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世界的史学著述，已经呈现一种划一的趋势，无论是在原来便有丰厚史学传统的中国，还是被人原来视为“没有历史的民族”非洲和拉美等地区，历史研究和写作的模式，基本都参照欧洲近代史学的模式。但有趣的是，在欧洲近代以前，抑或文艺复兴之前，欧洲历史的写作与其他地区，在观念、方法和形式上，均有一些可比之处。那么，欧洲史学的近代化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一 博古学与历史学
博古运动是欧洲人重拾、重建古典文化的一个产物。博古研究的目的是收集各种古物，它综合了考古学、民族学、古文献学、比较语言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的方法。对于博古学家而言，他们对古代的兴趣，没有任何止境；但凡一切与古代有关的事物，都可以成为他们关注的对象。
博古运动兴盛的原因，像其研究手段一样多元和多样。文艺复兴的起始，固然以恢复古典文化为宗旨，但其发展的结果，则让欧洲人看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因而使他们不再把中世纪以来形成的制度和观念，视为理所当然和神圣不可侵犯。由此，欧洲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的时代，为一种被当时人称为“皮浪主义”，也即极端怀疑主义的风气所笼罩。其实“皮浪主义”这一称呼，也是人文主义和博古运动的产物。
皮浪主义的流行，让欧洲人冲破了传统的思想枷锁，从而敢于思考、敢于质疑、敢于探索。以历史写作而言，中世纪流行的世界、普世的编年史，便逐渐为以民族为主题的史著所取代。中世纪编年史的编写，编者大多为足不出户的僧侣，其采用的史料，除了圣经、福音书等教义以外，大都是一些传闻和二手著作。而且，因为他们处理的题材是普世的历史，以求揭橥上帝的神意，所以采用二手的材料，也就无可避免。但宗教改革以后，许多教会认可的宗教经典都受到了怀疑，其权威性受到了挑战，那么这类展现神意史观的著作被逐渐取代，也就自然可以理解了。
但即使被有所取代，普世史、世界史的著述仍有市场。这里有至少两个原因。第一是虽然天主教会受到重创，但仍然存在并在伺机反扑，而新教徒虽然挑战并脱离了天主教会，可他们的宗教信仰依旧，仍然坚信上帝的存在和上帝创世的理念，所以如何在人类历史中寻求和证明上帝的神谕，仍具吸引力。第二则与历史学的功用有关，即人们如何看待历史著述的社会作用，也即历史著述到底是为了鉴往知来还是为了保存记忆。在古代，历史叙述基本按照时间的顺序展开，而到中世纪，受到基督教史观的影响，史家更加重视纪年，希求从时间的流动中描述历史的演变。而无论是叙述体和编年体，史家记录事实，基本都是为了说明、解释一些现象。由此，至少在15、16世纪的欧洲，历史著述与博古研究十分不同。博古学家虽然喜欢过去，但不注重时间的流变；他们只想对某件古物，做系统的探究。且博古学家注意的是事实，而不是事实对于历史叙述的价值和意义。
所以历史学与博古学之间，在当时存在某种张力。当时的史家注重其著作的可读性，对于事实的真伪，没有特别在乎。他们往往根据残缺不全的古代文献，模仿古人的文笔来叙述历史故事，常以讹传讹。而博古学家则对事实做详尽、系统的考订，特别注重真伪。他们往往质疑古代作品的真假，再用实物史料来对此加以验证。这种张力也表现在个人身上，当时有不少学者，既从事博古的研究，又撰写历史类的作品。可是他们视这两种工作为不同的种类，并无意将它们加以整合，即将历史写作置于详实、可靠的事实基础之上。故16、17世纪，历史研究和历史著述，抑或博古学与历史学，尚是两种学问。博古学家与历史学家的差别，与学者与文人的差别相近。
二 传统史学的终结
博古运动的开展和皮浪主义的盛行，让人们突破传统的权威，注意追求知识的真伪，也让史家看到事实对于历史写作的重要性。到了18世纪，博古学与历史学开始出现合流的趋向。这一合流，以历史学家吸收博古研究的成果，力求将自己的叙述建立在可靠的事实基础上为特征。这一做法使传统史学渐渐走向终结。
14、15世纪的学者们对历史方法本身的探讨表明，他们不再视传统的史学写作模式为典范了。17世纪的欧洲学者开始注意历史著作的真伪，与文艺复兴想恢复古典文化自然有关，甚至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因为在长达千年的中世纪，出现了不少伪作和赝品——既有托古之作、也有以假当真或者真假混杂。如果只是为了欣赏古人的文笔，这些作品的真实性就不是太大的问题。宗教改革之后，天主教和新教两派争论激烈，历史文献的真实性便成了论证的关键。所以博古学者之中，既有新教徒，又有天主教徒，而且后者还居多。新教挑战了教会，使得天主教处于守势。为了反击，他们更需要运用慎密严格的方法，对各种文献做详尽的考证，以求捍卫教会的立场。
博古学、历史文献学的发展，使人感到应该采取研究的方法，将历史的写作建筑在详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之上。博古学和历史学这两种原本不同的学问，开始走向汇合。一方面，经过人文主义者的努力，古典史学获得重生，人们相信能古为今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发现，其实古今不同，古典史学提供的经验教训，并不适合已经变化了的时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17世纪欧洲已经见证了科学革命的成功。这一成功对文艺复兴初期人们一味崇古的思维，产生了剧烈冲击。另一方面，批判、考订史料手段的完善和对历史真相兴趣的极大增强。这两者相辅相成：正是因为有了确证史实的手段，人们才增强了对历史真相的兴趣，而这一兴趣的增加，又有助于进一步探究和完善考订史料真伪的方法。
17世纪的学者们已经认识到，历史学必须增强其研究性，不能只追求措辞华丽、故事动人，以求以古鉴今，而是要寻求真实的历史知识。法国学者皮埃尔·贝耶尔的《历史和批判辞典》的问世则表明，历史著述不再是修辞学的附属，而成了一门独立的学问抑或科学。传统史学由此也就走向了终结。
三 历史哲学的兴起
如果说贝耶尔的《历史和批判词典》是皮浪主义的一个实践，那么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则是17世纪欧洲人对于传统和过去采取极端怀疑主义态度的写照。那么，怎样怀疑、又如何思考呢？笛卡尔等人指出，就是运用上帝赋予人的理性。故他们都注重探究方法论，也即人们如何运用理性来寻求、获取和整理知识。培根提出经验主义，要从搜集、整理和归纳事实出发获取知识。笛卡尔则更进一步，提倡理性主义，即在感性的基础上，再用理性来建构知识体系。笛卡尔强调认识论中的理性作用，似乎与培根相对，其实他们都重视经验，摈弃已有的书本知识。笛卡尔之强调运用理性，并不等于排斥经验。他提出“我思故我在”，似乎是唯心主义的，但其实他所注重的思考，并不等于冥思玄想，而是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然后他又指出，光靠经验不够，还必须运用天赋的理性和良知来真正获取真理。这种以探求真理为目的的学问，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无论强调经验还是重视理性，目的都是一个，即质疑传统的知识体系，希望对此进行革新和改造。彼时已产生了一个共识，就是要运用人自己的智慧和理性，解释人类历史的走向、阶段和规律。历史哲学在那时出现，也就势所必然了。
意大利维科著的《新科学》，被后人视为是历史哲学的一本开拓性著作。是书在许多方面启发了后人对历史的哲学思考。他认为，上帝的确创造了万物，但之后的人类世界，则基本是由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因此人类自身必须对这个世界做出总结和解释。此后，几乎所有的历史哲学家都以此为前提建构自己的理论。维科《新科学》的原标题是“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这一标题有两方面含义，第一是人类的历史由各个不同的民族组成；第二是这些民族的历史具有共同特征，因此可以概括和总结。探讨人类社会的不同及其产生的原因，以后成为历史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
维科的《新科学》，虽写于17世纪，但到18世纪才出版，其重要性也到后来才逐渐为人所清楚认知。18世纪的学者“发现”维科、看重维科，其原因就是维科所阐述的许多观念正是他们自己所关注并努力想加以论述的。德意志学者赫尔德便是其中一例。他阐发的历史哲学，与维科的理论有不少类似之处。他们最大相似之处有三：一是他们都从文化、思想和语言的角度，考察并论证人类历史的演进；二是他们都认为，这一演进经过了三个阶段；三是他们的历史哲学，都试图对所有已知的人类历史，加以总结和概括。不过，他们观察问题的侧重点有异。维科注意到了各个民族特性的不同，但他最想发现的是他们之间的共同性，而赫尔德则关注民族特性的不同，而且做了分析和解释。赫尔德认为，如果历史会不断进步，那么这种进步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时间性和个别性。并非所有的民族都会同时进步并获得类似的成就。
18世纪是启蒙运动的盛期，而启蒙运动正是欧洲思想家大解放的时代，是近代欧洲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启蒙思想家以法国为主，但又在欧洲其他各地引起了反响，既获得支持，也受到批评。那时的历史哲学家，几乎无一例外，都倡导从文化、思想的角度来考察历史的进步，突破原来偏重政治、军事事件的传统。另外，启蒙思想家的历史哲学，都在继承和发扬彼得拉克的历史发展三阶段论的基础上，强调和阐发历史不断进步的观念。
但相信历史的进步，并不等于他们对进步的看法持有一致的意见。法国启蒙思想家对于中世纪的传统文化，采取了激烈的否定态度，并以此来论证他们的历史进步观点。伏尔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对于以往的史学传统，持有全面否定的态度。既反对用神意来附会、解释历史事件的中世纪史学，又不满修昔底德式的政治、军事史，亦不主张轻易地接受、转述古人的著作而不加批判。历史著述必须搜集并删选可靠的史实，他希望历史著述成为一门研究的学问。伏尔泰否定中世纪的做法，也影响了法国的“百科全书派”，他们想用新的研究手段，重新建构一个近代的知识系统，彻底否定中世纪的文化和学术传统。
与上述法国的学者相比，维科、赫尔德对于历史进步的看法，显然有明显的不同。他们对于这些法国学者抬高理性，认为理性是创造文化的唯一手段的立场，颇有保留。所以赫尔德强调历史的进步，不但带有民族的特色，而且有时间上的先后，即在各个历史时代，均产生了具有独特价值的文化，不能完全漠视、一概抹杀。德意志学者承认理性的重要，但同时他们也指出，与理性相对的感性、感情和主观的因素，对人的活动同样重要，因此同样有其价值。
四 吉本与启蒙史学
从民族的立场研究历史和对历史的进程进行哲学思考，这些都是18世纪出现的新气象，也证明欧洲史家已经渐渐走出了传统史学的藩篱。伏尔泰倡导文化史，固然想证明法兰西文明的光荣，但也表现了一种新的历史态度，即希望在历史现象的背后，发现和描述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整体历史变迁。不过，彼时的史学旧貌换新，并不等于说传统史学中所关心的主题，已经荡然无存，它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而存在。比如对自身民族历史的兴趣，显然与前人研究古代和中世纪的文化和制度，有着必然的关联。毕竟，历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人们对其基本性质和功能的理解和看法，不但古今相类，而且在各个传统文化中也没有根本的差异。
所以，我们检讨18世纪以来欧洲史学的变化，也许不必在历史学性质是否改变的问题上用力过多。我们应该注意更多的是研究历史的方法和表述形式在那时出现的变化。探讨历史研究的方法和历史著述的形式如何革新，也会有助于我们认识近代史家对待历史的态度，如何随之发生了一些必要的调整和变更。博古学、历史文献学和考古学的蓬勃兴起和发展的重要目的，就是要批判和审查以往的知识体系。
18世纪的欧洲史学，以方法论的突破为主要目标。确切一点说，历史写作需要揭示真相，这是古往今来的共识，但如何企及这一目标，并用恰当的形式表现，除了运用严谨的批判方法，还需找到合适的表现手段。伏尔泰的文化史，就是尝试革新历史写作方式的一个尝试。但除了极偶然的情况，伏尔泰在书中没有对他所依据的史料，加以注释和说明。换言之，伏尔泰的历史著作，尚没有采取近代历史著述的形式。
伏尔泰在当时有不少崇拜者和追随者，而其中之一就是爱德华·吉本。像伏尔泰一样，吉本相信今胜于昔。他的杰作《罗马帝国衰亡史》，似乎就是在论证伏尔泰认为中世纪一无是处的观点，并加以分析和说明。在写作形式上，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又比伏尔泰的著作更进一步，不但文笔优美、体系磅礴，而且还用脚注的形式，努力呈现历史文献学的研究成果。吉本的写作主题和精彩叙述，让人看到史学作为修辞学一门这一传统的持久影响，但他注重史料考证并加以注明的形式，又展现了他严谨的考证方法及其成果。既熔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为一炉——集“信”“达”“雅”为一身，又对历史进程进行了理性的哲学分析和思考。故吉本被视为18世纪欧洲最伟大的历史学家。
用理性的方法考证史料、用理性分析的方法重构历史，这是启蒙史学的特征。吉本是这一方面的杰出代表，而他也有不少同道者。休谟和佛格森都是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史家威廉·罗伯逊也在“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据点爱丁堡大学长期任教、任职。他虽不是该运动的核心人物，但他的多部历史著作也像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一样，成为启蒙史学的代表性作品。
“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兴起，表明源起于法国的启蒙运动已经在欧洲各地蓬勃展开。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18世纪的思想家普遍认为，人类的历史也可以通过理性的研究，找出其中的发展规律。而历史进步的观念，便是他们解释历史演化的一条法则。这一历史的进步，既是普遍的、为全人类的历史所遵守，又是特殊的、体现在单个民族的历史进程中。同样相信历史的进步，休谟和其他英国学者的观点，又与法国学者不同（当然法国学者中间，也有分歧，比如卢梭就持不同的观点）。到了18世纪后期，伏尔泰等人阐述的进步观念，为孔多塞接受并做了更为详细的解说。孔多塞因此成为历史进步观念的代言人。休谟等人也重视史料的可靠和史实的准确。他们的著作中，剔除了迷信、非理性的成分。同时，使用注释说明史料来源、鉴定史料价值，已经慢慢成为学者的共识。在18世纪走向终结时，近代史学在观念、内容、方法和形式等方面，已经基本成型。
摘自《北京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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