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为扁鹊立传，让我们知道了即使像扁鹊这样能够让人起死回生的神医，也不是什么病人都敢接，什么病都能治的！而且扁鹊还明明白白告诉人们，有六类病人是没法治，也是治不好的：
骄恣不论於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阴阳并，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这段话并不深奥，从字面上就可以理解。什么意思呢？扁鹊认为：
第一种人：态度傲慢，信口雌黄，跟他有理说不清。你说东，他非说西；你跟他讲道理，他跟你说歪理。而且态度蛮横，很不屑于你的专业水平，自己反而装出很懂的样子。明明你是为他好，他还会反过来问，凭什么要听你？
第二种人：明明自己病很重，得花大价钱大气力去治病。但是一旦听你说需要投入那么多钱，花费那么长时间去干这个事，他便变得畏畏缩缩、斤斤计较起来。甚至忘记自己是来治病的，而不是来讨价还价的。
第三种人：生活的不节制，作息不规律，饮食无度量。晚上打游戏、看电视剧到两三点都不睡觉，早上睡到太阳晒屁股，经常不吃早餐。冬天穿丝袜露肚脐要风度，夏天反而戴个毛线帽装酷。
第四种人：气血错乱，脉象飘忽，神志不清，情形恍惚。听之不似人语，望之不似人形。
第五种：身体已经特别虚弱，连药的正常作用都承受不起。如果进手术室可能出不来。
第六种人：到处求神拜佛，宁愿去信歪理邪说，也不肯信你这个有真材实料、有专业知识的医生。即使让你给治好了，也不会说你半个好，只说是自己命好，够幸运。
扁鹊认为这六种人治不好，也惹不起。试问，如果你是医生，治得好么，惹得起么？
退一万步讲，即使对方很配合，很信任你，但你们俩气场不对，客观条件引起了主体的心理变化，也还是治不好的。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家范晔记载了一位东汉时期著名太医郭玉的故事，对这种现象做了描述。
郭玉医术高超，尤其擅长针灸，他心存仁爱，即使是贫贱奴仆来求治，也尽心医治，但达官贵人生了同样的病，有时却治不好。汉和帝就很奇怪，于是命贵人打扮成贫民模样，找他治病，这一回却一针即愈！于是皇帝就问他是什么原故。郭玉说：医生治病，一定要情绪安静，才能用心思考。达官贵人凭着高贵的身份来驱使我，命令我，我只能怀着恐惧的心情来应付他，而且未免有许多顾虑，施针时过于小心翼翼，手法便不能运用自如，怎会有好的疗效呢？再加上达官贵人本身身体素质就不行，不敢轻易用药，而且不怎么参加生产劳动，身体机能跟不上，怎能把病完全治好呢？
其为疗也，有四难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难也；将身不谨，二难也；骨节不强，不能使药，三难也；好逸恶劳，四难也。（《后汉书·方术列传》）
上文好像讲了两个与工作及现实不搭界的故事。其实，中国的知识分子，传统的理想是“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我们熟知的苏东坡、黄庭坚、陆游、曹雪芹等等其实是当地著名的医生。比如爱国诗人陆游在成都作官的时候，遇上疫病流行，他便在街头煮大锅药给患者服用，救了很多人。并有诗云：
我游四方不得意，佯狂施药成都市。
大瓢满贮随所求，聊为饥民起憔悴。（《楼上醉歌》）
晚年退休后居山阴（今浙江绍兴）老家，他还亲自种药、配药，走乡串户，为乡亲治病，为此自己也非常自得。有诗云：
村西行药到村东，沙路溪流曲折通。
莫问梅花开早晚，杖藜到处即春风。（《村东》）
甚至有人为感谢他的活命之恩，生下的儿子都起名叫“陆”：
驴肩每带药囊行，村巷欢呼夹道迎。
共说向来曾活我，生儿多以陆为名。（《山村经行因施药》）
仔细看完今晚的故事，聪明的你应该也明白真正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能做到“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了吧？
1、治国与治病，人际交往与医患关系，教育与被教育者……这些不同行业之间是有很多相通的道理的。所以，学好学精一样，往大的方面讲，可以治国，往小的方面讲，可以处理人情世故。至少可以辨别是非好赖，好人坏人。那些事情可以干，那些事情不能干，有些不能惹，也惹不起。
2、不管是名相还是良医，得善于触类旁通，既要入乡随俗，又要与时俱进，还要懂言外之意。比如扁鹊，“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洛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否则既不能成“相”，也不能成“医”。反而因为学了很多知识，导致徒增烦恼，自怨自艾，碌碌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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