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墓志石刻编年·序 (2007-12-26 23:45:30)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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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华民族自有史以来就注重农耕，全力解决民生问题。炎帝神农氏，就是农耕社会的祖师爷，他带领部族民众上山烧荒种粟，从此有了可口的小米。五千年后，八路军还靠“小米加步枪”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人类毕竟还在童年时代，还得顺应大自然的风云变化，以求有个好年成。农事活动始终受着季节气候的制约，顺天而生，逆天而亡，道理是明摆着的。我们的祖先真伟大，他们顺应天时，高度重视天文、天气的观测与记录，力求掌握时令变化的规律，用来指导农事指导生活。《尚书·尧典》载，“乃命羲和，钦若昊天，暦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这就是“观象授时”，观测日月星辰的变化，掌握其运行规律，以审知时令而授民，便于农事。又载，“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帝尧时期，已知一年有366日，又用置闰月的办法调配月与岁。这就是帝尧时期的历法，有了回归年长度，又会设置闰月，显然是阴阳合暦体制。不难明白，历法的依据还是天象，主要是日月的运行时间与规律，历法不过是调配年月日使之大体一致，显示出一种周期性变化，以此管理、记录人事、农事活动。有了历法，一年又一年，一月又一月，人们的各种活动记录就有了时间的脉络，再也不会杂乱无章。中华民族的历史之所以悠久，历史材料之所以丰富，历法的作用实在不可低估。有了历法，才有历史的记录，这就是史记。《春秋》就是鲁国的史记，孔子编写出来给他的弟子做教材用，所以流传下来。其实，周天子有史记，各诸侯国都有史记。《孟子·离娄》载：“晋之乘，楚之檮杌，鲁之春秋，一也。”《穆天子传》就是现存最早的周穆王十三年西游的史实记录，就是一部史记。《逸周书》载“史记第六十一”，今本《竹书纪年》“穆王二十四年，王命左史戎夫作《纪》。”指的就是这一篇。穆王还要戎夫辑录历史上重要又可鉴戒的史事，每月朔日、望日讲给他听。这又说明，穆王之前是有史记的。以年月日时间脉络记录史料，的确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
这种编年体史书，《竹书纪年》发其端，其后有《春秋》《左传》；东汉荀悦简化《汉书》编著《汉纪》，实为编年体西汉史；东晋袁宏仿《汉纪》，成编年体东汉史《后汉纪》；作为编年体通史巨著则是宋代司马光所主编的《资治通鉴》，它记录了战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前403—公元959年）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实。列为编年体史书的还有历代的起居注、各朝的实录。司马迁的《史记》以人物传记为主轴，开断代史之先河。仿其体例，各朝都有号称“正史”的断代史出现，这就是“二十四史”“二十五史”的来源。在浩瀚的史籍中，能与正史比肩的就只有编年体史书。编年体的特点是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涉及年月日，当然就是历法的范畴了。历法在编年体史书中的重要地位，那是不言而喻了。
史书的纪年，最早采用的是帝王纪年法。商代、周代依商王、周王在位年数来纪年。鲁国国史《春秋》以鲁国国公在位年次纪年。汉武帝元鼎元年（前116年）正式建立年号，这是中国帝王年号纪年的开始。皇帝一般在即位时就确立年号，中间根据需要可随时更换。年号换得最多的是武则天。她在位二十年，先后使用过十八个年号，真正的随心所欲。明清两朝，大体一个皇帝一个年号，比较省事。不用年号的帝王实在太少。至于干支纪年，东汉才普遍使用。干支纪年起了一个延续久长的纪年作用，民间的应用确有超越帝王纪年法的永无更换的突出优点。史学家在官方的帝王纪年之外，往往注明干支年代，自在情理之中。
几千年的文明史证明，史书的纪月，主要采用数序从一月、二月至十二月，闰月也称“后×月”。史书的纪日，甲骨文显示就是干支纪日，一直沿用，时至至今，日干支还是清清楚楚。这在世界上也绝无仅有。不过朔日干支的记录尤其重要。古代帝王要“告朔”“颁朔”，就是公布一年十二个月（闰年十三个月）的月朔干支。月朔干支明，每月的初几、十几、二十几的干支也明，全年的日干支也就自不待言了。
不难明白，编年体史书有两个问题至关重要：一是史料的真实可靠，一是年月日的准确无误。这里主要讨论涉及年月日的历法，这也是面前这部三百多页的《唐代墓志石刻与唐代的暦》希望解决的主要问题。
洛阳考古研究所青年学者王化昆同志等，花了十余年时间，广泛收集唐代墓志石刻数千方（包括拓本），以墓志所记年月日（含月朔、日干支），较比唐代帝王年号纪年及其文献所载的月朔、日干支，借以探讨整个唐王朝近三百年的实际用暦。这是一个没有人做过的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就体例说，我把它视为“墓志石刻编年”，就内容说，在于弄明白历法的暦与民间墓志所反映的实际使用之暦彼此的差异，肯定实际用暦。
我们知道，上古是观象授时，强调室外观象，随时观察随时调整闰月，以求年月日的调配大体吻合。待到回归年长度365·25日及朔望月长度29·5日的掌握，连大月的设置有了规律，十九年七闰基本认知，历法就从室外进入到室内演算的阶段。从《左传》暦朔考知，这当在春秋后期，“鲁文公四不视朔”可以为证。敢于多次不视朔，只能说明朔日已经能够推算。战国时候的孟子很自豪地说：“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至迟战国初期，四分暦的创制与使用是可以肯定的。张汝舟先生考定四方术殷暦行用在周考王十二年（公元前427年）。《汉书·次度》记录的天象，冬至点在牛宿初度，也证实了这一点。可以说，整个战国时期，各国普遍行用四分暦。四分暦的基本数据是回归年365·25日，与实际回归年长度365·2422日毕竟还有差距，“三百年辄差一日”。所以到汉初，“日食在晦”多次出现。这种实际用暦与实际天象不相吻合，乃是暦术的不精造成的。为追求与天象一致，古代频频改暦就可以理解了。就以二百九十年的唐朝来说，新出的历法也在十种以上。计有：
唐高祖武德初，傅仁均造《戊寅元暦》；
高宗时诏李淳風造《麟德甲子元暦》；
武则天时，太史瞿昙罗造《光宅暦》；
中宗时，南宫说造《景龙暦》；
玄宗开元九年，一行受诏改治新暦《开元大衍暦》；
肃宗时，韩颖造《至德暦》；
代宗时，郭献之造《五纪暦》；
宪宗时，徐昂造《元和观象暦》；
德宗时，徐承嗣与杨景風造《正元暦》；
穆宗时，诏日官改撰《宣明暦》；
昭宗时，诏改治新暦《景福崇玄暦》。
其中影响大者，当是《戊寅暦》《麟德暦》《大衍暦》。而行用时间长的也只在五十年上下。频繁诏改暦法，必然造成旧暦新暦交错使用的混乱。新暦、旧暦自有月大月小的不同，记录在墓志上，朔干支相差一日就比较容易理解。如仪凤四年己卯（679年），墓志有“正月癸未朔”，又有“正月壬午朔”，“二月壬子朔”。不难明白，上年十二月大，三十晦壬午；则正月小，必癸未朔，二月壬子朔；上年十二月小，二十九晦辛巳，正月大壬午朔，二月壬子朔。此前，从唐高祖始，使用《戊寅元暦》，至仪凤已有六十余年，这是老皇暦。高宗时的《麟德甲子暦》才行用十余年，未必就完全地取而代之。就使用者来说，似乎就各取所需、各行其便了。探讨唐代的实际用暦，这其中的是非，也就未必说得清楚。
1972年临沂银雀山二号墓出土了一批竹简，内中有“汉武帝元光元年暦谱”，反映了汉初的实际用暦。如果与室内推演的实际天象比照，也只有余分的不同，比较日干支却是相差一日。
天象与实际用暦并不一致，这个疙瘩怎样解开？后人编撰的《二十史朔闰表》之类也不会管用，因为这些《表》只列出了朔干支。干支记日只有整数，就不是理想的标尺。用现代科技手段编制的反映准确的实际天象的“朔闰表”，注明了合朔的时（h）与分（m），才可资比照。就古代暦术来说，就是朔日的余分。利用余分的大小，确定朔日干支。余分大，算一个干支日，余分小则不记。只有这样，利用实际天象判断实际用暦的是非，才令人心安。余分的取舍，还得对照诸多文献，当然需要择善而从。
唐代的暦法虽有十来种，运算中余分的大小也会有所差异，但数据的差别不会有多大，不同主要还是在大月小月的配置，闰月的安插。如果注意到这些，实际用暦就不难把握。
化昆等同志的研究是深入的，严谨的，细读“前言”，令人感动。没有踏踏实实的科学态度，这样的题目会让人乏味。几千方墓志，数以千计的朔干支、日干支，就是整理出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还要从中发现唐代用暦的真实本象。化昆同志对暦术有深厚的研究，运用暦术也得心应手，在年轻一代的学人中是难能可贵的。取得这样的成绩就绝非偶然，体现了他的功底与功力。这样的课题，不是每个人都能做且都能做好的，我乐意看到他们在编年体史书方面有更多的著述，取得更好的成绩。
张闻玉 2007年12月26日 於贵州大学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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