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门沧桑 | （5-1）倭患与抗倭卫所
“倭患”是指被称为“倭人”的日本海盗在元、明时期对中国沿海的劫掠侵扰，也指中日海寇混合的劫乱。元、明时期，中日之间为何一改隋、唐以来的亲善关系，出现骚乱，在中日两方都有原因。在日方是正及南北朝诸侯混战，大批溃兵败将入海为盗；在中方是元出征日本未果，整个元朝与日本断绝来往，明朝亦错误地以海禁来对付海盗，致使海上货殖受阻，滋生走私海商与海盗相纠结的错综复杂劫乱现象。延续200多年的“倭患”，给沿海人民带来切肤之痛的灾难，值得后人深刻反思。明朝开国之始以在沿海建特设备倭卫所来防御倭寇，海门卫为首批建设的抗倭卫城。从对付海上来敌的海防意义来说，这种御敌于海之门，御敌于海上的战略思路无疑高明于元统治者。
海门沧桑 | （5-1）倭患与抗倭卫所 |
海禁与倭患
日本是孤悬太平洋西北侧洋面的岛国。中国古代有传说称：秦始皇派徐福领数千童男童女入海寻求长生不老之药，徐福空手而回，却把童男童女丟在了东瀛。这东瀛就是日本，因而有人认为日本人就是那数千童男童女所繁衍。
传说只是流传的故事，但就人种而言，日本人确与华夏人相同，追踪溯源，由华夏大陆流衍海岛应是无疑。在古代，孤悬海外的日本岛，也必然落后于华夏大陆。
隋、唐以来，日本人仰望中国先进文化，不断派遣遣隋使、遣唐使来中国学习，以致一应农耕技术、生活习俗、绘画建筑形式都是中国的翻版，甚至把中国的整个文字系统都照搬过去。可以说，在古代，日本与中国的关系相当亲善。
公元7世纪至8世纪日本遣唐使来华的线路和时期
为什么恰在元、明时期，日人就与中国交恶呢？
马背上取得政权的元蒙统治者，最热衷的事是开疆拓土。
侵略成性的蒙古领袖成吉思汗西征欧州后，回头东征，还没灭掉南宋的时候，就在1216年至1271年对高丽发动了五次侵略。高丽吃不消，来则称臣，去则反叛。最终蒙古与高丽以建立“甥舅之好”制服高丽，并在半岛设征东行省（也称征日本行省），以此作为东征日本的跳板。
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世祖忽必烈派忻都携高丽军总管洪茶丘，统兵二万五千人从合浦（今韩国马山）出海征讨日本，在博多湾（日本福冈）大战日本十万幕府藩兵。由于没后勤，且遭台风，只好退兵。
忽必烈画像
忽必烈东征日本线路
十八年（1281年），忽必烈再次派兵四万从合浦渡海征讨日本。在日登陆后，又组兵十万从定海出发登陆九州。不意又遭台风袭击，仅三万余人生还。不死心的忽必烈还想发动三次讨伐，由于安南战事吃紧只好放弃。
草原枭雄铁蹄征服得了欧亚大陆，而对于日本岛国和东南亚岛国，显然还力不从心。但虽未得逞霸占的野心，却确确实实地将汉族也带进了与周边国家关系恶化的阴影里。
中国元、明时期正及日本幕府时期（1185年～1867年）和战国时期（1477年～1583年）。所谓“幕府”，是指实际掌握统治权的武士阶层，先后共经历镰仓幕府（源氏幕府）、室町幕府（足利幕府）和江户幕府（德川幕府）三时期。此时皇权式微，天皇其实只是傀儡。所谓“战国”，是指各大武士集团相争，社会动乱。
日本幕府武人
宋、元之交，日本正及镰仓幕府时期，各地呈分裂割据状态。元军侵日失败后，部分失利日本武士便与商人合伙，打着贸易旗号，武装活动于高丽、中国沿海，行劫掠之实。
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武装日船至四明（今宁波）求互市，元朝廷惊恐，设立都元帅府应对。成宗大德七年（1303），元廷重申“禁商下海”令，取消市舶机构；十一年，倭人焚劫庆元（今宁波）。元至大元年（1308），恢复市舶机构；二年，倭人带硫磺焚毁庆元都元帅府、录事司及官署；三年，再罢市舶机构。
日本也惧怕元军再侵，终元之世不与元通使往来。
正因为元日敌对交恶，而彼此又需要对方物资，所谓“奸利小民”，也就漂泊海上为盗，为盗者中有因日本内乱而流离失所的武士。同时，日本众多的分裂割据藩侯，为开辟财路，获取物资，也支持海盗对国外的劫掠。由上列诸因素酿成的国际海盗，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倭寇”，日本所谓的“海贼群”、“恶群党”。
至元明换代之际，方国珍、张士诚势力的未被招安的余众无家可归，仍活跃在沿海岛屿行劫。日本海盗也仍在沿海抢劫骚扰。
倭寇最先的活动区域在高丽。初到中国是从高丽到山东半岛，再沿海岸线南侵。明《太祖实录》载有：洪武二年（1369）正月，倭（名词）寇（作动词，指侵犯）山东濒海郡县，四月出没海岛至崇明，八月骚扰淮安；三年六月劫掠山东，又转掠庆元（洪武十四年改宁波府）、温州、台州……
明初，太祖朱元璋实行和平外交，于洪武元年、二年、三年、五年遣使日本，交涉倭寇侵扰事情。但日本正处在南朝、北朝分裂对抗状态，明使与南朝怀良亲王和北朝足利义满都进行交涉。北朝虽愿意与明交通，但倭寇主要聚集地在南朝，南朝怀良态度蛮横，不理会明使的要求。道路为南朝所阻，中日朝贡关系因而断绝。贸易既断绝，“倭患”也继续。
洪武二十五年（1392），日本南朝被北朝所并，南朝众多武士沦为浪人，流落海上，勾结海盗、海商，中国倭患趋烈。与此同时，还出现国内海匪与倭寇的勾结。为对付内外寇患，朱元璋一边加强海防建设，在沿海设置卫所，以武备来对付海盗；一边用严禁沿海兵民“私通海外诸国”，防止“奸民”与倭寇勾结的办法，来困阻海盗。
日本画中的浪人形象
洪武四年起，朱元璋不断地下达禁海令：四年，“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十四年，又“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十七年，“派信国公汤和巡视浙、闽，禁民入海捕鱼”。二十三年，又下令：“今两广、浙江、福建愚民无知，往往交通外番，私易货物，故严禁之。沿海军民官司纵令相交易者，悉以治罪”。二十七年，“禁民间用番香、番货……命礼部严禁绝之。干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重法”。三十年，“申禁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
但海盗劫掠的根源，其实不在于民间存在海外通商，因而禁绝民间海外通商并不能消弭海盗抢劫。理论上海禁似乎可断绝海盗的给养，让他活不成，实际对国内、国外海盗非单没作用，还起反作用。因为货物越是不流通，越吸引人以走私和抢劫去争夺巨利；让人活不成，只会让“困兽”越发凶狠。
事实便如此：洪武年间（1368～1398），有记载的倭寇劫掠便有44起。其中洪武二十至二十八年（1387～1395），倭寇连续四次侵扰金州（今大连市），辽东沿海海运因此被隔绝，沿海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严重威胁。永乐元年（1403）至宣德十年（1435），有倭患34起。正统元年（1436）至正德十六年（1521），有倭患22起。
洪武年间，由于中日朝贡贸易断绝，日本室町幕府及各封建主因缺少财物来源，甚感不便。明第二代皇帝惠帝建文期间（1399～1402），惠帝朱允炆推行相对松动的对外贸易政策，建文三年（1401），亦即日本小松天皇应永九年，日方准许三后源道义入贡明朝，并递交自明朝建立以来的第一份表文。
日本绘画中的室町幕府人物
明惠帝朱允炆画像
第二年，朱允炆叔父朱棣篡夺侄儿的皇位，成为成祖（年号永乐），日本又派使上书，朱棣对使者赏赐物品，并派使驻日。规定日本十年一贡，人止二百，舟止二艘，不得携兵器，违者以寇论；同时要求日本查缉倭寇。自永乐三年到八年，室町幕府曾几次进贡方物，献所缉拿海寇，中国倭患稍敛。
明永乐时期（1403～1424），成祖朱棣虽也遵循祖制，重申“禁濒海之民不得私自出海”命令，其实际目的是为防范潜逃海外的朱允炆（朱棣篡位时，朱允炆被焚于宫闱而不见尸，成祖便怀疑他逃亡南洋）。但成祖一边禁民出海，一边却启动了旨在寻找朱允炆下落和向东南亚宣威的郑和七下西洋（1405～1433）。
明成祖朱棣画像
郑和下西洋航线
有关郑和下西洋的绘画
不过，尽管朱棣动机不纯，客观上，郑和七下西洋却确实促进了中外交流，并连带促进东南沿海民间海外贸易的兴盛。可惜深层原因在于农耕经济意识的明朝廷“禁海”祖制，还是容不得对外贸易，更容不得民间商业经济借机发展，郑和航海昙花一现便被终止了。
郑和航海一停，民间对外贸易也遭限制。明王朝还不准海外民间商人来华贸易，只许政府间的朝贡贸易，并严格规定贡期、船数、人数和贡品数。有贡船若不遵守诏令规定，即遭遣返。
民间贸易遭禁，使官方朝贡贸易成为独存的合法贸易渠道，这种贸易由官方市舶司管理，外国船舶必须持“勘合”凭证，方可贸易，因而也称“勘合贸易”。
由于官方勘合贸易渠道太窄，物资流通的需求却很旺盛，明朝廷的禁海其实很难禁绝，闽粤民间私自出洋经商还是不可遏止。而朝廷实行严禁，实际反使货物差价越发飙升，越发引人垂涎。最终，垂涎于商品流通的人，因为贸易无门就行抢劫。
于是，“倭患”又逐渐加剧。明朝廷责问日本，日本国日向、大隅、萨摩三州刺使岛津腾存忠奉表谢罪，但否认支持倭寇。
永乐十七年（1419）六月，倭寇1500余人分乘31艘大船于马雄岛（今大连市金州区大李家镇境内）登陆，直逼望海埚。明军设伏围剿，“生擒八百五十七名，斩首七百四十二级，倭寇遂绝。”该年日本派人与明告绝。
望海埚之战
明宣德元年至正德末年（1426～1521）。中日虽又恢复外交关系，但倭患依然。因为勘合贸易虽已修订，但需求旺盛，限额太少。日本就不遵守船数、人员、货物的限额规定，成倍增加私物。室町幕府和各个封建主、寺社都派大量商船来明。得不到勘合，就进行走私贸易或抢劫。即使是室町幕府的勘合商船，可抢劫时也抢劫。至于走私，则有中国地方豪门巨室做其中间商。
此时日本已经进入战国时代（1477～1583），诸侯割据，战乱不止，大小封建主为弥补战争财政不足，需要更多的物资和货币。而由足利幕府独占的勘合贸易，从明朝进货有限，根本无法满足日本社会之所需，因而物价奇贵。为缓解矛盾，足利氏也将勘合利益分些给大名和寺社，但无从满足需求。于是，这些封建主也暗地支持海盗劫掠，倭患由是延续不息。
接下去是嘉靖年间（1522～1566），其中一段时间浙江“倭乱”爆炸性爆发，再延向福建，至隆庆年间（1567）消停。该段历史有其特殊性，另设专节叙述。
仔细观察明朝前期倭患发生的缘由，可发现倭患的起落，既与日本社会的动荡有关，也与中日贸易的阻滞有关，还与中国海防的松弛有关。倭患自元至明隆庆260多年间延续不断，但至隆庆皇帝朱载垕实施“隆庆开关”政策，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货物，没几年，倭患便销声匿迹。这充分说明倭患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物资流通受阻不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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