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被誉为“文献名邦”，不仅在于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更在于莆田历史上科举鼎盛，人才荟萃，累代共出进士2482人、文武状元21人、宰辅17人，演绎了中国科举史上莆田读书人宏大的命运交响曲。
金字牌匾
“莆田科举鼎盛、人才荟萃的背后，离不开郑氏三兄弟的‘开莆来学’。”莆田市图书馆副馆长张翔说，南朝时，郑露、郑庄、郑淑三兄弟迁徙到莆田，创办“湖山书堂”，教读子弟，传授文化，开创了莆田文化教育之先河，使莆田重教兴学氛围日渐浓厚，为后来莆田“十室九书堂，龙门半天下”打下了基础。
自从郑氏“开莆来学”，“家贫子读书”在莆田蔚然成风，好学苦读的莆田学子，在历代科举中演绎各种科举奇观，诞生过2482个进士，21个文武状元，17个宰辅，70多个尚书、侍郎。
“‘一门九刺史’，是指唐代莆田林氏先祖林披生有九子，他们均官居刺史，因此世称‘九牧林家’。”林氏后裔、莆田荔城区文联主席林春荣介绍说，在莆田科举史上，林氏累代共有进士320多人，蔚为奇观。故时人有“无林不开榜”之佳话。
宋代是莆田科举文化鼎盛时期。其间，兴化人物大批涌现，充溢史册，如北宋名臣蔡襄，爱国宰相叶顒、陈俊卿，民族英雄陈文龙，大诗词家刘克庄，理学家林光朝等。
宋熙宁九年(1076年)，莆田人徐铎与兄徐锐同榜进士，徐铎为状元及第，时有“龙虎榜头孙继祖，凤凰池上弟连兄”之称。同年，中国科举史上第一位可考证的武状元被莆田人薛奕摘得，莆田人徐铎和薛奕同年文武状元及第，宋神宗因而赐诗赞曰：“一方文武魁天下，四海英雄入彀中。”
宋绍兴八年(1138年)莆田人黄公度状元及第，同邑陈俊卿榜眼及第，当时有“枌榆未五里，魁亚占双标”之赞。此科还出现“四异同科”佳话，即莆田人黄公度为榜魁(状元)；陈俊卿为亚魁(榜眼)；林邓73岁年最长，为榜尊；龚茂良18岁年最少，为榜幼。当时地处偏僻地带的莆田，魁、亚联登，“四异同科”，成为京城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
“明代莆仙有进士554人，其中超300人官居四品以上。”据林春荣介绍，莆田科举文化的另一个鼎盛时期出现在明代，并且重臣高官迭出，曾出现“六部尚书占五部”的奇特现象。
莆田科举文化之盛，历代颇受赞誉：宋真宗敕书有“闽越之地，邹鲁之儒”之称，宋度宗盛赞“莆，文献之邦也”，王安石艳羡“兴化多进士”，朱熹感叹“莆田人物之盛”，乾隆评论兴化“科甲冠八闽”……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莆田知县徐执策在今荔城区县巷南北两端分别建竖“海滨邹鲁”和“莆阳文献”两座木坊；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莆田知县孙继有将二坊改名为“文献名邦”和“壶兰雄邑”。“莆田‘文献名邦’之美誉也因此得名。”张翔说。
灿烂的科举文化，不仅留下许多科举佳话，散落在莆田各处依然轩昂的士大夫宅第或老旧古牌坊，也为这座城市烙上了有迹可循的科举文化印记。
在秀屿区平海镇平海村，一道“进士坊”历经数百年的风雨侵蚀，依然巍然屹立，成为见证莆田重教兴学的一道风景线。据村中老人介绍，“进士坊”修建于明嘉靖二年(1523)，当时末科进士黄杭为振兴家乡教育，毅然回到平海讲学，地方官为表彰此举特地拨款建造了这块“进士坊”。“莆田曾是有名的‘牌坊之乡’，见证科举之鼎盛的牌坊更是不计其数。”张翔说。
荔城区拱辰街道东阳村是“科甲腾芳之乡”，自明初御史陈道潜来此定居开始，逐渐形成群落。村里的明清古民居建筑群是莆田现存的科举文化“活化石”，被列为莆田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见证了当地科举文化发达的历史。
“当年最大的一座宅邸，有120间房屋，民间俗称‘百廿间’大厝。”陈氏后人、东阳村老体协负责人陈庆育对这些古民居和背后的往事如数家珍，“陈氏族人潜心向学，在科举时代人才辈出，在外为官几十年后，荣归故里建起大宅。”陈庆育说，据统计，仅在明清两代，东阳村就考中了11名进士、28名举人，还出现过“三世五进士”“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皆进士等科举盛况。官宦人家多了，村里士大夫宅第鳞次栉比，包括御史第、司马第、德基祠等具有代表性的建筑。
莆田旧城区的6条古街，不仅是明、清、民国时期莆田县城的中心，也是明清两代官宅的聚集地，大宗伯第、林扬祖故居、彭鹏故居等均汇聚于此，并且至今保存尚好。
坐落于庙前街牌坊一侧的大宗伯第，建成于公元1592年，是明代礼部尚书陈经邦的故居。从出生就住在这里的80岁老人陈光宇介绍说，这座宅第按明制一品官府第规格建构，原有五进五开间三厅六房共120间。如今仍尚存完整的有里外大门和前三进大厅，正房及两旁的厢厅、厢房。“虽然没有完全保留下来，但这宅子是我国现存明代较完整的命官宅第典型建筑，成为研究明代品官居宅的实物资料。”陈光宇老人说，因此，大宗伯第算是这里的一个地标性建筑，几乎每天都有人前来参观、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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