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耷（约1626年—约1705年），即八大山人，江西南昌人，明末清初画家、书法家。
《石鼓文》为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刻于十个鼓形石上，故得名。每石有一首四言诗，内容是咏秦国君游猎之事，所以《石鼓文》又称“猎碣”文字。原石高约三尺，径二尺许，由于屡经兵火摧残，风雨侵蚀，故而漫漶颇甚。其中一石在宋代被改凿为臼，另一石也不存一字。据郭沫若统计，《石鼓文》字形完全的有465字。八大山人临习此作和临《岣嵝碑》一样，从用笔到题注和考释书写格式基本相同。
《岣嵝碑》原迹现已无从查阅对照，但从《石鼓文》看，八大山人的临作绝不是实临，而是抄录性的意临或摹写，也就是说，这件临作在某种意义上说，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把文献研究放在了首位，把书法创作放在了第二位。因此，写味十足，轻松自然。打破了秦代以来写篆书的技术性较强，甚至接近美术化的严整，这一点上，八大山人应该说是非常有胆识和超前意识的，即便到了清末邓石如、吴让之、杨沂孙、赵之谦、罗振玉等篆书大家亦是严谨有余，不敢越雷池，直至现当代书坛出现了“草篆”，和八大山人相比也已经迟了近三百年矣。
八大山人在篆书中加入行书，甚至加入草书笔意，露锋起笔较多，收笔当止则止，亦不计工拙，圆转处灵动自然，用墨干枯相间，任笔驱驰，线条比较圆厚匀等，结字方整者居多，然而亦有长短修齐，参差俯仰变化，章法上变化也较大，篆书与行楷参杂，篆书字大，楷书字小，楷书中又大小相杂，大疏大密，加之多方朱色印鉴点缀其中，妙不可言。
这件书迹除了书法本身的艺术价值外，还给我们透露出以下几方面信息：
一是八大山人不但是个出色的书画家，更是一个学者，一个在古文字研究方面颇有见地的专家；
二是八大山人在那个时代就已经留心篆书，且能临习、揣摩、研究，所以才奠定了他书法创作的高古格调；
三是可知他楷行草书结字方中带圆，线条匀整遒劲的来由，原来是其从篆书中吸取的养分，当然钟繇小楷的影响亦不可忽视；
四是从八大山人那时就已经给我们学习篆书提供了一条途径，那就是篆书可以草写，也可看出他对金文、大篆的理解。
因此，八大这件作品给我们的启示至少有以下几点：
一是作为一个书法家要想大成，功力之外，需要有学识作支撑；
二是写篆书是写好行草书的一个训练途径，想把行草书写得高古篆书必须写，或者广而言之，篆隶楷必须写，否则线条会流于虚空，格调也要趋于低俗；
三是要做一个既能务实而且有思想的人，八大此帖而外临帖作品也流传较多，足以看出他的勤奋务实，而他又能融汇百家，自成一家，采百花而成蜜，这就是想法和眼光的功用。
明亡以后，他抱着对清王朝不满的态度，在奉新县耕香庵落发为僧，时年二十三岁。后隐居进贤县介冈及永丰县睦冈等地。
八大山人 “八岁即能诗，善书法，工篆刻，尤精绘事”（陈鼎《八大山人传》）擅楷、行、草书，于篆隶亦有所成。其书法初从唐楷入得门径，学欧阳询，后广收博取，师法钟繇、王羲之、王献之、颜真卿、黄庭坚、董其昌等，以秃笔作书，方整利落，疏阔遒健。还精研石鼓文等，刻意临写汉、魏、晋、唐以来的诸家法帖，遗貌取神，自出机枢。篆书《临岣嵝碑·石鼓文并释文册》现藏南京博物院，纸本，其中《临岣嵝碑并释文册》纵21厘米，横22.7厘米，《临石鼓文并释文册》纵17.2厘米，横8.7厘米。此册系八大山人所临《岣嵝碑》和《石鼓文》的合集，除临摹篆文外，一一附以略带行书笔意的楷书释文，对所据版本中之文从字、音、意，亦兼有考证诠释，释文字数较临写的正文还多，严格说，此作书体应定为楷、篆。八大山人传世作品以行、草书为多，篆书颇为少见，这是其传世临帖作品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件，对研究其治学、习书均有研究价值。
文章来源：中国书法张铁民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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