不足之处，为我们今天研究康熙书风的演变过程及其风格的多样化提供了实证，这也是这件作品的文献价值的所在。
康熙《御临苏轼中吕满庭芳》这件作品完成之后，一直在清室里流传。卷前钤有收藏印“钦训堂世宝御笔书画，臣永璥恭记之章”一枚，据此可知，这件作品曾为爱新觉罗·永璥收藏。永璥为康熙皇太子胤礽之孙，《八旗画志》载其工书善画，精鉴别，收藏甚富，书画上有其钦顺堂藏印者，皆经其品定。自己曾祖父的书法，永璥定不会看错，其祖父曾是康熙皇帝最得宠的皇子，康熙赏赐御笔定不会少，胤礽这一支的后人收藏有康熙的书法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该卷还有永璥的题签：“圣祖御书对临苏轼满庭芳一阙，钦训堂世宝。”钤印有二：“子孙保之”、“钦训堂世宝”。由此可见永璥对这件其曾祖父御笔的重视。
永璥收藏的这件康熙御笔，后来由传到了他的孙子爱新觉罗·奕涞的手里，奕涞在卷后也留下了自己的收藏章“守素园世宝御笔书画，臣奕涞恭记之章”，奕涞这枚收藏章在印文内容上也是仿照其祖父永璥的，在印章的形制上也是采用椭圆形印章，印文在印面上也是分列三行，所钤盖的位置一前一后，与其祖父相呼应，且均是钤盖在书卷的最下端，以示对康熙帝的敬畏。
据此可知，康熙的这件御笔在清室里一直是流传有序。到最后收归原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政协主席吴南生所有，幷加盖了两枚新的收藏印“憨斋鉴藏”、“共栽桃李寿山河”于卷后，这也是这件康熙御笔上留下的最后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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