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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老师上物理课，在黑板上写了一道题，提问了几位同学，都不会做。
我在座位上推演出了结果，但我没有举手。直到谢老师点了我的名字，我才说了一下解题思路。
谢老师听后说：“这道题在四班，只有张松岩做出来了。张松岩是一心要追上你李现通的，看来你还可以，不愧是年级第一名。”
我知道张松岩，是一四班的第一名，上学期期末考试，超过了我。这学期期中考试，我勉强和李淑能同学并列年级第一（实际上我比淑能少半分，是谢老师争取了一个四舍五入），但是松岩同学是个学习狂，稳步前进，我如果稍一懈怠，就会被他超越。
吃了午饭，到寝室睡了一会儿。醒来，浑身奇痒无比，腿上胳膊上起了十几个红红的疙瘩，用手挠过来挠过去，仍十分难受。看另几位同学，也在挠痒，有的解开衣扣，有的脱了裤子……让我想起花果山上的猴子们。
有位同学说：跳蚤太多了，吃饭的时候，还能跳进饭碗里。
没上高中的时候，我就听说过，“缑氏高中三大宝，虼蚤蚊子麻唧佬！”
虽然学校也经常给喷药除跳蚤，怎奈我们铺的是草苫子，给跳蚤提供了最优良的滋生躲藏的好地方，而且跳蚤具有惊人的繁殖力，喷药过后，只要有几个漏网的，不久就会泛滥成灾。
为了读书，同学们给虼蚤蚊子贡献了多少鲜血啊！
上午，全体师生到缑氏剧院参加审判大会。
同学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说说笑笑，步行到了缑氏影剧院。今天当场审判的18人，有盗窃犯、诈骗犯等。
舞台上，罪犯站了一排，手扣在背后，弯腰低头，民警持枪肃立两旁，领导当场宣读每个犯人的罪状和法院判决。其中一个54岁的女犯人，四川人，在家里有7个儿女，竟然到全国各地骗婚骗财，就是人称的“放鸽子”，她以和农村孤寡老人结婚为幌子，骗取几百几千彩礼钱，然后逃之夭夭。这个女犯在偃师诈骗三次，最终被绳之以法。这人也是孩子们的母亲，做这些无耻的勾当，儿女们知道了，还有何面目见人？
下午第二节，同学们都到操场上上体育课了，我和曹玲霞同学留在教室里。玲霞同学是因为不舒服留下的。
我打开了窗子，坐在座位上看书。阵阵凉风吹来，好不惬意。过了片刻，风越来越急，刮得窗户扇摇摆着“哐哐”作响，玲霞同学起身把窗子全部关上，插了销子。
窗外已是乌云翻腾，昏天地黑。只看见狂风摇晃着树木，树枝“嘎巴嘎巴”地掉落在地上，黄豆大的雨点“噼噼啪啪”砸在黄土地上，激起一片白色的雾。
上体育的同学们争先恐后地涌进教室，头上脸上都湿淋淋的。一柄闪着刺眼光芒的宝剑将北边的天空辟为两半，“窟咚咚咚——”一个沉闷的炸雷滚过，接着又是一道亮光，又是一声炸雷，风风雨雨铺天盖地，笼罩了整个校园。
第三节下课，风收雨停，我起身走出教室门。刚才雨下得急，我的轮椅车在外面淋着雨，座垫一定湿透了吧。我却看到轮椅车上没了座垫，正在纳闷，杨总伟同学两手搬着座垫从教室里出来，放在了我的车子上。我心里升起一种内疚和感动。不知道什么原因，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俩见面互不搭理。今天，他却悄悄地帮我把座垫搬进教室里，又不声不响地搬出来，避免了我坐湿透的垫子。我想和他说句话，他却若无其事地进教室了。
这时，我想起鲁迅先生小说《一件小事》中的一段话：“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今天，丁中央老师正式给我们上语文课。他四十多岁，略瘦，背头，戴眼镜，文质彬彬，风度翩翩，讲课出口成章，抑扬顿挫。
这一段时间，南老师先是培训，后来调入教育局，我们的语文课靠张老师和刁老师隔三差五来代讲一节。
今天，学校终于安排丁老师来上课了。丁老师极富感染力的课堂语言，使同学们听得都很认真。
有两个多月没有给县广播站写报道了。
“五一”时，初三班主任杨老师托人给我捎了两本广播站的专用稿纸，我没有用来写稿，而是拿来做笔记用了。不是不写，是觉得没啥可写。上学期，见什么写什么，广播站也给播出了一些。但现在回头看看，写出的报道新闻性都不怎么强。
广播站是全县唯一的新闻机构，它的新闻视角应该放在整个县域。我身在偏僻的农村高中，又是学生，只能写一写我们学校的事情，但一所农村高中值得在全县播出的新闻报道实在太少。还有我的身份处境，一个学生，还行动不便，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及时赶到现场取得第一手资料。
校园里，大街上，听到广播喇叭里传出杨老师的声音，依然感到亲切而温暖，我多次想给他写封信，可是有千言万语，却无从说起。
自己庸庸碌碌无所作为，辜负了杨老师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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