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遵从的理论模式与行为模式（理论普及）

从总体上看，对税收遵从的研究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基于预期效用理论(expected utilitytheory)的理性模式；二是基于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的行为模式。

(一)理性模式

理性模式是基于经济学中常常假设的理性人观点，即个人的效用只与收入高低有关，他的目标是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纳税人税收不遵从的收益超过了以罚款为代表的税收不遵从成本，他们就会选择税收不遵从。因而，理性模式暗含的假设是，纳税人是没有道德观念的，影响税收遵从与否的因素只是税率、查处概率、税收惩罚和纳税人风险厌恶的程度等。

理性模式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模式，但是在税收遵从研究中，很多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不符合实际。其原因有多种，一种原因是人的偏好并不是相对稳定的，甚至是很不稳定的，偏好可能是决策的结果而不是决策的原因；一种原因是人们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不能对各种预选方案都进行考虑，有可能当一种较满意的方案出现后，人们就不再继续搜索其他方案了；还有一种原因是人们对各种决策的结果出现概率很难做出准确判断，人们对概率的反应不遵循统计规律。

例如，研究发现，美国的平均税务检查率已下降到1％以下，而且罚款额也只是偷逃税款的一小部分。根据理性模式，在如此低的检查率和罚款率下，大部分人会选择税收不遵从，但是在现实中却是大部分人选择依法纳税。极端的假设是税务部门对税收不遵从行为的查处概率为零，在这种情况下，按照理性模式，纳税人会全部选择税收不遵从，可经验证明，有些人天性诚实，不论逃税刺激有多大，他们都将选择诚实纳税。可见，对偷逃税行为的威尽管能够影响税收遵从行为，但是不足以完全解释现实。

(二)行为模式

自20世纪70 年代以来，一些心理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发现，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不完全的，实际经济决策行为经常违背预期效用最大化原则。因而，一部分经济学家吸收了社会学、心理学等研究方法，创立了一种新的行为决策理论，这就是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

经过20 多年的发展，该理论趋于成熟，理论创始人之一卡尼曼（Kahneman）也因此获得2002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关于人们经济行为决策分析中，前景理论提出了与预期效用理论不一致的三种效应理论，这三种效应理论在税收遵从问题上都有反映。

第一，确定性效应(Certainty Effect)。它是指人们在决策过程中，比较倾向于选择那些被认为具有确定性的结果。确定性效应反映在税收遵从上，就是说假如税制简明并且易于遵守，纳税人就易于选择诚实纳税；反之，如果税制繁琐且存在漏洞，不规范的税收制度会使纳税人无所适从，纳税人就易于选择税收不遵从。

第二，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它是指人们并不拥有稳定的、事先定义好的偏好，在决策过程中，通过改变对结果的描述来改变参照点，继而影响到人们的偏好选择问题。在税收遵从问题上，纳税人风险偏好可能是不固定的，如果纳税人在填写年度纳税申报表时，在面临还须补缴税款的情况下，就可能倾向于风险爱好；而在面临着可获退税前景时，就倾向于风险厌恶。根据该理论，税款预提制度或预缴制度有利于提高税收遵从度，因为预提或预缴的税款越多，纳税人将来可获得的退税越多(或需补缴的税款越少)，纳税人越倾向于诚实纳税。

第三，分离效应(Isolation Effect)。由于人们作出经济行为决策时，会面临着很多信息，人们受到认知能力的限制，不能像预期效用理论认为的那样充分利用各组成部分的信息判断最终结果，而是更可能对各种信息进行取舍分离，以简化决策过程，这可能导致其偏好与选择的不一致。在税收中，纳税人对选择税收不遵从的前景分析包括三个环节：它有多大可能被列为税务机关的检查对象？税收机关对税收不遵从行为的查出概率有多高，一旦被查出后，将要受多大的税收处罚？根据前景理论，在信息不完全、认知能力有限的情况下，纳税人不可能做到完全理性，而很有可能只根据片面的信息进行判断，例如只根据对逃税行为的法定处罚率进行判断。

随着前景理论的发展，该理论在解释税收决策上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总的说来，虽然预期效用理论和前景理论两者都是研究不确定性或风险条件下的行为决策，但是预期效用理论是用来定义理性行为，是规定性的，而前景理论是用来描述真实行为，是描述性的；前者关注的是财富的总量，是基于最终财富的决策，后者关注的是财政增量(损失或收益)，是基于财富变化的决策；前者反映了对风险的永久态度，后者反映了对风险的暂时态度。不过，一般认为，前景理论还无法取代预期效用理论，它可称得上是对预期效用理论的改进或修正。在对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分析时，要综合考虑这两种模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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