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三定
柳忠秧在今年初题赠给我的《赠南湖楼主余三定兄》一诗中有这样的诗句：“君子常怀千年忧，名士最重一世情。”我觉得，“君子常怀千年忧”能很好地概括柳忠秧《楚歌》的内在神韵和艺术追求，故借用作为本文的标题。
“千年忧”首先表现在诗人对历史的深情回顾、深入反思、真诚追问。“忧”，既是具象意义的忧虑，更是抽象意义(深层意义)的忧思(投入真挚感情的理性思考)。《楚歌》第一章开头直入主题，写道：“夜读春秋寻大义。醉向伯牙觅知音”。“夜读春秋”，即读史，是为了“寻大义”，是为了寻找问题，挖掘题材，发现规律，提炼思想。《楚歌》第一章结尾两句是：“五千年来日月明，长江东去长空碧！”表明是要对五千年来的文化史、文明史进行回顾、反思和点评。《楚歌》第二章写道：“悬臂可写动地诗，泼墨能抒通天情，挥尺镇压妖风逆，推砚直磨路不平，掀桌横扫小蚍蜉，把酒痛书大胸襟！”不仅突出地表现了诗人要通览、俯瞰历史的超乎一般的胸怀、气魄和视界，而且采用“悬臂”、“泼墨”、“挥尺”、“推砚”、“掀桌”、“把酒”这样一连串特别具有动感的、表达文士激情的词组，鲜明地显示了诗人点评历史时会有自己强烈的情感的投入和个人观点的介入，不会人云亦云，不会讲套话、空论。《楚歌》全诗的确有许多不同庸常之处。我们来看第十章怎样写项羽：“我惜项羽好儿郎，横空出世世无双；唯大英豪真本色，满地雄黄满地伤！我爱虞姬好柔肠，伴君此去又何妨？三军对决战鼓响，万夫不挡楚霸王！扫尽阿房无颜色，从此不说秦始皇！”既有对项羽伟大人格、英雄气概的热烈颂扬，又有对项羽重要历史贡献、历史影响的充分肯定。对虞姬则是从人性的角度，将其作为一位伟大的女性来予以歌赞。我们再看写屈原的第二十七章：“我踏云梯赴王庭，携邀屈圣再行吟！天地动容河山雨，精华凝聚孤掌鸣！世无佳句有离骚，人有混沌无天问！嗟乎左徒空怀壁，满江遗志满江恨！有楚一代有灵君，无君则无楚国魂！”可能是因为屈原是特别富有艺术想象力的爱国诗人，所以《楚歌》这一章也写得特别富有艺术想象，开头即写“我”“携邀屈圣再行吟”，可谓想象奇特；第三、四句充分写出了屈原“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深层悲剧；第五、六句极赞屈原《离骚》、《天问》这两部不朽的伟大作品；结尾四句则是作者用直抒胸臆的方法深情嗟叹、歌颂屈原，最后一句“无君则无楚国魂”到达这一章的最高意境：屈原就是“楚国魂”。
“千年忧”同时表现在诗人对时代、对现实的深切关怀、真诚投入，对未来的深情向往、积极追求。《楚歌》给人的印象是，既有厚重的历史感，又有强烈的现实情。“低眉行吟愁兼恨，仰面狂啸古和今”(第二章)是对上述特点的很好概括。楚文化一直绵延不绝，传承至今，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诗人柳忠秧本来就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这样，《楚歌》在歌咏、点评历史时就不可能单纯地就历史谈历史，而是不可避免地要渗入时代意蕴、现实精神。《楚歌》第三十四章写道：“悠悠远古汇巨脉，煌煌蔡侯承文踪；丛丛书院孕俊杰，巍巍船山坐巅峰；亭亭周子美鸿儒，堂堂湘军擎天勇；铮铮抗敌视死归，烈烈殷血半壁红；煜煜衡峰柱南国，风华绝代代无穷！”诗人以一种纵向的历史视界，看到了楚文化精神(中华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风华绝代代无穷”，一直绵延至今，并将走向未来。在这里，历史意识和现实关怀获得了有机交融。又如，“君子无欲行天下，圣者远去万人从！”(第三十三章)坚信人类崇高精神的不朽；“衮衮诸公猛回头，楚歌长鸣警世钟！”(第三十五章)“回头”看历史是为了今天“长鸣警世钟”。
楚文化的突出特点就是有强烈的入世精神、参与意识、道义承担，表现在艺术上往往是感情强烈、激情澎湃、直抒胸臆。《楚歌》在艺术上正是突出地表现了上述特点。第四章写道：“我歌云泽波汹涌，我唱幽兰空谷深，我吟情骚香万里，我啸荒原横无际，我忆寒梅夜不寐，我抚芳琴无人听，我叹世间心不古，我哭寰中绝弦音，我号家国悲声远，九歌动地天亦惊！”诗人在这里连用九个“我”字领头，依次用“歌”、“唱”、“吟”、“啸”、“忆”、“抚”、“叹”、“哭”、“号”九个富有强烈情感色彩的动词，组成九个排比句，其感情的表达可谓一泻千里，淋漓尽致，到最后真正达到了“九歌动地天亦惊”的强烈艺术效果。这可能就是作者别具意蕴的“九歌”吧！在全诗的结尾，诗人写道：“离骚国里多奇韵，一曲楚歌鬼神泣！”说明作者是在自觉地追求这种强烈的艺术效果，《楚歌》也真正达到了这种强烈的艺术效果。
笔者还要特别指出，《楚歌》中有一些很好(或者说很妙)的诗句是可以让人过目不忘、甚至长久记住的。例如，前文提到的“悬臂可写动地诗，泼墨能抒通天情”(第二章)，把诗歌的情感力量写得非常具象、生动，给人印象深刻；“不信春风唤不回，不信琴台无知音”(第二十四章)，表达对追求的执着、自信，具有感人的力量；其他如“爱晚亭里说朝霞，岳阳楼畔诉孤愁”(第十八章)，“长江之水天之泪？直泻千里坚必摧”(第二十章)，“秋月秋雨吟楚骚，千年伤悲千年痛”(第二十八章)等等，都是我非常欣赏、喜欢的诗句。
(余三定，湖南理工学院党委副书记、中文系教授，《云梦学刊》主编)
杨文军
杨：像许多诗人一样，您也是李白的追崇者。这有您自己的诗为证：“醉爱太白动地狂”(《四十自画》)；“心怀李白笑孔丘”(《楚歌》)。我发现您与太白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太白好酒，您也好酒；太白狂放，您也狂放。更重要的是，您的诗也走的是太白的路子。其一，是写诗的方式。杜子美曾经浩叹“李白斗酒诗百篇”；而据我的观察，您其实同样是非酒无以为诗的那号主儿。或高朋满座，举杯痛饮；或佳人相伴，细斟慢酌。方当酣畅淋漓之际，恰是您诗兴勃发之时。其二，是所用的诗体。李白精于五绝、七绝，但写起古体诗来似乎更为得心应手。而您的诗篇，十之八九也是古风体。
柳：因为古风不论平仄，不讲对仗，不拘长短，形式自由，于我等散漫狂放之人最为相宜。
杨：您与李白诗歌的第三点相似之处，就是狂放自我的张扬。太白之诗，篇篇都有个狂放的自我，如：“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江上吟》)；“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您的诗也庶几近之，如：“悬臂可写动地诗，泼墨能抒通天情”(《楚歌》)；“迎风痛饮霸王醉，我自擎天我自狂”(《与李小鲁先生游刘秀故里》)；“人间或有真君子，世无孤品柳忠秧”(《四十自画》)。“世无孤品柳忠秧”，亏您想得出来！
柳：是不是正好用得着刘秀骂严子陵的那句话：“狂奴故态也！”我觉得我本来就是孤品，我有一个笔名就叫“废孤品”。
杨：再有，就是雄奇恣睢的想像。“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南湖秋水夜无烟，耐可乘流直上天”——这是李白的想像。“梦骑黄鹤赴瑶池，日驱猛虎任驰骋”；“我欲纵身擎天问，何日能见云中君”——这是您柳忠秧的想像。二者何其相似乃尔！
柳：把我与太白相提并论，简直是要折杀我也。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李白的天才是无人能及的，他的狂放也无人能及。天宝初，李白因贺知章的引荐而得见玄宗，帝爱其才，有诏供奉翰林，日夕赐宴，亲为调羹。但李白恃酒佯狂，使高力士脱靴，皇帝不得不赐金放还。杜甫《饮中八仙歌》中所谓“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赞叹的正是李白这种狂态。李白之所以恃酒佯狂，是因为他心知皇帝不过是“以倡优畜之”，而这是与他“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平生抱负相违背的。
杨：有一种观点认为，李白并非整日飘飘然，早年不惜违背“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誓言，大事干谒当朝大员。脍炙人口的《与韩荆州书》，就是一篇溜须拍马的千古奇文，开篇即肉麻万分地大肆吹捧韩朝宗：“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耶！岂不以有周公之风，躬吐握之事，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所以龙盘凤逸之士，皆欲收名定价于君侯……”
柳：李白既非门阀世家出身，又看不起皓首穷经的儒生，那么“平交王侯”就成了步入仕途的捷径。这是当时许多读书人的选择，惜乎李白也未能免俗。但即使在这样一篇所谓“拍马溜须”的文章中，李白也是狂傲十足的。你听听他的口气：“必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当41岁那年奉诏进京时，李白狂态毕现：“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然而李白对自己有个浪漫的误读，就是错把文才当成了治才。玄宗倡优蓄之，而不肯委以实职，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还有一个更好的证据是：安史乱后，玄宗逃往巴蜀，大权旁落，诸皇子纷纷拥兵自重，其中最有权势的是太子李亨。在这种大局玄黄未定的时候，最可考验一个人的政治智慧。说穿了，就是如何“站队”的问题：站对了，未必飞黄腾达；站错了，必定在劫难逃。整日忧国忧民，一脸苦相的杜甫，尚且能够紧跟李亨；而自称可以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李白，政治智慧连他这个小老弟都不如，居然将赌注错下在了永王李璘身上，公然与太子分庭抗礼。最后兵败当诛，幸赖郭子仪鼎力相救，乃得改放夜郎。我那一句“心怀李白笑孔丘”，典出李白的《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的开头两句：“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这首诗写于流放夜郎而赦还后的第二年。“楚狂人”即陆通，字接舆，皇甫谧《高士传》曰：“楚昭王时，通见楚政无常，乃佯狂不仕，故时人谓之楚狂。”就是到了这种穷途末路的时候，李白仍然狂性不改，对自己的政治才能没有丝毫反省。可以说李白是狂放到死的一个人。李白对社会、人生缺乏细致的体察，他的诗只是一味狂放，而缺乏家国之忧。
杨：或许正是在这一点上，您与李白之间出现了分化。我注意到您的诗于普遍的狂放中隐伏着某种忧患。《醉歌》之一：“万里孤客万里云，一江愁绪一江青”；《醉歌》之二：“魂无归处人有病，雨打芭蕉梧桐冷”；《汶川地震有感》：“常思千年国与家，江河不息热泪洒”；《中秋感怀》之一：“心系家国多少事，人到中年总有愁”；《南湖冬雪》：“君子常怀千岁忧，名士最重一世情”……这些诗句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您的诗歌的节奏，使它们暂时由激越转为低沉。毫无疑问，这种节奏的改变赋予了您的诗歌一种特别的魅力。但我不知道这种忧患意识从何而来，它似乎与您的气质并不完全契合。
柳：我理解你的意思。我是湖北黄冈人，因为经商之故，在经历了那个黄金十年(1979-1989)后到广州工作，二十来岁起就周旋于达官显贵、名商巨贾之间，利用广泛的人脉关系经营着自己的事业。在外人看来，我似乎如鱼得水，收放自如。其实我在这些关系中浸淫越久，就越有一种穷穿酒肉，洞若观火的感觉。我看到了太多的内幕，如果写成小说，恐怕比众多的官场小说还要惊心动魄。我诗中的家国之忧或许正是由此而来。
杨：您的“家国之忧”或许还有另一个来源，就是屈原。看得出来，您对这位伟大诗人也相当崇拜，当然也有诗为证：“去国怀乡又一春，酹酒长歌楚故人”(《悼屈原》)；“日月流转血正浓，汹涌碧波祭屈公”(《端午感怀》)；“辞慕屈子追司马，武尊卫青霍骠骑”(《楚歌》)。您的长诗《楚歌》，有两节在句式上采用的是兮字结构，有一节连发九问，都明显受了屈原的影响。但这都是形式上的，精神上的影响恐怕还要深一些。
柳：我是楚文化的狂热崇拜者，屈原这么一位楚文化的代表人物，自然特别为我所关注。与李白的志大才疏不一样，屈原是文人中少有的治国之才，只不过他的治才几乎为其文才掩盖了。太史公曰：“(屈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可见楚国内政外交都倚重于屈原良多。怀王时期，楚国的实力达到鼎盛，正如《九章?怀往日》所言：“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
杨：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当“苏秦约从山东六国共攻秦”时，“楚怀王为从长”(《史记?楚世家》)。“从长”，即六国合纵的盟主，这是六国对楚国实力的承认。
柳：楚国在怀王时期出现这样一个盛世局面，与怀王对屈原的重用是分不开的；而当怀王听信谗言，疏远屈原之后，楚国也由此盛极而衰，怀王本人则客死异国，为天下笑。《史记》记载：“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竟死于秦而归葬。”后人读史至此，无不扼腕叹息，为怀王之昏聩固执贻笑千古而叹，为屈原之金玉良言不被采纳而叹。
不过，屈原卓越的政治才干未能尽情施展，与其狷介耿直的性格有莫大之干系。古语曰：“水至清则无鱼”。屈原嫉恶如仇，洁身自好，不屑与实权派人物令尹子兰、司马子椒及怀王宠妃郑袖相周旋，终至于为这些人所嫉恨排挤，逐渐淡出权力中心，也就失去了施展才能的政治平台。连他的姐姐女嬃也责骂他：“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夭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姱节？”然而屈原的回答是：“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种高洁的品行固然令人肃然起敬，却终究缺少大政治家纵横捭阖、虚与委蛇的手腕，不能不为之叹息。
杨：您的见解与一般人略有不同，您对屈原的耿介持保留态度。这与屈原行吟泽畔时遇到的那位渔父的态度庶几近之。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酾？”
柳：“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往好里说，这是一种生存智慧，务实态度；往坏里说，这是和光同尘，随波逐流。在现实世界，我只能选择做一个渔父，要不然会出现精神危机。但这显然对诗歌的品质是有损害的，一个没有精神危机的诗人，不会写出太好的作品。
杨：诗歌在您的生活中占有怎样的地位？
柳：在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度，诗歌是我的精神寄托。
杨：为什么把旧体诗作为您的精神寄托，而不是现代诗？
柳：为了说明旧诗的魅力，王蒙举过一首古诗：“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王蒙点评说：“一共二十六个字，重复用了'花’、'雾’、'来’、'去’、'非’等字，极度的精炼、概括、灵活，传达了一种几乎不是语言可以传达的，叫作不可思议、不可表述的感受。”(《旧体诗的魅力》)当年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人一边明里提倡现代诗，一边暗里大写旧体诗，他们的旧诗显然要比新诗写得好。你读读鲁迅的新诗：“一个小娃子，展开翅子在空中，/一手搭箭，一手张弓，/不知怎么一下，一箭射着前胸。”这是什么诗？一点诗味都没有，只能算是打油诗。你再读读他的旧诗：“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这才是真诗。我想这就是我选择旧体诗的原因。
杨：有没有尝试其他文体写作的打算？
柳：想写两部长篇小说。名字都想好了，一部叫《京广线》，另一部叫《江湖》。构思也有了，但是没有时间写出来，只好一直搁着。
杨：考虑过专职从事写作吗？
柳：我不会把写作当做职业。但我会考虑在适当的时候，暂时抛开一切俗务，躲到某个山清水秀的小村，痛痛快快地写它个一年半载。
杨：实际上您现在的创作势头已经非常迅猛了，比如前不久刚刚完成的长篇歌行体史诗《楚歌》，长达440行，甫一面世，即轰动诗坛，被评论家誉为“天诗”。您如何看待您这首《楚歌》？
柳：我用一句诗来回答你：“卌载楚歌诗一首，孽子孤臣待从头。”
杨：也就是说，《楚歌》是要抒发“孽子孤臣”的情怀；可是诗中又有一句“我向九天我自君”，既为“君”，又为“臣”，这怎么解释？是否可以说：您这是借助想象来完成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越，在这个想象的自由王国里，自己做自己的君主，自己做自己的臣子？
柳：是的，这正是我想达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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